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紫人物簡歷簡介,葉紫文學代表作品介紹

在風云激蕩的三十年代，葉紫——一個只活了二十八個春秋的青年作家，在只有短暫的五六年寫作生涯中，發表了近二十萬字的短、中篇小說和散文作品，集中、鮮明地描繪了大革命時期和三十年代農村尖銳的階級斗爭和黨領導的農民運動。他那些凝結著血淚和愛憎的作品，以強烈的戰斗性為基本特色，在當時的國內外產生了顯著影響，使他成為“左聯”時期重要的革命作家之一。他，不愧是我國無產階級文學星座上一顆永遠閃耀著熠熠光亮的明星。

一、苦難的青少年時代

葉紫，原名余鶴林，曾用名字還有：余昭明、余繁、湯龐。葉紫是他發表《豐收》時，第一次使用的筆名;《豐收》震動文壇后，他便以葉紫為名。其他筆名有阿芷、阿止、楊鏡清等。他1912年出生于湖南省益陽縣月塘湖鄉的余家垸子。這個只有幾戶余姓人家的小村，離縣城十余華里。葉紫家鄉山明水秀。但是這里的貧苦農民，同樣受著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影響，受著寄生在這里的許多官僚地主的壓榨，過著饑寒交迫的窮困日子。在葉紫出生前一年，辛亥革命爆發了。雖然革命摧毀了腐朽的滿清政權，但革命政權很快落到了代表帝國主義、封建買辦階級利益的北洋軍閥袁世凱的手中。革命失敗了，民主革命的基本問題——土地問題沒有解決，廣大農民仍處于水深火熱之中。

葉紫的父親余達才，早年曾種過田，賣過布，撐過船，教過私塾。葉紫的父母生育了十二個兒女，因家境貧寒，缺醫少藥，只有葉紫和他的兩個姐姐活了下來。但從葉紫記事時起，他父親已是桃江馬跡塘鎮的團防局長，所以葉紫后來回憶童年生活時，說他“是一個小官吏家中的獨生嬌子。”

溫馨的童年 六歲的葉紫進了蘭溪高等小學，全家為他遷居蘭溪鎮。他特別受到父母的疼愛，刮風下雨，嚴寒酷暑，可以不去上學;他更不知柴米艱難和世態炎涼。一年年，過著無憂無慮，充滿著愛的溫暖的童年。

他十二歲小學畢業后，即進入了長沙岳云中學。學校離他故鄉約二百里路程。起初，他過不慣寄宿生的生活，竟在宿舍里躺著哭了四五天;后來，是訓育先生和一起的同學撫慰他，教他看書、游戲，才逐漸嘗到其中的樂趣。在校期間，葉紫熟讀了李白等詩人的許多詩文，也知道了哥倫布、牛頓等外國科學家的偉大發現，對未來做著各種玫瑰色的甜美的夢。他幻想著做大官兒，做大發明家，大詩人，或者做一個出風頭的體育家……總之，他渴望成為一個不尋常的人物。他在追求中，度著最幸福的中學生生活。應該說，他后來在革命文藝道路上，執著追求創造的剛強個性，是從這時開始孕育的。

風云激變的年月 1926年春天，葉紫剛十四歲，才讀了兩年中學。這時，湖南工農群眾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廣泛組織起來，開展革命斗爭，長沙成立了湖南人民臨時委員會。工農群眾直接起來配合北伐軍，積極參戰。革命象一股激越的洪流，席卷著整個湖南城鄉。葉紫的家鄉、家庭跟著卷入了這股洪流。正如他后來回憶說： “時代的洪流，把我的封建的、古舊的故鄉，激蕩得洗滌得成了一個畸形的簇新的世界。我的一位頂小的叔叔，便在這一個簇新世界的洪流激蕩里，做了一個主要的人。爸爸也便沒有再做小官兒了，就在叔叔的不住的恫嚇和‘引導’之下，跟著卷入了這一個新的時代的潮流;痛苦地、茫然地跟著一些年輕人干著和他自己本來志愿完全違反的事。”這里所說的小叔叫余璜，共產黨員，益陽縣農民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擔任縣農民協會副會長兼工農自衛軍總長。父親擔任縣農民協會的秘書長;年僅十八歲的小姐姐余世民，擔任縣婦女聯合會會長;大姐余裕春，任蘭溪婦女聯合會會長，據說，還曾任過三天益陽縣的女縣長。葉紫在小叔的“進攻”下，被從“讀死書”的中學里叫了出來，參加了力所能及的宣傳活動，后又被送去武漢軍事學校三分校學軍。

1927年，繼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叛變之后， 5月21日，湖南反動軍官許克祥在長沙發動反革命的“馬日事變”，殘酷地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五月間的一天，葉紫家鄉益陽縣團防局反動頭目曹明陣，派出團丁突然襲擊葉紫的家(益陽縣徐家宗祠)。葉紫父親看到敵人抓走他的小女兒，不禁暴露了自己，準備用自己的生命營救她。結果連同妻子在內，三人一齊被捕。如果說，葉紫父親最初參加革命是不自覺的，而在革命處于危難時候，卻能毅然挺身而出，義無反顧，這充分表現了他那勇于獻身的精神。他的行為對葉紫性格的形成，有著深遠的影響。我們從葉紫后來的回憶中可以明顯地看到，他對父親有著熱烈而深沉的愛。

事變后，葉紫的小叔余璜，很快轉移出去。幾年后，他擔任了紅軍師長，和他愛人一道在洪湖壯烈犧牲，遺下一子，由當地農民收養。葉紫的大姐則剃光頭發，女扮男裝，在婆家親友的全力掩護下，幸免于難。

葉紫在武漢聽到父、姐不幸的消息，急忙趕回家鄉。但他慈愛的父親和年輕的姐姐未能與葉紫相見一面，便壯烈地犧牲在反動派的屠刀、槍彈之下。他母親則因被傳陪斬，而精神失常，時好時發。曹明陣還不肯罷休，妄圖斬草除根，派人四處緝拿葉紫。幸好有后來成為葉紫妻子的湯詠蘭一家的極力相救，他才得以逃出虎口。

葉紫，一個剛剛十五歲的青少年，怎經得起這樣殘酷的打擊!他后來回憶道： “我象一個剛剛學飛的雛雁，被人家從半天空中擊落了下來!我的那小小的心兒，已經被擊成粉碎了!”然而葉紫是剛強的。他帶著母親的囑咐，懷著復仇的怒火，去浪跡天涯，尋找光明存在的地方。

飄零輾轉的生活 葉紫獨自離家時，懷里只揣著母親給的六十四個銅子，提著一個小籃子，放著幾本舊小說、詩文和兩套黑布褲褂。他先逃往長沙，年底逃出湖南，后輾轉于湖北、江蘇、安徽等地。先是找黨組織，找叔叔和同志，可是大革命失敗后，國民黨新軍閥實行白色恐怖，工農革命力量被摧毀、被打散了，革命轉入低潮，黨的領導只能在某些地區秘密活動，因而，葉紫要找到組織是困難的。他只好自己去瞎闖。為了殺掉他的仇人，毀平吃人的世界，他學劍仙、俠客， 當過乞丐，跑過深山古廟，拜訪過尼姑、和尚、賣膏藥和走江湖的人。但是，苦頭吃了許多，卻一事無成;他到軍隊里當兵，挨皮鞭、吃耳光，吃摻沙子的臭米飯，拚死命干，好容易變為二等兵，他一氣之下，悄悄逃出了火坑。

