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愛新覺羅颙琰 

紫禁城的北門——神武門，高達31米，上面陳列著為宮中報更起時的鐘鼓。當年皇帝外出西苑、皇后祭先蠶壇、宮中迎娶妃嬪、王公大臣進宮入朝都要經過此門，因此門禁相當嚴格。然而，就在神武門下，180多年前曾發生過一幕動人心魄的情景。那是在嘉慶八年(1803)閏二月二十日的早晨，正當嘉慶皇帝坐轎從西郊回宮路過神武門將要進入順貞門之際，驀地從西廂房南山墻后面沖出了一位40多歲的刺客要行刺嘉慶皇帝。最終刺客行刺未成，反而被擒。

經過一班朝廷大員4天4夜的反復刑訊，查明這名刺客姓陳名德，上有老母，下有幼子，本人在官宦人家充當傭人，生活貧困潦倒，難以維持家中老小的生計。他求生不得，便占卜求簽，決心鋌而走險，刺殺皇帝。陳德被凌遲處死了，而他挑起的這次行刺事件卻使朝野上下轟動一時。所謂一葉知秋，表明大清王朝“康雍乾盛世”的昌盛景象已是昔日黃花，嘉慶朝國運多劫，舉步維艱。對這個印象體會最深的，恐怕要數嘉慶皇帝。

內禪繼位

颙琰，是清高宗乾隆的第15個兒子。他的母親魏佳氏是乾隆的妃子，其祖上本來是漢族人，后來入了旗籍。乾隆二十五年 (1760) 十月初六日，颙琰誕生在圓明園的 “天地一家春”。他長得高鼻梁，寬面頰，貌相俊秀。由于生活在富貴的帝王之家，他具有優裕的物質生活條件，自幼便受到了嚴格的貴族教育，舉止端莊凝重，為人內向多思。從6歲時候起，他開始跟隨皇家師傅讀書，到13歲時，已經疏通了五經 ( 《詩》、《書》、《易》、《禮記》、《春秋》)。颙琰天資聰穎，文思敏捷，文章寫得極好。乾隆皇帝是個通達詩詞歌賦、喜愛吟風弄月的人，他對15子的聰明很是贊賞。有一次，乾隆在上元節擺設盛宴款待外藩重臣，特地讓當時年僅14的颙琰參加，體現了他對颙琰的疼愛和器重。

颙琰是在乾隆三十八年 (1773) 被立為皇儲的。乾隆按照雍正時定下的規矩，將颙琰的名字寫在詔書上，然后把詔書密封起來，放在乾隆宮“正大光明”匾額的后面。在此之前，乾隆曾經兩次動過立儲的念頭，可他打算冊立的皇次子永璉和皇七子永琮都先后早逝了。由于前兩次立儲未果，這次立颙琰為皇儲時乾隆便顯得非常鄭重其事。在冬至到南郊祭祀的時候，他默然向上蒼禱告，后來又派人到盛京祖陵那里祭告祖宗。颙琰立為皇儲的第二年，宮廷里為15歲的颙琰舉行了婚禮。颙琰所娶的嫡福晉是副都統、內務府總管和爾經額的女兒喜塔臘氏。喜塔臘氏便是后來的道光皇帝旻寧的生母，也是颙琰稱帝后冊立的第一位皇后。

乾隆皇帝是個權力欲很強的人，身體又非常健康。一晃20年過去了，颙琰仍呆在皇儲的位置上。在這期間，他被封為嘉親王，已經由弱冠少年越過了青年時代而步入了中年。乾隆六十年(1795)，垂垂老矣的乾隆皇帝自稱當初登基時曾禱告過上蒼，求上蒼保佑自己長居君位，國泰民安，但無論如何自己不敢超過圣祖康熙皇帝在位61年的先例。因此，在這一年他正式宣布冊立颙琰為皇太子，決定舉行內禪讓出帝位，自己退為太上皇。這種帝位傳接方式在清朝歷史上是唯一的一次，在整個中國古代社會也不多見。

