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起義的失敗

明末政治腐敗，剝削加重，災害頻繁，民不聊生。農民起義，此伏彼起。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就是在這時發展起來的。

李自成(1606—1645)，本名鴻基，米脂李繼遷寨(今屬陜西)人，農民家庭，童年時給地主牧羊，曾當驛卒。崇禎二年(1629)，李自成起義為闖王高迎祥部下的闖將。崇禎八年(1635)，滎陽(今屬河南)大會時，李自成提出分兵定向、四路攻戰的方案，受到各部領袖贊許。次年，高迎祥犧牲，李自成繼稱闖王。崇禎十一年(1638)，他在潼關(今屬陜西)戰敗，僅率劉宗敏等十余人隱伏在商雒山(今河南、陜西邊區)中，次年出動。崇禎十三年(1640)，又在魚腹山被困，他以五十騎突圍，進入河南。

當時中原地區災荒嚴重，階級矛盾極端尖銳，李自成用李巖等提出“均田免糧”口號，他還規定：戰士不準收藏白金;繳納物品歸公;行軍不住民房，自帶帳篷宿營;損壞莊稼，嚴厲處罰;公平交易，平買平賣;不濫殺人，不奸淫婦女，提出“殺一人如殺我父，淫一婦如淫我母”。受到廣大民眾的歡迎。李自成作風民主，上下平等，大決策和部下討論決定。他平日生活簡樸，粗茶淡飯，食不兼味，與戰士同甘共苦，保持勞動人民本色。這些符合被剝削、被壓迫勞苦大眾的愿望。部隊發展到百萬之眾，成為農民起義的最大主力軍。崇禎十六年(1643)，李自成在襄陽(今屬湖北)稱新順王。同年，在汝州(今河南臨汝)殲滅明陜西總督孫傳庭的主力，乘勝進占西安。次年正月，建立大順政權，稱大順王，年號永昌。起義軍乘勝前進，于三月十九日，攻進北京城，明崇禎帝見大勢已去，吊死在煤山(今景山公園內)，明朝被推翻，起義軍取得了攻破明王明京城的大勝利。

但是，起義軍進入北京城后，內部發生很大變化，有的將領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產生麻痹輕敵思想，忽視了地主階級猖狂反撲的危險;有的進城后蛻化，不能抵制金錢酒色的侵獨，逐漸消失原來的革命意志;也有些士兵，以為勝利到頭，盼望回家務農;特別是混進起義隊伍里的牛金星乘機破壞，勝利果實被滿族貴族和漢族地主官僚篡奪了。原明朝山海關守將吳三桂借口愛妾陳圓圓在北京被擄而投降了清軍，并引清軍入關攻擊農民軍，李自成親率軍隊出發，在山海關被吳三桂和清軍夾擊失利，退回北京并向西撤走。五月一日，清軍占領北京。

清軍分兩路進攻陜西，農民軍在潼關、延安接戰，先后失守。李自成放棄西安，率軍轉入湖北地區，經襄陽，突進武昌。永昌二年(1645)四月下旬，農民軍到通山縣九宮山(今屬湖北)地方，李自成只率領二十余騎親兵，離開大隊人馬，進山察看地形，突然遭到地主武裝力量的襲擊，李自成不幸犧牲，年三十九歲。他的余部將領又繼續堅持抗清，戰斗了十九年。

李自成起義軍攻進京城后，勝利沖昏頭腦，被金錢酒色腐蝕，在內外勾結的敵人反撲下，斗志消沉而敗退，察看地形時又不警惕，反被地主武裝偷襲而身亡。這是我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民起義軍的最大教訓!

由于階級的局限性，李自成對復雜多變的形勢和艱巨的任務缺乏清醒的認識。他的失誤首先表現在政策上，打擊面過寬，對原明朝官吏普遍進行嚴刑追贓，沒有注意斗爭策略。忽略了生死攸關的軍事斗爭任務。主要將領忙于追贓，文官忙于籌備登基典禮，等待加官進爵。其領導集團還沾染上享樂腐化的思想，主要領導人搬進原明朝貴族勛戚的豪華府第，歌舞酒宴;許多士兵渴望回家種地，斗志消沉。原有的良好軍紀也逐漸敗壞，出現了擾民現象。第二，更重要的是，面對迅速而來的巨大勝利產生了驕傲自滿的情緒和輕敵麻痹的思想。對于江南明朝殘余勢力，認為“傳檄可定”，只派少數軍隊南征;對吳三桂所處的地位及其向背問題，沒有足夠的重視。一方面派人招降吳三桂，一方面又觸動其家人和在京的利益，結果使吳三桂勾結滿族貴族入關，聯合進攻農民軍。

李自成領導的明末農民起義的失敗，再一次說明了：在中國沒有先進階級領導的農民戰爭是不可能成功的。因為農民階級畢竟是由小生產者形成的，它受著落后的生產方式的限制，因而不可能解決其起義斗爭中所需要解決的許多重大問題。分散經營的個體經濟使農民階級很難取得一致的意見，很難在起義斗爭中建立一個統一的領導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