他還當過小學教員，替和尚抄過簽書等等。他挨餓受凍，彷徨痛苦，從大都市流落到小都市，由小都市流落到農村，又由農村流落到繁華的上海。在三、四年飄泊流離的生活中，他與下層人民為伍，見到了太平世界的許多奇聞。這為他以后從事文學創作，打下了堅實的生活基礎。

1930年底或1931年初，因黨領導的農村革命和文化革命逐步深入發展，葉紫也終于在上海找到了黨組織，參加了一些革命活動，還曾因此蹲過監獄。他把母親接出來同住，后又同湯詠蘭結婚，生活安定了下來。但是，葉紫內心郁積的太多的痛苦，使他一刻也不得安寧。他除了參加革命活動，還大量地閱讀文學作品。由傳統的舊詩文、舊小說，鴛鴦蝴蝶派的東西，一直讀到文學研究會、創造社、太陽社以及世界各國的翻譯作品，從中找到了斗爭的武器。

二、戰斗的文學——第一部短篇小說集《豐收》

1933年，是葉紫一生中最不平常的年代。他在上海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發表了成名之作《豐收》等短篇小說;參加了“左聯”，開始走上了從事革命文學創作的道路。

葉紫由于直接受黨組織的教育和革命實踐的鍛煉，很快確立了為全人類徹底解放而奮斗的崇高理想。他能夠自覺地運用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觀察、分析現實社會復雜的矛盾斗爭，把握社會發展規律，以指導自己的行動。這年春天，葉紫和好友陳企霞等人創辦了《無名文藝》旬刊。他在創刊號上發表了一篇發刊詞：《從這龐雜的文壇說到我們這刊物》，說明創刊目的和編輯方針。可以看出，他們辦刊，一是為了反抗書店老板對無名青年作者的壓制和迫害，二是為了團結更多的青年共同前進。對刊物內容，發刊詞雖然指出“絕對不涉及政治情形”，而另一方面卻痛斥了當時文壇中那些“頹廢的無病呻吟”、 “才子佳人風花雪月”，以及“守在象牙之塔”的脫離現實斗爭的唯美派;號召青年作家以文藝為武器， “老老實實地攀住時代的輪子向前進，在時代核心中，把握到一點偉大的題材，來作我們創作的資料。……共同來開拓一條新的出路。”巧妙地披露了鮮明的政治傾向性。葉紫的這一指導思想，從他在后來的《無名文藝》月刊創刊號上發表的處女作《豐收》，得到了印證。

《無名文藝》旬刊只出版了兩期，后改為月刊。葉紫為出版月刊，從組稿、審稿、編排設計、接洽印刷、發行，直至找社址、籌錢等等，花費了許多心血。當時最困難的是經費，最終還是因為付不出印刷費，只出了兩期就被迫停刊了。其時該刊銷路很好，曾產生過一定影響。

也是這年，葉紫在一次“左聯”召開的座談會上，認識了魯迅。此后，他與魯迅交往日益密切，特別是1934年至1936年間，他們除了在內山書店多次會面外，還有頻繁的書信往來，結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

魯迅作為文化革命的主將，他的關懷與培育，對葉紫的思想與創作有重要的指導意義。1933至1936年間，正是葉紫創作的旺盛時期。他寫的多數作品，都經過魯迅細心審閱、指導。例如魯迅于1934年10月21日給葉紫的信中，就對《夜哨線》的問題，提出了很具體的修改意見。葉紫的作品，思想性、政治性很強，如果沒有魯迅的幫助，是難以在“摧殘中”迅速出版的。魯迅不僅親自把葉紫的第一個短篇集編入奴隸叢書，還為其寫了序言，給予高度的評價，寫下了“文學是戰斗的”的名言，使得葉紫及其作品在國內外讀者中產生重大的影響。我們從魯迅給葉紫夫婦的十多封書信里不難看到，他對葉紫的關懷是多方面的。他從創作上的具體指導，到親自安排處理葉紫作品出版的排印、插圖、銷售，以及代收轉稿費，真可謂無微不至。

當時，葉紫一家擠住在法租界的一個亭子間，過著貧困的生活。全家祖孫三代四五口人，沒有一張桌椅，除老母有一張帆布床外，其余都睡地鋪。這時的葉紫，已身染肺病，身體消瘦。他不但得不到補養，反而常常餓飯。為了糊口，他堅持坐在地鋪上，用衣箱當桌子，苦熬著寫作，還擠出時間去小學任教。魯迅對葉紫的拮據情況了如指掌，在信中固有“即頌餓安”之句。為此，魯迅也盡可能將自己節余的版稅，資助葉紫;直至1936年魯迅病危之時，還給因患肺病和肋膜炎而住院的葉紫寄錢。所以葉紫在醫院聽到魯迅逝世的噩耗時，不禁失聲痛哭了!后來葉紫寫了一篇《哭魯迅先生》，追悼“偉大的導師、偉大的朋友……偉大的民族的魂魄”!

1933年5月，葉紫完成了短篇小說《豐收》之后，連續寫了《火》、 《電網外》、《夜哨線》、 《鄉導》，連同次年寫的《楊七公公過年》共六個短篇小說，匯編成《豐收》集，于1935年出版。這是葉紫的第一個短篇集，也是他的代表作。

這些作品，大都以1927年大革命失敗至三十年代初，湖南農村階級斗爭、農民生活為題材。這個時期是中國社會黑暗動亂的年代。國民黨法西斯反動統治剛剛確立，大地主、大官僚就開始加緊對工農群眾巧取豪奪，帝國主義的侵略魔爪也乘機伸向農村。長期遭受軍閥混戰破壞的中國農村，農民剛有了“喘息”的機會，就又被投入苦難的深淵，農村經濟陷于更加破產的境地。農村階級矛盾日益尖銳，黨領導的農村土地革命迅速深入地發展。葉紫親身目睹過農民的苦難與抗爭，飽嘗過血雨腥風、顛沛流離的痛苦，農民的前途命運問題，必然要引起他的特別關注。《豐收》集以他特有的感受和獨特的色調，從不同角度，真切地描繪了農民在軍閥地主豪紳的殘酷剝削和壓榨下，家破人亡的悲慘情景;深刻地揭示了農村破產的社會根源;生動地展現了黨領導農民革命的宏偉畫卷，在反映三十年代農村現實生活方面，作了新的內容深刻的思想開掘。

《豐收》是葉紫最有影響的作品。它以洞庭湖畔農村為背景，主要描寫佃農云普叔在水深火熱中掙扎的悲劇。連年的兵災水旱，相繼奪去他父親和兒子兩條生命。但他仍不自綏，而是頑強地與命運抗爭。 “希圖有個轉運”，他賣掉了僅有的一所房子，加種了地主何八爺的七畝地。他磕頭、作揖，高利借貸，還不得不忍痛賣去唯一的愛女英英，用換得的十九塊光洋，暫度饑荒。他又率領全家日夜拚命，抗旱排澇。終于，云普叔夢想的滿地黃金的世界來了，糧食奪得了前所未有的大豐收。可是谷子剛一進倉，糧價一跌再跌，地主、官僚、軍警催租逼捐，接踵而至。云普叔眼睜睜地看著自己辛辛苦苦種下的谷子，被一搶而光，到頭來反欠下三擔三斗五升捐款，怎么能不氣出一場大病! “豐收成災”，這是多么慘痛的情景!面對殘酷的現實，云普叔有如大夢初醒： “真有搶谷的強盜啊!”反抗的怒火開始在他心中點燃。他隱約地了解了兒子立秋組織眾人抗租斗爭的原因。《豐收》以深厚的現實主義力量，形象地表現了農民豐收反而破產的嚴酷事實，從而揭示了“豐收成災”的社會根源，即反動軍閥地主官僚的巧取豪奪。這就比一般描寫農民受災破產具有更深刻的主題思想，更令人深思。