1796年正月，紫禁城里舉行了莊嚴的內禪儀式，颙琰陪同乾隆到奉先殿等處行了禮，又在太和殿接過了乾隆親授的寶璽。這樣，他正式進入了當皇帝的角色，年號嘉慶。然而，在登基后的最初幾年，嘉慶根本談不到有何作為。因為太上皇乾隆仍貪戀君臨天下的權勢，宣稱自己健康狀況依然很好，每天都是勤勉不倦地處理政事。所以繼續把握著朝廷中的一切軍政大權，各項用人理政的措施都要由他決斷，嘉慶只好充當了傀儡皇帝的角色。每天他除了批閱奏章、接見臣僚之外，還經常陪同乾隆四處巡游、行獵，參加各種宴會，有時也率領皇子們練習一下弓馬騎射，日子過得倒也是優閑自在。嘉慶的后妃見于史書記載的共有11位，這11位后妃為他生養了5個兒子。其中減貴妃劉佳氏所生的皇長子兩歲時就夭折了，其他4個兒子分別是皇后喜塔臘氏所生的旻寧，貴妃鈕祜祿氏所生的綿愷、綿忻和如妃鈕祜祿氏所生的綿愉。嘉慶元年(1796年)十二月，皇次子旻寧舉行了結婚大禮，嘉慶和乾隆都到場表示祝賀。轉年的二月，嘉慶的皇后喜塔臘氏突然病逝了，乾隆讓嘉慶素服7日以示哀悼。嘉慶認為自己尊養著年邁的皇父，應當取意吉祥，而且喜塔臘氏被冊立為皇后的時間也不長，所以決定免去許多喪禮。乾隆在召見重臣和珅、福長安等人時，問起嘉慶對皇后病逝的表現，和珅等人告訴他嘉慶不僅本人穿戴著常服，而且讓隨從的太監也穿戴著跟平時差不多的打扮。乾隆得知嘉慶這是為了表示對父親的尊奉才做出這樣的舉動，心中十分高興。乾隆敕令讓嘉慶的貴妃鈕祜祿氏繼位中宮，鈕祜祿先被封為皇貴妃，到了嘉慶六年 (1801)又被冊立為嘉慶的第二個皇后。

嘉慶四年(1799)正月，89歲高齡的乾隆一命歸天，嘉慶至此開始親政，成為真正的天下之主。

內政措置

嘉慶從乾隆手中繼承的，不但有君臨天下的權勢，還有夕陽西下、悲風不息的動蕩時局。乾隆朝是清王朝盛衰的轉折點。在康熙、雍正兩朝文治武功的基礎上，乾隆在他統治的前期勵精圖治，使清朝的統治達到了強盛的頂點，社會經濟出現了繁榮景象，耕地、人口有了顯著增長。乾隆中期，全國的耕地面積已經達到7. 8億多萬畝，超過了明末耕地的最高數字，比順治時期增加了1/3左右。到乾隆末期，全國人口也急劇增加到3億左右。在政治上，乾隆前期多次蠲免賦稅，革除苛政，打擊朝廷朋黨，懲治不法官吏，一度出現了奮發有為的局面。但是，從乾隆中期開始，大清的國勢走上了下坡路。

首先，吏治陷入了腐敗的泥淖。乾隆陶醉于所謂的盛世景象之中，志滿意驕，自以為是，對一些切責時弊，指陳自己過失的意見總是十分反感。一班朝廷大員為了迎合乾隆的虛驕之心，刻意粉飾太平，報喜不報憂，極盡阿諛逢迎之能事。乾隆的心腹重臣和珅，早年家貧，在皇宮中擔任低級職務。一個偶然的機會里，和珅因為機靈善辯受到乾隆的賞識。從此，他青云直上，加官進爵，很快就被授予侍衛、付都統、侍郎、尚書、大學士等職務，任軍機大臣24年。深得乾隆的倚重。他憑借手中的權柄，在朝野上下結黨營私，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橫行不法。當時的官吏們若想得到肥缺、希望升遷，都要巴結和珅，向他送納重賄。和珅貪財嗜貨，多方搜刮，聚斂了驚人的財富。他私宅中的一些珠寶器皿，比皇宮中的還要奢麗精巧。當時，上至朝廷，下到地方，貪贓枉法的風氣十分盛行，和珅的所作所為只是其中的一個顯要例子而已。官吏隊伍中很少有人將國計民生放在心上，處理政務多是因循茍且，不思進取，效率極低。在營私舞弊、搜刮錢財方面，卻是人人踴躍，高明而又圓通，貪污事件層出不窮。乾隆為此曾誅戮了一批貪官污吏，其中包括不少督撫大員，但除此之外他并沒有采取多少徹底的措施。乾隆懲治的貪官都屬于為惡極大、罪行無法掩飾者，其他相互曚保、逃避了法網的貪官污吏大有人在。官場上依然充斥著一片烏煙瘴氣。

