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該出現的“舊型正規化”

1940年，陜甘寧邊區教育領導發現了教育領導部門脫離根據地政治經濟和人民生活，實際在根據地推行“普及教育”和“強迫義務教育”的錯誤偏差。為扭轉這種局勢，在下半年陜甘寧邊區教育廳召開的三科長會議上，他們提出了“決定精簡，合并學校，重質不重量”的新措施。具體辦法是：每縣寧可取消十個普小，一定要辦好一個集中完小;每個學校不滿二十或三十人，不準開辦;年限、年級、開學放假等制度必須“整齊劃一”。其他根據地也都相繼提出了大力“整理小學”，要求“統一正規”。晉察冀邊區于1940年6月召開了第一次文教會議，頒布了“小學校暫行辦法”，之后又制定了“整理小學的辦法”。1941年，對全區小學普遍進行了統一的編級測驗，重新編級分班，除合并一部分初小外，“高小與中心小學合并為中心完小，每年只準學童一次入學”。在學校形式上，由于抄襲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套制度和課程，加上規定五里內的學校合并，不足二十五人的學校合并，尤其還規定學校要有單獨的教室、宿舍、游戲場等，可想而知，這種“正規”的學校在當時貧窮的根據地是很難普遍設立的。實施的結果，一個鄉甚至一個區以上才有一所學校，多數在讀生都得離家住校，既不能參加家庭的生產，反而還要加重家庭的經濟負擔，實際上，這樣限制了貧窮家庭的子女入學。對教育內容，也提出了正規化的要求，不少根據地還根據這種正規化的精神重新編輯了小學教科書。以陜甘寧邊區為例，這個時期的教育內容，由抗日為主轉而以科學為主，而這種科學的內容與群眾的生產生活需要脫節，教師只是講很多當時當地還沒有的火車、輪船、電氣機，而不是講根據地人民迫切需要的科學知識，只是大講遙遠的太陽系，而不講生產和生活必需知道的自然常識、婦女衛生等。這樣教出來的學生，就想脫離生產，脫離家庭。有的完小畢業后，就有輕視勞動不愿務農的心理;而女生讀完完小，就有家庭不和、鬧離婚等現象出現，其影響所及，破壞家庭關系，也妨害群眾的生產，與邊區的生產建設要求大相徑庭。

教育是為社會的政治、經濟服務的。學校的形式以符合本社會本地區政治經濟實際，有利于兒童受教育，方便群眾，使群眾從辦教育受教育中得到利益。教育內容更應直接為政治經濟服務，應以社會的政治經濟需要、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需要為主。而當時根據地的教育工作者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思想嚴重，使得當時的教育并沒有從根本上擺脫“普及教育”和“強迫義務教育”的錯誤，反而走向了另一個極端——“舊型正規化”。結果辦學形式忽視農村經濟特點和生活環境，實際上限制了兒童入學學習，教育內容脫離根據地政治、經濟和人民生活實際，背離了為抗戰服務、為生產建設服務的教育工作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