在《豐收》的續篇《火》里，覺醒后的云普叔主動參加了黨領導的農民暴動。當曹家壟群眾向何八家沖去時，他敢于跑在最前面，敢于一口咬下老團丁的耳朵。可見農民與地主的對立，達到了何等尖銳的地步!可見貧農一旦覺醒，便是農村最革命的力量。作者還以強烈的愛憎感情，濃墨重彩地抒寫了農民運動的怒潮，有如“瘋狂了的大海”， “爆發了的火山”，勢不可擋!葉紫在這里熱情地歌頌了農民的革命精神。

《豐收》與《火》合起來看，非常完整地勾畫出一幅農民在苦難中掙扎、覺醒、抗爭，乃至加入革命隊伍的歷史畫卷，展示了武裝斗爭的光明前景，向貧苦農民指明了一條生路。

《楊七公公拜年》一文，寫的是貧農楊七公公一家因“豐收成災”，逃荒上海的遭遇：由于巡捕、警察的敲榨勒索，結果稻草被燒成灰燼，孫子病餓而死，兒子被捕判刑，楊七公公也在除夕之夜的爆竹、歡歌聲中凄涼地死去。他們仍然逃不脫饑寒交迫，家破人亡的厄運。作者從另一個角度，告訴讀者，天下烏鴉一般黑，逃離農村同樣沒有出路。只有團結起來反抗，才是窮人唯一的出路。

《電網外》以革命武裝攻打長沙為背景，通過描寫老農王伯伯遭受國民黨軍閥殘害的故事，控訴了匪軍對農民肆意搶劫、毆打、殺人放火，無惡不作的滔天罪行。葉紫逼真地描繪團防兵用機關槍掃殺無辜群眾的血淋淋大屠殺場面，并揭露了英日帝國主義勢力參與鎮壓的罪行。作者又從正面描寫了紅軍戰士英勇善戰，體恤群眾，熱心照護王伯伯的感人情景，與匪軍形成了強烈的對比，愛憎十分鮮明。這樣直接、大膽的暴露與歌頌，在三十年代文壇上，是罕見的，難怪《電網外》最初以《王伯伯》為題，發表在《文學新地》上，便很快在國內外產生了影響。

與《電網外》同月完篇的《鄉導》，也是一篇動人心魄的作品。英雄的母親劉媽，所以偽扮向導，把反動軍隊引入紅軍的埋伏圈內，也因她同樣有著“血海樣的冤仇”：她的三個兒子慘死在匪軍屠刀之下。

從《電網外》、《鄉導》，到描寫國民黨士兵忍受不了偽軍官殘害農民的罪惡而起來反叛的故事《夜哨線》，不難看出，葉紫力圖通過另一生活側面的具體描寫，進一步把“這是一個什么世界”，淋漓盡致地暴露出來，讓人們看清“世界整個兒都是吃人”的本質，從而挖掘出造成三十年代農民悲劇命運的另一個社會根源：國民黨反動軍隊勾結帝國主義勢力，對人民群眾、人民革命血腥屠殺與鎮壓。而這往往也是驅使人民覺醒、反抗的直接動因之一。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這在三十年代的農村，已經成為一種現實，葉紫作為一個革命現實主義作家，他能夠正視黨領導的農村土地革命和工農武裝斗爭步步勝利這一主要現實。革命的責任感，驅使他不僅著力描寫農民深重的災難，揭露社會的黑暗，而且描寫農民奮起反抗斗爭。他們或投奔紅軍，或團結起來暴動，或與紅軍武裝斗爭密切配合，形成雷霆萬鈞之勢，振撼著舊中國的大地，動搖了反動統治的根基。葉紫的《豐收》集，藝術地反映了大革命的影響，江西、湖南、湖北農民運動的高漲，老根據地和工農武裝的擴大和發展，極大地鼓舞著人民的斗志，對推進中國革命作出了貢獻。

小說深刻的思想內容，只有靠塑造成功的人物形象來體現，才具有撼人心靈的力量。《豐收》集里的人物，多數是形象鮮明、性格各異的“這一個”典型。

葉紫對農民悲苦的命運充滿著深切的同情，小說中的一些人物，是他“流著淚寫出來的。”因而，他能夠從生活實際出發，忠實地按照生活發展的邏輯，刻畫人物的心理活動。注意從農民共同的命運和不同的遭遇中，揭示人物的共性和個性，使人物更為真實，更富時代特點。

葉紫塑造的老一代農民形象最為成功。云普叔、王伯伯、楊七公公同屬三十年代初期破產的老實農民。他們共同具有我國農民忠厚善良、勤勞儉樸，頑強堅韌等傳統美德;但又由于綿延二千多年封建制度對人們思想的毒害，致使他們長期處于蒙昧的不覺悟的狀態，有著各種因襲的精神重負：迷信守舊、相信命運，盲目幻想等等。云普叔吃苦耐勞，長于農事，相信靠自己的勞動能換取一個溫飽。可是一生的苦難也使他變得麻木守舊。他懼怕天災，迷信“關帝爺爺的靈簽”， “鎮日祈禱天晴”， “抬菩薩求雨”;懼怕地主的剝削，卻看不清地主階級的反動本性。身為奴隸而意識不到自己的奴隸地位，對反動勢力存在幻想。他以為靠磕頭、作揖、 “辦打租飯”，便可以博取他們的憐憫。小說生動地反映出老一輩農民身上沉重的精神負擔，以及造成這種負擔的歷史淵源。然而，云普叔畢竟是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貧苦農民。葉紫把他放在這一獨特的歷史背景下，加以考察，把筆觸伸進他的內心深處，使他更富于時代色彩。他雖然相信命運，但又不完全順從于命運的擺布，有著與命運抗爭的頑強意志;雖然對地主階級存在幻想，可又潛在著不滿的情緒，意識到那是“一些極難看的面孔”;雖然怨恨兒子立秋不肯努力做功夫，而去和癩老大一起想什么反抗的“辦法”，可他畢竟是經歷過十五六年農民會的盛景，一旦幻想破滅，便迅速覺醒，看清了地主的“強盜”面貌和舊社會“吃人”的本質。他由對地主階級的懼怕轉為憎恨，進而迸發出強烈的反抗意識，這不僅與二十年代魯迅筆下的閏土不同，就是與三十年代茅盾筆下的破產農民老通寶相比也大不一樣。這并不奇怪。魯迅、茅盾和葉紫，都是嚴格地遵循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各自把人物置于不同的時代背景之中，按照不同的經濟地位、個人經歷和遭遇去考察、塑造人物性格，因而，他們筆下的人物必然呈現不同的時代內容和不同的個性，但卻顯示了同樣深刻的現實主義力量。