其次，土地兼并嚴重。土地兼并始于康熙中葉，到了乾隆后期，土地集中的現象已經極為嚴重。有人指出當時的狀況是： 占有土地的人還不到十分之一、二，其余十分之八、九的人，不是淪為佃戶，就是變成乞丐或流民。官僚地主占有著大量土地。如直隸懷柔的大地主郝氏，家有上等良田1萬多頃，軍機大臣和珅占田8000頃，甚至連他的奴仆也有人占田達600多頃。廣大的貧苦百姓則多是沒有立錐之地。失去土地的貧苦百姓在水深火熱中掙扎，朝不保夕。嘉慶元年(1796)二月的一個夜晚，北京城就有8000多乞丐凍死在街頭，其慘象令人觸目驚心。與此同時，統治階級的生活與貧苦百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乾隆皇帝喜歡炫耀，他先后6次南巡，又曾5次巡幸五臺山，5次告祭曲阜，7次東謁山陵，2次巡游天津……，再加上連年用兵，耗資無數，勞民傷財。在皇家婚喪壽慶的儀式和眾多的園林工程中，乾隆也是大肆鋪陳，盡情揮霍。清初的社會風俗崇尚儉樸，官僚地主們的穿著多用土布、黃麻制成，冬天穿皮衣的人也不多見。到了乾隆末期，社會風俗由儉樸入奢，變化極大。官僚、地主、商人各階層無不沉浸在奢華的氛圍中。在繁華的揚州城里，富商大賈們競相揮霍，耗費巨資營建私宅，添置歌童舞女，平時總是華衣美食，炫耀浮囂。統治階級的紙醉金迷和貧苦百姓的倍受煎熬，預示著社會的衰敗和動蕩。

第三，社會矛盾尖銳，農民起義不斷發生。在官僚、地主的殘酷壓迫和剝削下，社會矛盾激化了，下層人民的反抗斗爭接連不斷。乾隆中葉之后，先后爆發了山東王倫起義、甘肅少數民族起義、臺灣林爽文起義、湘黔苗民起義等規模較大的武裝斗爭。下層人民各種形式的反抗斗爭如澎湃洶涌的波濤，強烈沖擊著清王朝的統治，使它日益走向衰朽。

上述表現表明，擺在嘉慶面前的形勢是嚴峻的，要扭轉衰敗的政局、中興國家大業的擔子相當沉重。為了扭轉衰敗的政局，嘉慶皇帝以鏟除和珅打響了親政的第一炮。早在親政以前，嘉慶已經洞悉和珅的奸佞貪婪，只是自己手中無權，無法對他采取行動。在乾隆以太上皇身份視政的日子里，和珅侍奉在乾隆左右，出納乾隆的旨意，權勢極為顯赫。嘉慶向乾隆稟報重要政務，有時也要托和珅代為傳達。和珅派了他的親信吳省蘭到嘉慶身邊，名義上是為嘉慶抄錄詩詞，實際上是監察嘉慶的舉止。兩廣總督朱珪是嘉慶的老師，嘉慶稱帝后朱珪奉旨內召為大學士，嘉慶并就此作詩向朱珪表示祝賀。和珅把嘉慶的詩拿到乾隆跟前，別有用心地挑撥說：“嗣皇帝難道要對自己的老師寵示恩典嗎?”乾隆為之心動，認為嘉慶舉止不當，最后將朱珪改任安徽巡撫了事。嘉慶對這一切都不動聲色，隱忍為上，表面上對和珅還相當客氣。他尊稱和珅為相公，有時身邊的人對和珅的劣跡看不慣，忍不住要詆毀幾句，嘉慶便正色言道：“如今我正要依靠相公籌劃天下大事，你們怎么能輕視他呢?！痹谝恍┕賳T因彈劾和珅而受到懲處時，嘉慶總要把有關奏章上受懲處官員的職銜、奏章末尾的日期抹去，或者抹掉奏章的內容，只保留議處一事，極力不觸及和珅的痛處。和珅觀察了他的所作所為，也就放松了對他的戒備心理，殊不知這正是嘉慶綿里藏針、后發制人的韜略。

