崇本抑末的消極影響

中國古代把經濟結構劃分為“本”和“末”兩大部門。“本”指的是農業，“末”指的是工商業。國民經濟結構的這種劃分，一方面，它是我國封建社會生產力水平和社會分工的反映，它表明我國當時的工商業已經有了廣泛的發展，但農業仍然是決定性的生產部門;另方面，它又是人們對農業和工商業價值觀念的反映，把農業生產看成是國家興亡所系，是治國的根本大業，而把工商業則視為視禍國病民之源，是微不足道的卑賤末業。于是，他們把“事本禁末”定為宏觀管理的國策。在他們看來，凡能集中民力使之專門從事一種事業的活動，國家就會強盛;凡能重視農業生產而禁止工商業的發展，國家就會富有。即所謂“治國能摶民力而一民務者強;能事本而禁末者富”。“事本禁末”政策始于戰國，盛行于西漢，沿襲于整個封建時代。在秦代稱之為“上農除末”，在漢代稱之為“崇本抑末”、“驅民就本”，后來又稱之為“重農抑商”，凡此等等，只是提法不同，實質未變。他們都把工商業和農業看成是水火不相容的對立物，力主對工商業進行大張撻伐，除盡禁絕。禁末政策實施的直接后果，便是單一的農業經濟結構在國民經濟中始終占地位，它的影響所及，自古到今，直至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

需要說明的是，歷代王朝雖然崇尚事本禁末、重農抑商，但并不是所有一切工商業都在抑制之例。封建國家自己直接經營的工商業，非但沒有禁止，而且還受到政府的保護，凡有關國計民生的重要產品，如糧食、金銀、銅鐵、食鹽、絲綢、茶葉、酒類等，都是國家經營的對象，有的經營部門和產品，還為封建政府所壟斷。可見，所謂抑商，并不是抑制官商(即國營工商業)，而旨在抑制私營民間工商業。國營工商業是抑制私營工商業的物質支柱，如果沒有它，是很難抑制私營工商業的，事本禁末政策也就落空了。

崇本政策，從戰國到秦漢兩代這段時期內，在歷史上無疑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在明代中后期，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開始孕育和成長的時候，歷代封建統治者所推行的重農抑商政策，就愈來愈顯示出其對社會經濟發展的障礙作用。

歷代封建統治的“抑商”政策，大抵采取如下一些措施：從政治上和社會地位上岐視，壓制工商業者：頒布律令，嚴格限制商賈的經營活動范圍;加重稅收，濫行攤派，恣意搜括商業資本等等。其結果，往往使“市井富室，易興易敗”，再加上每經一次戰禍洗劫之后，社會工商業大都出現一派凋零破敗的景象。在以地主經濟為主的封建制度下，人們多視商業為畏途，而土地則被看作是最為不擔風險的財產，又能源源生租。因此，許多以經商致富的大商人，寧可把積累的大量貨幣，用來置備田產作為歸宿，即所謂“以末致富，用本守之”。其社會后果是商人資本難以轉向工業資本，自然經濟不能迅速瓦解，使封建社會得以長期延續達數千年之外。可見，崇本抑末的傳統政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進程起著消極影響的作用。它告誡人們;我們必須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去觀察經濟現象，制定經濟政策，不能只強調一面，而去否定另一面。不能只重視農業，而忽視工商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