王伯伯有類似云普叔的生活道路和性格，但又有獨特的生活經歷和個性差異。他處于自耕農的經濟地位，有田園、瓦房，有家具、家畜，還有積攢的二十塊銀洋。他的自私落后、安分保守的思想比云普叔更濃重和頑固;他的覺醒歷程也更曲折和痛苦。開始他聽信謠言，認為紅軍成不了氣候，“同長毛一樣，造反哪，又沒有真命天子。”他反對兒子投奔紅軍，因而更怨恨紅軍。當國民黨匪軍放火燒他的房屋，他曾大喊“老子總有一天要你們的命的!”紅軍營救了他，使他認識到紅軍是好人。可是當紅軍撤離時，他卻舍不下田園和房屋，不愿跟紅軍走;以為還可以重過安心、太平的日子。直到目睹了兒媳孫子三人的慘死，才在這如雷擊頂的災難面前認清了罪惡的社會。然而他并沒有立即想到革命，而是在他絕望地套上繩索準備自殺時，才猛然醒悟，終于放開大步，“朝著太陽的那邊走去了!”葉紫步步揭示他的心理變化，較有說服力地反映出這一層農民思想轉變的復雜性和艱巨性，呈現出與云普叔不同的色彩。在這個人物身上，作者摒除了當時文壇存在的圖解概念的簡單化傾向，使他成為左翼文苑上一朵馥郁的奇葩。

楊七公公又屬于另一類型的人物。與云普叔、王伯伯相比，他已是由家庭主力降為輔助勞力的老年人，又有幾次去上海度過災年的經歷。他完全被舊思想習慣束縛，相信天命，安守本分，對身受的壓迫，逆來順受，毫不怨尤，安于“做穩奴隸”，沒有絲毫的反抗意識。雖然兒子的反抗行為，時刻攪擾著他的心，但他固有的愚昧、軟弱的性格，使他至死都無法擺脫舊的因襲的重負。葉紫“哀其不幸”，通過塑造他的悲劇性格，深刻地揭露了封建意識的頑固性和危害性，從而顯示了教育農民問題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給人深刻的啟示。

劉媽是一個革命母親的光輝形象。她的革命精神和階級覺悟，比云普叔、王伯伯鮮明強烈得多。她敢與匪軍斗智斗勇，使之受到毀滅性的打擊;在敵人屠刀面前，她堅貞不屈，微笑著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她的大無畏的獻身精神和樂觀剛強的性格，強烈的愛憎感情，奇特的革命行動，使她閃耀出革命理想主義的光輝，富有革命浪漫主義的氣息。這并不是作者隨意的拔高。小說對她的不幸遭遇雖然沒有展開來寫，但是作者通過描寫她的內心活動：她三個兒子的慘死、黃金洞三百多弟兄的被殺，這深仇大恨如何燃燒著她的心;她在極度痛苦時，不自覺地祈求“觀音菩薩娘娘”等，巧妙地展現了她過去的生活道路和成為革命母親的動因。這就使她更深地植根于生活的土壤，更加真實感人。

葉紫還較成功地塑造了青年一代的農民形象：立秋、福生等。他們大多與老一輩農民形象同時出現在作品里，形成鮮明的對比。開始，他們的思想行為得不到老一輩的了解和支持，相互間形成了代溝和沖突。這種矛盾，直到老一輩思想覺醒，才趨于統一，共同走上革命道路。《豐收》中的立秋，在大革命失敗后，有過“迷茫”的苦惱，但他能從積極方面去思考、探索農民的出路問題;有明確的階級意識和革命要求。他對田里不抱任何希望，采取消極的勞動態度，因而，在“做死了也撈不到自己一頓飽飯”，和“不做就沒有吃的”的問題上，與父親發生了分歧和沖突。他們一個清醒，一個糊涂;一個有自覺的階級意識，一個蒙昧無知，形成了強烈的對比。豐收之后，立秋堅決反對云普叔請“打租飯”，主張“自己收的谷子自己吃，不要納給他們……什么撈什子租，借了也不要給他們還去。”但云普叔固執己見，反落得了可悲的結局。這就從反面，充分肯定了新一代生活道路的正確。葉紫用對比手法，描寫兩代人不同思想性格的沖突，深刻地揭示了新與舊、先進與保守思想的斗爭，以及新生力量戰勝守舊力量的社會發展動向，體現了鮮明的時代特點，收到了較真切動人的藝術效果。

葉紫筆下的青年農民形象，總的講，不如老一輩農民形象豐滿、充實，但他們仍有各自的特點。尤其是立秋的坦率正直，沉著剛毅，福生的執著倔強，給人留下了較深刻的印象。

葉紫刻畫人物形象，調用了多種藝術手法。他嚴格遵循現實主義創作原則，注重“對現實關系”的真實描寫，把人物置于復雜尖銳的矛盾沖突的漩渦，在情節的發展中寫人物的成長或轉變的過程。《豐收》著重寫出云普叔一家與地主階級的矛盾，還有他們父子間的矛盾。各種矛盾隨著情節的展開，步步發展，交錯進行，從多側面逐步揭示了人物的不同性格特點，把人物寫得豐厚，有立體感。

葉紫善于描寫人物的具體行動和支配這些行動的思想情緒，用省儉的筆墨，生動地表現人物的精神世界。比如，他這樣寫立秋宣傳抗租斗爭：

“高鼻子大爹，笑什么?農民會你說不好嗎?”

“好，殺你的頭!你怕不怕?”

“怕什么啊!只要大家肯齊心，你沒有看見江西嗎?”

作者不僅寫了立秋的行為，更寫出農民會和井崗山紅旗如何照亮著他年輕的心。把思想和行動結合起來寫，人物的精神面貌便升華到更加完美的境界。

葉紫還較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寫，有意地深入到人物心靈的深處，去發掘和抒寫人物多種復雜的感情、精神氣質。這在《鄉導》中表現較為突出。他真實細膩地描寫劉媽的內心活動，寫她如何忍受肉體和精神上的痛苦，面臨大敵前的緊張、慌亂、驚喜、酸痛等復雜情感，使人物更加栩栩如生。在《豐收》集中，值得注意的還有真實動人的細節描寫。由于作者對當時湖南農村生活十分熟悉，因此，他對人物性格、 環境場面、矛盾沖突的描寫，能以富有特征性的細節描寫來體現。例如《電網外》通過“賑災”老爺為慌報災情，硬逼著王伯伯按手印的細節描寫，把反動官府瞞上欺下，魚肉人民的丑惡嘴臉，刻畫得入木三分。正是這些生動的細節，使人物、故事更富有生活氣息。

短篇小說篇幅短，更需要作家精心結構。葉紫善于根據表現人物性格、主題思想的需要，從現實生活中截取有典型意義的片斷，結構故事。《豐收》基本采用的是中國傳統小說常用的截取生活縱切面的結構手法，概括了從春到秋的較長的生活歷程，展開了農事的全場面，但作者又吸取了外國常用的截取橫斷面的結構手法，突出描寫借糧、賣女、抗旱、抗洪、秋收、請打租飯等幾個生活片斷。即大體按照先后順序，自始至終地敘述故事的來龍去脈，又不是平鋪直敘，一覽無余;正面描寫最精彩的場面，把次要的放在背面，給讀者留下想象的余地。這種結構有利于描寫人物性格發展的歷程，概括最豐富的社會內容。因此，茅盾曾稱贊《豐收》“是一篇精心結構的佳作”。《豐收》集其他各篇的取材各有側重。《鄉導》截取的是劉媽生命歷程最后的最光輝的生活斷面。時間不到兩天，全篇只有兩個主要場面。小說從迫近高潮時開始，通過人物自然的回憶，悲壯氣氛的渲染，交代出事件的原委，把復雜的前因后果描述得一清二楚。作品很少消極的介紹和解釋，而是積極主動地把矛盾沖突一步緊一步地推進，具有很強的藝術表現力。與《豐收》集各篇相比，這篇結構更謹嚴，內容更精要，更富有短篇小說結構的藝術特色。