乾隆的去世給當時的政局帶來了一場轉機。在乾隆去世后的第二天，和珅就被嘉慶撤除了軍機大臣、九門提督的職務，遭到了軟禁。給事中廣頭、御史王念孫等人此時紛紛出來揭發和珅的罪行，要求皇上將其嚴加懲辦。他們的想法正對了嘉慶的胃口，在半月之內，嘉慶宣布了和珅的二十條罪狀，將他逮進了大獄，隨后又下令將他賜死。和珅的一班親信，如福長安、蘇凌阿、吳省蘭等人，也分別被定罪降黜。

和珅被逮捕下獄后，他的家產被嘉慶下令抄沒入官。和珅在他當權的20多年里，巧取豪奪，廣蓄家私。他被抄沒的家產共有109號，約有83號沒有估價，僅算其中已估價的26號，價值就達2. 2億兩白銀。后來有人估計，和珅的整個家產可折合白銀8億兩之多。當時清政府每年的財政收入約7000萬兩白銀，和珅一人的家產就相當于朝廷10余年的總收入，真是十分驚人。對于日益窘迫的國庫來說，和珅的家產可謂是一個相當優裕的財源。民間一時流傳著“和珅跌倒、嘉慶吃飽”的民謠。不過，嘉慶的著眼點并非集中在經濟收益上。他多次宣稱，往昔綱紀廢馳、吏治腐敗的局面與和珅擅權有很大關系?，F在之所以要懲辦和珅，主要是因為他擅權狂悖、蠹國害民。和珅一日不除，綱紀則一日得不到整頓。在審理和珅一案中，有些官員過分計較于追查和珅的家資，嘉慶對此深表不滿，認為這樣做與自己的本意相差甚遠。他下令： 以后大小官員，都不許對和珅的資產妄加奏議，否則要被加罪議處。嘉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鏟除了和珅，受到了許多人的贊許。人們在灰黯已久的現實中見到了一線曙光。

嘉慶皇帝還從他父親乾隆皇帝只倚重和珅一人，偏聽偏信，犯下許多錯誤中吸取教訓，意識到要扭轉衰敗的政局，單靠自己個人的智慧是不夠的，為君者應該做到耳聰目明，集思廣益，廣泛聽取臣子們的意見。于是頒布諭旨，要求九卿科道官員中擔負著進言職責的，對于用人行政方面有什么看法、建議，都要奏聞上來。為了鼓勵臣子們敢于直言，嘉慶做了保證，表示自己不會輕易對進言者加罪。他說：“我既然提倡直言，若再對直言者加罪論處，那豈不是有意陷害臣子嗎?”前內閣學士尹壯圖、前御史曹錫寶當年分別因上疏指責和珅及其親信的丑行而遭到貶斥。嘉慶在親政后出面為尹、曹平冤昭雪，對他們的舉動褒揚了一番。有一次，陜西貢生何泰上書向嘉慶指出，應該黜奢崇儉，扭轉日益趨于奢靡的社會風氣。嘉慶表示贊同，特地賞賜了何泰2匹緞子。不過，有的進言者卻遠不及何泰那么幸運。就在嘉慶做出不罪言者的許諾后不久，翰林院編修洪亮吉上書指陳時弊，語鋒犀利，擲地有聲。嘉慶認為洪亮吉對自己是有誠心的，所講的也大都是事實，對自己啟發很大。但他更認為洪亮吉對自己的執政措施批評過多，鋒芒畢露，實在有損于自己的龍顏天尊。于是，一怒之下將洪亮吉逮捕下獄，最后雖然沒有判成死罪，但仍然把洪亮吉遣戍到伊犁。第二年，由于朱珪從中說情，洪亮吉才被釋放回京。這起事件產生了極壞的影響。許多打算向嘉慶進言的人頓時噤若寒蟬，畏縮不前。嘉慶自己也承認，在此之后，向他進直言的人日益減少。即使也有人進言，所談的也多是些尋常事情，無補于大局。