葉紫雖然是帶著“渾身的創痛和所見到的人類的不平”，流著淚進行寫作的。然而，他的作品卻沒有絲毫憂傷、低沉和頹廢的情緒。《豐收》的六個短篇，由于作者用樸素、通俗、自然的語言，交織地描寫了農民的苦難與抗爭，希望與失望，歡樂與痛苦，因而字里行間充滿著悲憤激越的戰斗氣息，形成了樸實鮮明、剛健、明快的色調。這與二十年代大多用憂傷、悲涼的筆調，描寫農村凋蔽、農民苦難的作品迥然不同。作者在《豐收》自序里說： “這里面只有火樣的熱情，血和淚的現實的堆積，毛腳毛手。有時候，簡直象欲親自跳到作品里去和人家打架似的!”這極形象地道出了他的戰斗的藝術風格，概括了他的藝術個性。體現在作品里，便是那以血淚掙扎交織著火熱戰斗的畫面和憤怒迸發出的革命激情，組成的高昂悲壯的戰斗主旋律。這正是他的小說與眾不同的獨特之處。 “風格就是人。”作家的生活經歷和對生活認識的不同，在作品中表現的藝術格調也就不同，這是很自然的。葉紫在直接描寫云普叔一家春耕、抗旱和全村抗洪的勞動場景時，則著力于渲染勞動的緊張與痛苦，汗水滲和著血淚的悲劇氣氛。這與作者的生活經歷和對生活的認識有密切關系。葉紫的獨特生活經歷，使他深切感受到農民勞動的艱辛，盡管它寄托著農民求生的希望，但農民付出的血汗畢竟太多了，而結果往往又免不了餓飯。因此，他筆下的勞動場景、生活場面，較少出現歡快的氣氛，即使寫云普叔在豐收時的歡樂，也還攪和著失去女兒的苦澀。這一切與茅盾《春蠶》中勞動場景洋溢著緊張而又歡樂的氣氛，有明顯的差別。葉紫雖然也常常懷著美好的感情，描寫家鄉秀麗的山水田園，但也不如茅盾筆下江南水鄉那樣富于詩意。這表現了作家不同的藝術追求。

葉紫的《豐收》集，以深刻的主題，生動的人物形象和獨特的藝術風格，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學史上寫下了重要的一頁。作品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這是作家有較充分的藝術準備和不平凡的生活經歷的緣故。葉紫作品的題材都來自生活，而且大都是他親身經歷的生活。他說： “我現在的生活，全然不能由我支配。我精神上的債務太重了。我親歷了不知多少斗爭的場面。……凡是參加這些搏斗中的人，都時刻在向我提出無聲的傾訴，‘勒逼’我為他們寫下些什么……”的確，小說中的一些人物和情節，都有著生活原型。云普叔、立秋的生活原型就是他的親表叔、表弟。所以《豐收》中熔鑄了作者自己的苦難身世，傾注了作者真摯的感情，燃燒著作者愛與憎的火焰，有著堅實豐厚的生活基礎。

藝術是現實生活的反映，但又不是自然主義的翻版。作家必須對現實生活作高度的概括。葉紫在這方面是下了功夫的。《豐收》集的成功，反映了作家概括生活、表現生活的卓越才能。魯迅評價說：這里的六個短篇，都是太平世界的奇聞，而現在卻是極平常的事情。因為極平常，所以和我們更密切，更有大的關系。” “作者已經盡了當前的任務，也是對于壓迫者的答復：文學是戰斗的!”魯迅的評價是中肯的。他既高度地概括了葉紫小說的藝術特色，又精辟地指出了葉紫小說深刻的現實意義。

三、新的開拓與探索

《豐收》集的成功，沒有使葉紫停步。他相繼寫出了中篇小說《星》、第二個短篇集《山村一夜》;在主題、題材、風格上作了新的開拓與探索。盡管作品的影響不及《豐收》，但卻顯示了作者新的進步。他是盡力地去實現魯迅的希望的。

葉紫這期間的寫作生活，更為艱難。他在《星》后記中說： “我的體力和生活條件都不夠，每一次的嘗試，都歸失敗了。我不能夠一氣地寫下去;為了吃飯和病，我只能寫一段，丟一下，寫一段，又丟一下……然而，我不能停下筆來，放棄寫作生活。”他的肺病日趨嚴重，幾次寫作不是在病中，便是在“大病之后”，一家人的吃穿，還得他去操勞奔波;他“沒有余裕的功夫”，但又“刻苦的、辛勤的， 不斷的”讀書、鉆研，努力充實自己。他以剛毅的意志，執著地在崎嶇的道路上跋涉。自己吃著草，卻擠出奶奉獻給人民。

作者于1935年3月寫出中篇小說《星》的初稿，1936年8月增補了第四章，12月出書。從初稿到完稿歷時一年多，足見其中之甘苦。

葉紫曾準備用自己親人的血淚“來對那時寫下一部大的，紀念碑似的東西，”他積累了“一大堆材料”，《星》是割下其中的一部分材料寫成的(《〈星〉后記》)。作品主人公梅春姐投進了他大姐、二姐和嬸娘的影子，因而仍保留著前期作品已有的真情實感的特色。在這基礎上，葉紫大膽嘗試， 《星》又具有了新的藝術色彩。

《星》以1927年湖南農民運動前后期為背景，描寫農村婦女梅春姐個人婚姻的不幸，生活的變遷，思想的解放，生動地反映了大革命農民運動發展及其深遠的影響。大革命前，梅春姐身受封建“四權”，特別受夫權直接的壓迫，淪落為替丈夫“管理家務和陪伴泄欲的器具”，精神和肉體受到非人的摧殘。當革命到來時，她由對生活的絕望，而毫無恐懼地走向革命，勇敢地掙脫“三從四德”的羈絆，愛上了一位年輕的革命者，成為婦女運動的一名戰士。大革命失敗后，她相繼失去愛人和兒子，重新落入夫權的魔掌，過著更“烏暗的生活”。當一切希望破滅后，她毅然離家出走。梅春姐曲折的生活道路，形象地反映了大革命在農村廣泛深入的影響。連被壓在社會最底層的婦女也發動起來了，這就不難看出，革命運動已波及到農村各個角落，各個階層。它不僅打擊了地主階級的反動氣焰，而且蕩滌著舊社會的一切污泥濁水，不同程度地觸及每一個人的靈魂。梅春姐的命運隨著農民運動興和失起敗而升沉，表明被壓迫的婦女只有起來革命，才能獲得真正的幸福。葉紫把婦女解放和整個革命運動聯系起來，把婦女擺脫封建思想、特別是夫權的奴役，爭取愛情、婚姻的自由，作為婦女解放運動的重要內容，拓展了題材領域，開掘了新的思想內容，這是一個可貴的收獲。

葉紫對梅春姐形象的塑造基本上是成功的。她有動人的容貌，美好的心靈，豐富的感情。她不甘受丈夫百般折磨，卻安守本分，忠實地履行妻子的職責;怨恨丈夫，卻渴望丈夫的愛情;感到絕望，但不愿被毀滅。夫權的壓迫和封建思想的薰染，使她有些蒙昧，但沒有使她屈服。她在苦難生活的煎熬中，呻吟、憤懣、抗爭、期待。作者把她個人愛情、婚姻、家庭悲劇的展開，與大革命運動農村階級斗爭的發展交織在一起，大膽描寫她的愛情、母愛，以情感人，富有藝術魅力。

與梅春姐相對，便是她丈夫陳隆德、淫邪的農人老黃瓜，以及老一輩守舊的農民形象。他們身受封建主義精神奴役創傷的程度各不相同，表現形式和對社會的危害也有明顯差異。作者有區別、有分寸地塑造這些形象。陳隆德兇狠殘暴，一副虐待狂的嘴臉，還染有吃喝嫖賭等剝削階級的惡習，作者對他更多的是無情的鞭撻;老黃瓜淫欲無恥，行為鄙俗，作者對他則施以辛辣的嘲諷;四公公等人的思想保守，看不慣新的變化，但對梅春姐的不幸，常抱同情和幫助的態度，作者對他們有褒有貶。農民身上落后的思想意識，是長期封建統治的結果，作者表現他們的被侵蝕、被毒害，有著深刻的教育意義。

《星》在藝術上有了新的進展。人物形象及其性格比以前繁復多了。主要人物梅春姐和陳隆德的生活道路、思想性格的發展，更曲折復雜;一些次要人物，雖然落墨不多，但都各有特點。作品對人物有了更為細膩的心理描寫，更注意環境的烘托，氣氛的渲染，使作品更富于抒情色彩和鄉土氣息。如第一章第三節描寫梅春姐獨守空房的情景：室內——打著呵欠似的洞黑的床鋪，被子里遺留著丈夫的酒氣，小柜中遺留著放洋錢和銅板的空位置……;室外：夜空下，挑逗性的“粗俗的情歌”和淫蕩的“嘻笑”專為勾引她而來。這里作者創造了與人物內心情緒相一致的氛圍，烘托出梅春姐“痛苦、悲哀、空虛、孤獨”的心境和她想擺脫悲痛而又不能的內心矛盾，更加引起讀者的同情。又如，描寫村婦們在湖岸洗衣服，談笑哄鬧的同時，描寫梅春姐強抑制被譏笑的屈辱，佯裝快活的心理活動和外部動作，生動地勾畫出一幅情景交融的湖南鄉土風俗畫。

《星》從思想到藝術都顯示了葉紫敢于創新的精神。他能努力沖破個人已有的格局，大膽嘗試，這是很可貴的。但《星》也有不足之處。如革命者黃的形象，雖然抓住他的特點，反復寫他一雙“星一般的眼睛”，并以“星”命題，有雙關含義。可是黃的整個形象是不夠鮮明的，尤其是對他與梅春姐的愛情，同居的生活，有些描寫不夠真實，對人物形象是有所損害的。但不能以瑕掩瑜。應該肯定， 《星》在反映婦女解放的主題上，塑造逐漸覺醒，走向革命的勞動婦女形象上，與當時同類題材的作品相比，達到了新的高度，是左翼文學的一個新收獲。過去對《星》有過一些不夠公允的評論，應該隨著現代文學研究工作的深入，而得到糾正。

葉紫的第二個短篇集包括了《山村一夜》、《湖上》、《校長先生》、《電車上》、《偷蓮》、《魚》六個短篇小說，于1937年結集出版。

與《豐收》集比較， 《山村一夜》集的題材有了明顯的擴大。雖然它仍以反映農村階級斗爭，農民苦難生活為主要內容，但又不限于此。作者概括的生活面由農村擴展到了城市。《校長先生》、《電車上》、《湖上》寫了無錢買米下鍋的窮教員、淪落為賣淫婦女的悲凄生活，以及電車上宗教徒的互相叫罵。從不同生活側面反映了社會的黑暗，下層勞動人民的痛苦和國民精神的被毒害，都在不同程度上發揮了揭露與鞭撻的作用。反映農村生活的一些小說，也選擇了新的獨特的角度。它們反映了作者對農村階級斗爭的不同感受和獨到的見解。這就從根本上避免了同類題材雷同的毛病，寫出了新意。

葉紫原來所形成的強烈的戰斗風格，繼續得到了體現。讀著這一集中的作品，仍使人感到作者的熱情好象要從字里行間滿溢出來一樣。如果說，葉紫前期的作品，比較側重于熱情的敘述，那么，這些作品除了保留這一特點外，作者又能為表現不同的思想內容，探索新的藝術表現手法，現出多樣化的藝術特色。如《山村一夜》的沉郁、悲憤，《偷蓮》、《魚》的機智、風趣、幽默等等，大大增強了作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這個短篇集各篇的水平是不夠整齊的。其中， 《山村一夜》是一篇分量較重的優秀作品。作者采用講故事的形式，娓娓敘談，講出了一個驚心動魄的新奇的故事：老實的長工漢生爹，受地主反動派的欺騙與愚弄，親自告發了參加地下斗爭的獨生子， 白白把他送給敵人殺死，還被逼著叩頭謝恩。作品憤怒地揭露了地主和國民黨軍隊的陰險和狠毒，叛徒出賣革命的卑鄙無恥，嚴厲地鞭撻了漢生爹的愚蠢、懦弱和不覺悟;熱情地歌頌農民群眾在白色恐怖籠罩下，堅持地下斗爭的大無畏精神。大革命失敗后，革命處于低潮階段，葉紫把揭露敵人，教育農民的問題，突出強調出來，說明他的觀察力是相當敏銳的。如果沒有較強的黨性和較高的馬列主義水平，是難以辦到的。

葉紫采用敘述、抒情、剖白以及描寫相結合的藝術表現手法，把故事和人物抒寫得相當感人肺腑。漢生爹的性情“可憐、愚蠢、懦弱，怕死怕得要命。他一世完全消磨在別人家的泥土上”，做了“三四十年長工”，養成“豬一般的性子，牛一般的力氣”。人老了，完全沒用了，便被地主趕出去，帶著兒子“狗一樣地住到一個草屋子里，沒有半個人去憐惜他”。正因如此，他更把延續后代，養老送終等一切希望全都寄托在兒子身上。他生怕漢生出事，反被愚弄、蒙騙，以為只要漢生自首，便也能象地主少爺那樣升官，結果上了當，不自覺地充當了反動派的幫兇。這是多么令人痛心疾首的人生悲劇!漢生爹落到這樣可悲的結局，除了他本身軟弱怯懦、愚蠢的性格外，主要還是由于他的不覺悟。葉紫對他“哀其不幸”，更“怒其不爭”。在舊中國的農村，象漢生爹這類農民，不是絕無僅有的，作者有必要向他們大喝一聲!猛擊一掌!