按照嘉慶的想法，要通達下情，還必須要求地方官員力戒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惡習，真實地把民間的狀況匯報上來。嘉慶四年(1799)，浙江巡撫奏報浙江普降甘雨，糧價平減。嘉慶隨即指出： 我咨詢下情的目的，就是為了搞清民間的疾苦，然后有針對性做出安排。你們這些督撫大員，決不能忘記這一點，不久，四川布政使林儁奏稱四川境內得雪，局勢穩定，百姓安居樂業。嘉慶對此表示懷疑，他認為，四川連年遭到兵火洗劫，民不聊生，怎么會沒有困難情況? 他再次告誡督撫們： 我希望你們能夠從實反映下面的情況。你們決不應為了取悅主上而專門粉飾太平、弄虛做假。對于一些官員漠視百姓死活、隱匿地方災情的舉動，嘉慶深惡痛絕并加以嚴懲。有一年，云南威遠一帶發生了嚴重的水災，大批民房、衙署、鹽井、倉庫被沖毀，3000多百姓無家可歸。云南巡撫江蘭對災情隱匿不報，反而聲稱受災地區是一片豐收景象。嘉慶經過多次查詢了解了實情，馬上將江蘭革職回籍。嘉慶七年(1802)，山東發生了蝗災，巡撫和寧卻謊稱山東只有濟寧等少數幾個州縣發現蝗蟲，并且蝗蟲不糟塌莊稼。嘉慶面對這份荒謬的奏報，禁不住勃然大怒。和寧隨即也被摘掉了烏紗帽。

長期以來，腐敗墮落的吏治猶如附在病體上的毒疽，蠹國害民，為患匪淺。能否使吏治改觀，也將是嘉慶能否扭轉政局的一個關鍵。在整頓吏治方面，，嘉慶下了不少功夫。他曾專門撰寫了 《義利辨》、《勤政愛民論》等文章，頒示給群臣。他認為，百姓之所以敢于揭竿起事，大多是由于貪官污吏對百姓敲骨吸髓，為非作歹，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有戒于此，嘉慶在親政之后對貪官采取了接連不斷的懲治措施。湖北襄陽道員胡齊侖，在任期間經管湖北的軍需供應，肆意侵蝕揮霍，虧空銀兩20多萬，嘉慶斷然將胡齊侖判處了極刑。嘉慶十四年(1809)，在一年的時間里，嘉慶就親自過問處理了四、五起大的貪污案件。江蘇淮安府的知縣王伸漢，謊報縣里戶口，侵吞大量賑災銀兩，并毒死了要揭發其罪行的查賑官員李毓昌，然后又勾結知府王轂，狼狽為奸，掩飾劣跡。此案暴露后，王伸漢、王轂都被處死，兩江總督鐵保被革職流戍。這一年，總管內務大臣廣頭、巡漕御史英綸因為貪婪卑污先后被嘉慶處以了絞刑。工部書吏王書常，造假印、寫假條，從戶部冒領了數十萬兩白銀! 案發后，王書常被處死，有關大員祿康、費淳等人也遭到降黜。嘉慶堅持這樣的原則： 害民之官必宜去，愛民之言必宜用。一批為官清廉、勤勉稱職的官員得到破格提拔重用，其中四川南充知縣劉清就是受到嘉慶青睞的一位。嘉慶在審訊被俘的白蓮教起義軍首領王三槐時，得知劉清居官很得人心，百姓稱之為 “劉青天”。在對劉清考察了一番之后，嘉慶決定將他提拔任用。劉清后來歷任四川建昌道員，山西布政使等要職，并在鎮壓四川白蓮教起義的過程中發揮了不小的作用。

怠惰偷安、萎靡不振是乾隆末期官場上普遍存在的現象。嘉慶把這一點視為國家的隱憂，認為必須要加以整頓。他多次告誡臣子們應該勤于職守，克己奉公。有一次，內務府官員在處理膳房的一件小事時，敷衍塞責，拖了40天才解決了問題。嘉慶得知此事后厲聲斥責這幫官員：“幾句話就可以了斷的事情，奏折上也超不過百字，為何處理得如此拖沓?!”從嘉慶元年到嘉慶十一年，直隸24個州縣里被侵吞白銀31萬多兩，經過查核，發現司書王麗南等人在此期間串通舞弊，偽造印章、串票，盜取銀兩，活動得相當猖獗。嘉慶痛斥直隸歷任督撫大員： 發生了這樣嚴重的事情，你們竟然懵然不知，形同木偶，在任期間你們都管了些什么事! 最后，按照其在任期間虛收銀兩數目的多少，將直隸歷任督撫顏檢、瞻柱、胡季堂等人分別治罪。

但是，嘉定懲治腐敗與整頓吏治是不徹底的。他處理貪官污吏的措施中嚴懲不貸者有之，姑息寬容者更不鮮見。比如嘉慶在處理胡齊侖貪污軍需一案時，發現永保、慶成、畢源等大員與此案都有牽連，這些人都有收取賄賂、侵蝕濫用國家公帑的劣跡，但在結案時嘉慶只嚴懲了胡齊侖一人，其余的大員或是因為祖上立有勛功，或是因為已經故去，都免于深究。他們被抄沒的家產，也大多被嘉慶加恩賞還。嘉慶十一年(1806)，工部書吏王書常盜取九十萬銀兩的事件暴露后，對此事負有責任的祿康、費淳等要員都遭到降黜，但第二年他們又被嘉慶委以重任。因此，吏治腐敗墮落的局面并沒有多少改觀。

不過，嘉慶在當政的20多年里，對自己的要求卻的確是非常嚴格的。他每天都要處理繁多的政務，孜孜不倦，從不懈怠。嘉慶十三年 (1808) 四月，嘉慶喜得皇孫，內閣因此有兩天沒有向他遞送奏章，嘉慶馬上對閣臣提出了批評。過了幾天，端陽節到了，朝廷大臣們又沒有向嘉慶奏事，嘉慶大發脾氣，親自對各部院衙門進行查核，結果查明吏、刑、工等部都是有事不奏，嘉慶隨即把有關官員交到都察院論罪議處。

嘉慶親政伊始，朱珪曾向他提議要身先節儉，崇尚清廉，嘉慶后來對這一點始終比較注意。以往各省官員進京覲見皇帝時，按照俗例都要進呈貢物。官員們為了給自己邀寵求榮，競相奉獻珍寶古玩，花樣不斷翻新。嘉慶四年(1799)，嘉慶在懲辦和珅的同時，通諭內閣說： 地方官員們操辦的各種貢物，難道是自己掏的腰包?想必都是從州縣以下層層敲榨而來。官員們不斷剝取于民間，百姓們怎能承受得了! 況且呈獻上來的古玩珍寶，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真是不如糞土。從此以后，凡是進呈違禁寶物的官員，都要予以懲處，決不能輕恕。他得知上年底由葉爾羌解運進京的大塊玉石正在運送途中，隨即傳下諭旨，不論這些玉石運到了何處，都要放棄在當地，無須繼續前行。同年，嘉慶還廢除了年節時分大臣們進呈如意的規矩。他講道：“年節時節大臣們進呈如意，是為了取兆吉祥，我覺得這沒有多大意義。大臣們覺得那些東西是如意，而我看上去反倒不如意。”

為了遏制奢侈之風，嘉慶身體力行，帶頭倡導節儉。在乾隆多次巡游地方時，各地官員為他修建了許多奢麗的行宮，嘉慶覺得這實在是過于鋪張浪費。他認為，各地的行宮只是為了休息一宿而已，用不著刻意修飾。從經濟上看，一處行宮若能省下三、四萬兩銀子，十處可就是三、四十萬兩了。嘉慶十四年(1809)，嘉慶在巡幸五臺山之前特地打了招呼，要求地方官員在途中不得大肆鋪陳，務必追求儉樸。同年，在慶祝他的50大壽時，嘉慶下令不準在民間廣陳戲樂，巷舞衢歌。御吏景德為了討好皇帝，奏請祝壽期間京城演戲10日，以后作為定例，不料卻被嘉慶革掉了職務。嘉慶就此向大臣們指出：“我發現前代在這種場合的表現比較奢侈，總是要歡宴聚會，上演好多天的戲曲。我心里鄙薄這些做法，并將此作為自己的鑒戒。倘若我忘記了民間疾苦，奢侈地操辦慶典，做臣子的應該上書勸諫，才是愛君之道?，F在景德竟然向我提出這種建議，他把我當成了什么樣的君主?”