葉紫對叛徒曹德三的刻畫，花費筆墨不多，卻寫得頗具特點。他起先投機革命，能說會道，顯得很有教養;可一旦被捕，便叛變革命，出賣同志，活脫畫出一個狡詐偽善、卑劣無恥的叛徒嘴臉。國民黨反動派正是借用他的黑手來捕殺革命人民，他們是制造這一幕悲劇的兇手。作品對這一形象的刻畫，沒有臉譜化，因而更為真實可信。

作品對青年革命者漢生的描寫，也沒有落入窠臼。他和《豐收》中的立秋一樣，對革命赤膽忠心，在階級敵人面前，敢于“目無長官”， “咆哮公堂”，表現了革命者堅強不屈的精神。但他又不如立秋的成熟和老練。例如，他因父親的愚昧、懦弱、上當受騙而痛苦，但又不愿用言詞去責備他，始終沒能正面開展父子間的思想斗爭;又如，他對地主少爺曹德三的過分信任，都表現了他政治上天真幼稚的一面。這在當時一些青年革命者中，有一定代表性。他的教訓，是有深刻的現實教育意義的。

《山村一夜》雖然是用講述的形式，再現故事情節和人物活動，但又不是旁觀者純客觀的介紹。劉月桂公公，在作品中有著特殊的作用。他既擔任講述故事的任務，又是故事中的一個人物，他有自己獨特的性格。而有些方面，他又可以說是作者的化身。他那血淚的控訴，犀利的批判鋒芒，不能不令人感到，這是作者強抑不住的激情在洶涌流蕩。可以說，作者的個性，在這篇小說里體現得最直接、最強烈。

作者并不滿足于完成講故事的任務，他還致力于環境的描寫，氣氛的烘托，創造了與故事內容相一致的陰郁肅殺的氛圍。通過情景交融的描寫，增強了作品沉郁、悲痛的色彩。還應特別指出，故事雖然是悲傷的，但又不使人傷感、消沉。這不只是因為作品的結尾涂上了亮色，指明“前面是我們的路”，更因為作者對漢生等英雄人物的悲壯故事，傾注了熱烈而真摯的感情，這正如小說中風雪襲擊的破屋子里一堆熊熊燃燒的烈火，給人以熱力，以慰藉。

葉紫雖然是以小說創作成名的作家，但他也寫了一些真切感人的散文。1936年，他親自編定了《葉紫散文集》，收散文十六篇，曾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打好紙型，后因抗戰爆發未能出版。他的散文大都是敘述他個人親身的經歷、見聞和感受的。《行軍散記》、《行軍掉隊記》、《夜的進行曲》等，是他在國民黨軍隊中的一段生活的記實。《夜雨飄流的回憶》等則是寫他逃亡長沙、南京時的一段遭遇。這些散文真情實感溢于言表，毫無掩飾地抒發了自己的愛憎，對黑暗社會、反動軍隊的抨擊也是十分深刻、有力的。這正是葉紫散文的戰斗性之所在。

葉紫的散文與他的小說一樣，是很有藝術魅力的。他的散文多采用小說筆法，講究情節構思，善于描繪富有特征性的細節和場面，把人物寫得活靈活現。讀過他的《行軍散記》，不會忘記這樣一個細節：偽軍官邊假惺惺地斥罵士兵，邊偷偷地彎下腰來，拾起士兵遺落的石榴，往馬褲袋里面塞，還不住地安慰農夫們： “你們，只管放心，不要怕，我們是正式軍隊。我們，一向對老白姓都是秋毫無犯的!……”這一細節，采用白描手法，簡潔而又生動地勾勒出偽軍官虛偽無恥的本性，起了以小見大的作用。其他如《行軍掉隊》里貪生怕死的訓練主任，《古渡頭》里飽經滄桑的孤獨的老船工等等，都給人留下難忘的印象。

如果說，葉紫小說中，常常傾瀉出一種燃燒似的熱情，那么，比起小說來，葉紫的散文更是以傾訴自己感情來打動讀者的。這是因為散文這一文學樣式更便于作者直抒胸臆。《岳陽樓》一文，葉紫則是通過“我”的情感變化，波瀾起伏地抒發了對祖國錦繡江山的熱愛，對造成民不聊生的黑暗統治的憤懣之情。葉紫的散文也善于描寫環境，制造氣氛。《夜雨飄流的回憶》，描寫作者逃亡生活的片段，其中墓場一樣的客房，風雨的襲擊，搖曳的燈光，顫栗的叫賣聲，牲口的悲鳴聲，交織成一個凄涼陰森的暗夜，與作者剛失去親人，又無處安身的破碎心靈相映襯，達到了情景交融的境地。這是一篇感染力很強的散文。

葉紫的多數散文與小說的界限很難分清，如果把它們劃入小說園地，也未嘗不可。又由于他的散文帶有較濃的“自敘傳”的色彩，所以研究葉紫，也不可忽視他的散文創作。

四、在貧病交迫中苦斗

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變爆發后，許多文化人士紛紛走向內地;葉紫也只好離開上海回到湖南益陽養病，同時堅持地下抗日斗爭和創作活動，度過了一生中最后兩年的生活。這期間，葉紫沒有留下什么重要的作品。但近年來， 由于研究者們的致力發掘和整理，葉紫于1939年2月1日至6月26日寫的部分《日記》，得以和讀者見面。葉紫的《日記》，內容十分豐富。它真實地記錄了作家最后一段的生活旅程，生動地反映出作家光彩照人的崇高品格。這不僅為研究葉紫這段生活，提供了寶貴的資料，而且它本身也是葉紫最后留下的一筆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

葉紫回到故鄉后，家庭經濟來源主要靠微薄的稿酬收入和友人的接濟，生活更加貧困。1939年2月2日記： “無論大風大雨，每天必命詠蘭出去奔走生活，心中痛苦萬狀。”2月8日《致張天翼信》中又說： “一個月中，我曾斷糧三次，幾乎餓壞。”他身患重病，卻窮得吃不飽飯，看不起病，吃不起藥，有時甚至連寄信的錢也沒有。窮困的生活，必然導致病情的急劇惡化。3月11日記： “這一個月中，大病幾乎死去。”5月20日記： “聲音經常是嘶啞的，身體已如紙扎人，僅僅幾根骨頭了。”6月25日記： “喉痛加重，瀕于失音。胃病后腸亦大病……”這時葉紫愛人和他本人都意識到他的身體已臨近垂危階段。但葉紫始終能以剛強的意志和樂觀主義的精神，向困難斗爭，向死神挑戰。

對疾病，他引用毛澤東同志的“持久戰”作為戰略方針。3月29日《致張天翼信》中說： “……我的病是‘持久戰’是‘最后勝利’論者，只宜不急不緩的長篇大作，決不宜于‘定期交貨’的短篇……因病這東西活象日本鬼，他若再向我‘猛攻’一下，我便只能‘保存實力’，退后休息幾天。等它停止進攻了，再來打一下‘游擊’，一方面還要‘養精蓄銳，以備反攻。’”每遇病情惡化，痛苦難耐，性情暴躁時，他便再三告戒自己“這是非常危險的事”， “要安靜，萬不可躁。”無錢看不起病，他便“自力更生”，學會給自己開藥方，隨時分析病情加重的原因，制定養病的方案。面對疾病的折磨，死亡的威脅，他毫不畏懼： “……再加些病吧，我也只當你秋風。‘苦’我不怕! ‘死’我不怕!來吧!一切的魔難……”正是這種剛毅樂觀的精神，才使他一次次闖過大病的難關。

對工作，葉紫6月24日記： “我關心著世界大局，擔心著祖國的存亡，關心著中國的文化事業，時刻不能忘記自己所負的偉大的時代的使命，文化人應盡的一切的責任……假如這是我的致死的原因，那真是‘死’而無怨。”由于這種忘我的革命責任感的驅使，葉紫始終沒有放棄手中的筆。他在日記里，就記下了《邂逅》、《兄弟》、《病》等十個短篇小說腹稿的題目。而這時葉紫主要的精力則是用于考慮寫作長篇小說《太陽從西邊出來》。2月2日記： “大長篇的材料，過去都被毀掉了，以后我應當慢慢地、象修行似的，一個一個字地，將他修筑起來。”在一分致鄺達芳信的剪報里又說： “我每天工作3小時，上午7時半至9時，搜集整理大長篇(一百萬字)材料。……下午3至4時寫短篇或書信。晚間7時半至8時， 日記。”葉紫這時期的長短篇小說創作計劃，并不是睡在病榻上憑空杜撰出來的，而都是來源于現實生活，都是經過作家仔細觀察和思索過的。如定第十篇小說題目《過年》時，寫道： “今天過小年，據說，這幾天蘭溪擠人不通。鄉下人一年千辛萬苦，只有過年能勉強自己忘記幾天生存的痛苦。假如綜合各種類型的農民來寫一篇過年的小說，我想一定很有味的。”我們現在雖然無從知道大長篇完成了多少，寫了一些什么，但他的日記中反映了一點這方面的材料： “我必須用全力在我的作品里反對人類的‘報復欲’，刻劃其罪惡而攻之，這也是我的重要工作之一。” “將日本強盜驅出中國——不是報復”等等。可以看出，這部長篇的思想內容，有很強的現實性和戰斗性。

過著貧病交迫生活的葉紫，始終站在現實斗爭的行列，自覺地堅持抗日宣傳工作。為了爭取當地小學教師共同做一些對抗日有利的工作，他寫了不少舊式詩詞、對聯，名為《倒車集》。以此取得了他們的信賴。此外，他還準備和九齡合寫《戰時農村諸問題材料和意見》， “題目是： (一)論濱湖各農村中的漢奸話。(二)改革農村兵役弊端的幾個具體意見。(三)目前濱湖各縣的耕種和食糧問題。(四)論戰時農村的政治機構。(五)怎樣著手戰區農村的宣傳工作。”從這些題目看，沒有經過實地調查研究，是很難提出來的。這一時期，葉紫始終關心舊中國農民的命運，樂于同農民做知心朋友，與農民有較密切的往來。他不但學會給自己看病，還能熱情為農民治病。這年2、3月間他自己“大病幾乎死去，”而他就在這個月中，為農民“治小兒麻疹發斑，凡十人。危重萬狀而救治者，計三人。不治而死者，僅一人。”他準備“以幾天的功夫來追記治麻經過，著一本《治麻經驗談》，通俗的，寫出理由和醫案。”他還打算寫《窮人肺病療養法》，以此來普及衛生知識。葉紫憂農民之所憂，全心為農民服務，得到了農民的喜愛和信任。這也就為他的創作提供了永不枯竭的源泉。本來葉紫完全有可能實現自己的一切創作計劃。然而令人痛惜的是，此時葉紫的身體已是風吹殘燭，朝不保夕，他實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矣!他那一個個富有魅力的題目，終于與他寶貴的生命一起溘然長逝了!

葉紫對祖國對人民一片赤誠，他的為人和處境，深得讀者和朋友的敬佩與同情。當張天翼、鄺達芳同志分別為他在報上發表了報告困難情況的信后，馬上有許多朋友和讀者紛紛給予資助。其中有四個不知名的女孩寄給他一元五角錢，還有一個同鄉朋友捐款的同時，還附和了一首詩： “為家為國血方熱，愁米愁柴志未灰，我亦送窮文欲作，天寒聊寄一枝梅”。 葉紫曾發表過一首詩： “早晨摸米看空桶，中午尋柴想劫灰。討厭偏逢天大雨，不能山后探新梅。”這一切使葉紫深為感動，更大地增加了他與貧病作斗爭的勇氣。葉紫對自己要求極嚴。他病情那么嚴重，可剛收到一點資助，便立即告戒自己： “我的一生，過去未浪費過金錢，踐踏過財物，今后的我，也應該永不浪費金錢。更應該不浪費時間!不浪費精力!”他就這樣隨時檢點自己的言行，在日記中寫下了十二條“自箴”。

葉紫在日記開篇中寫道： “人的心地，應該同雪一樣的潔白，火一樣的熱情， 日月一樣的光明、正大。”這正是葉紫高尚品格的生動寫照。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的作家，他那用血淚凝定的戰斗篇章，他那光明磊落、嚴于律己，剛毅樂觀，戰斗不息的崇高品質和革命精神，將永遠鼓舞著我們!

1986年10月5日(舊歷8月23日)是葉紫逝世四十七周年紀念日。在我國人民努力實現四化的今天，人們將會更加懷念他， 學習他。

愿葉紫的精神永駐!

注釋

附錄一 葉紫作品集目錄:

《豐收》,初版于1935年,上海奴隸社印行。

《星》,初版于1936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

《山村一夜》,初版于1937年,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葉紫創作集》,195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收入了葉紫全部小說及從未出版的《葉紫散文集》中選出的散文九篇。

《葉紫選集》,195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1978年重印。內容基本上和創作集相同,只減少了《偷蓮》和《魚》兩個短篇小說,增加了魯迅為《豐收》寫的序。

附錄二 葉紫研究資料簡目:

適夷《悼葉紫》,1939年12月1日《文藝陣地》4卷3號。

任鈞《憶葉紫》,1940年6月15日出版的《文學月報》第1卷第6期。

李健吾《葉紫的小說》,1940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咀華二集》,又收在1983年3月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健吾文學評論選》。

復旦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組學生集體編著《中國現代文學史·葉紫》,1959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王以平《文學是戰斗的——革命作家葉紫逝世20周年紀念》,《湖南文學》1959年8月號。

曾祖蔭《葉紫小說初探》,《華中師院學報》1960年第2期。

張伯海《試論葉紫的反映農民問題的小說》,《山東大學學報》1961年第3期。

周宏興《革命作家葉紫的一生》,《文匯報》1962年11月18日。

吳文輝《論葉紫》,《中山大學學報》1965年第3期。

黑嬰《葉紫與〈無名文藝〉》,《新文學史料》1979年第4輯。

陳若海《葉紫生平瑣記——訪葉紫親屬和友人》,《新文學史料》1979年第5輯。

鮑霽《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顆慧星——試論葉紫〈豐收〉等小說的成就》,《河南師大學報》1979年第6期。

談曉嵐《略談葉紫小說的現實主義成就》,《南京師院學報》1980年第1期。

葉雪芬等《戰斗的文學——論葉紫的創作》,《湖南師院學報》1980年第3期。

彭樹鑫《葉紫史料辨偽》,《南開大學學報》1980年第3期。

劉烜《葉紫的〈日記〉手稿》,《北京大學學報》,1980年第4期。

葉雪芬《葉紫傳略》,《芙蓉》創刊號,1980年1月。

陳若海《略論葉紫小說的創作特色》,《湘江文藝》1981年第6期。

侯樹欽《試論葉紫小說〈星〉》,《山東師院學報》1981年第4期。

葉雪芬、舒其惠整理《葉紫日記(摘選)》,《湖南師院學報》1981年第3期。

林植漢《葉紫創作簡論》,《黃石師院學報》1981年第2期。

張衍蕓《簡論葉紫小說中的農民形象》,《寧夏大學學報》1983年第2期。

葉雪芬《葉紫史實考》,《文學評論叢刊》第15輯,1982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