對于眾多百姓的苦難處境，嘉慶是有所了解的，官逼民反的現實更使他心有余悸。對于他來說，緩和尖銳的社會矛盾，安定百姓的生計，刻不容緩。乾隆中葉以后，隨著國家的由盛轉衰，政治腐敗，經濟拮據，廣大的農村中，連年水旱，災害頻仍，嚴重地威脅著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對此，嘉慶告誡地方官員，災情發生后要予以高度重視，認真撫恤災民，即使花錢再多，也不要吝惜。事實證明，嘉慶在災區賜賑蠲租時，的確是沒有吝惜金錢。在治理黃河的工程上，嘉慶更是有巨額的花費，前后動用了4000多萬兩白銀。自雍正朝以來，每年治河的工料費一般是60萬兩白銀，從嘉慶十二年(1807)起，嘉慶將工料費驟增到每年160萬兩。他還屢次對吝惜費用而延誤治河工程的事情提出批評。非但如此，嘉慶對治河工程也提出過一些合理的見解。他認為，治河的關鍵是要保證入海口地段暢流無阻。黃河以前出事，大多是由于入海口地段淤塞，下壅上塞，釀成災患。因此，他多次提醒治河官員要注意這一點，認真組織民工挑挖疏導。

本來，由于國家積衰日久，國家積蓄并不富足，加上在鎮壓農民起義、治河、賑災等方面又有很大開銷，使得財政更加吃緊。這使迫使嘉慶想方設法，開源節流。他下令裁減了一部分常備兵，節省軍事開支。同時，繼續實行捐納制度。不過，嘉慶始終認為開捐決非良策，不過是損下益上之舉，準備在川楚白蓮教起義平定之后就予以停止 (事實上，他并沒有做到這一點)。對于增加鹽價、賦稅折銀浮收之類的做法，嘉慶的態度基本上是否定的。他表示，食鹽是人民生活日用品，一旦增加鹽價，則人人都會受到擾累。因此對之要慎重考慮。賦稅折銀浮收會對國家財政收入有好處，但百姓要深受其害，貪官污吏又可以從中大做手腳。嘉慶十四年 (1809)，閩浙總督阿林保奏請漕糧加折收納，結果遭到嘉慶的一頓痛斥。清朝入關以來，八旗兵都駐扎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依靠糧餉過活。隨著八旗人口的不斷增加，而兵有定數，餉有定額，結果逐漸產生了一大批閑散旗人。清政府不允許他們從事各種生產活動，這批閑散旗人整日無所事事，游手好閑，吃喝玩樂，成為毫無治生能力的蠹蟲。為了維護他們的生計，清政府不得不多次賞賜銀兩，增加兵額，背上了一個沉重的經濟包袱。嘉慶經過籌劃，決定將一批閑散旗人送到地曠人稀的關外，由官府拔給他們土地，他們可以把土地出租給佃戶開墾，也可以自己耕種。但這些八旗子弟早已習慣于恣情享樂的寄生生活，如今連受領受墾用、坐收租息也不愿意，嘉慶的移墾措施最后只能以失敗而告終。

嘉慶提倡八旗子弟出關謀生，但他對漢族貧苦百姓出關謀生的態度卻截然相反。長期以來，關內貧苦百姓迫于生活的壓力，紛紛涌向關外，從事墾荒、采集、經商等活動，他們對關外地區的開發做出了極大貢獻。清朝統治者把關外視為滿族的根本重地，從康熙初年開始，對關外地區實行封禁政策，這種做法并不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潮流。嘉慶仍繼續推行這套封禁政策。他專門訂立了有關章程，通諭直隸、山東、山西等省的各處關隘和登、萊沿海一帶，要嚴密稽查百姓出入，決不允許百姓私自 “闖關東”。另外，嘉慶還責令關外的州縣巡查戶口，不得再接納外來流民。對于進入蒙古地區墾殖的關內百姓，嘉慶甚至動用了武力強行驅逐。

對于礦山的開采，嘉慶也是予以禁止。他認為，民間開礦的目的都是為了獲利，在開礦過程中，眾多的百姓聚集在一起，時間長了勢必會滋生事端。所以，他寧肯防噎廢食，也堅持不廢除開礦禁令。直隸宛平人潘世恩和汲縣人蘇廷祿，托人申請在邢臺開采銀礦，嘉慶認為他們是不安本分，下令將他們押送回籍，由地方官嚴加管束。為他們代呈申請的給事中明繩隨后也遭到了懲處。

嘉(慶)、道(光)之際，清朝的漕運制度醞釀著改革。漕運歷來被清政府視為與國家命脈悠關的重要問題，每年清政府都要從蘇浙等地北運400萬石漕糧，保證北京的消費。但是經運河長途運送漕糧，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嘉慶朝做過大學士的劉權之估計，運到北京的漕糧，平均每石需要耗費公私費用18兩白銀，而當時市場上的糧價，平均每石不過1兩上下。嘉慶八年 (1803)，有人向嘉慶建議應該實行海運，不過，海運是有一定風險的，嘉慶不愿意冒這個險。他表示，在沒有絕對把握的情況下，祖宗留下來的制度不能改動。后來，嘉慶雖然在嘉慶十五年 (1810)試辦過一次海運，但海運一事最終仍是不了了之。

內亂外患

前面說過，嘉慶即位時，社會矛盾尖銳，農民起義不斷發生。就在嘉慶元年(1796)他剛剛登上皇帝寶座，就爆發了震撼全國的川、楚、陜白蓮教大起義。白蓮教是唐末以來流傳于民間的一種秘密宗教，當時在川、楚、陜等地相當盛行。白蓮教的教義宣傳世界上存在著明、暗兩種對立的因素，它們分別代表善良、合理和罪惡、不合理，兩種因素一直在進行斗爭，但最終光明一定會戰勝黑暗。白蓮教的教徒都自認是“無生老母”的兒女，應當同生死，共患難。災難深重的貧苦百姓，為了尋找精神上的寄托，紛紛加入了白蓮教。與現實相聯系，白蓮教徒們提出了“清朝已盡”、“日月復來屬大明”等口號。清政府發現白蓮教的發展對自己的統治構成了威脅，下令嚴拿白蓮教徒，地方上的貪官污吏趁機掀起了一股敲榨勒索百姓的歪風。比如四川達州知州戴如煌，派出5000多名衙役，以搜捕白蓮教為名，肆意搜刮民財，弄得當地民不聊生。湖廣武昌府同知常丹葵，在緝拿白蓮教徒的過程中，暴虐貪橫，殘害百姓。對人稍有懷疑，就動用酷刑，將人釘在墻壁上，或者用鐵錘猛敲身體，令人肝膽欲裂，痛不欲生。在其他地區，這些現象也不少見。于是，小規模的白蓮教起義不斷發生。這次川、楚、陜白蓮教起義首先在湖北宜都、枝江兩縣爆發，接著迅速擴大到襄陽、長樂、長陽等地，四川、陜西的白蓮教組織也紛紛起義響應，白蓮教起義的烈火匯聚成一片，聲勢浩大。起義軍依靠廣泛深厚的群眾基礎和川、楚、陜險惡復雜的地理形勢，與清軍周旋作戰，擺疑陣、設埋伏、攻城池，機動靈活，行動飄忽，多次挫取了清軍的圍剿。

川、楚、陜白蓮教大起義使太上皇乾隆極為震驚，他命令川、楚、陜各省的督撫將軍率軍全力鎮壓境內的起義軍，并陸續抽調八旗兵和各省的綠營兵參戰。然而幾年下來，雖然投入了大量兵力，耗費了7000多萬兩餉銀，白蓮教起義的烈火卻仍持續燃燒。這除去起義軍方面的驍勇善戰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與清軍的腐敗墮落有關。清朝軍事力量的兩大支柱八旗和綠營到此時已經嚴重喪失了戰斗力，軍紀腐敗不堪。士兵們平素敲榨百姓、搶掠財物是無所不能，與起義軍交鋒時卻毫無斗志，畏縮不前。軍中將領侵吞軍餉、貪賞冒功、懦怯避戰的現象更是屢見不鮮。白蓮教起義爆發后，在京的八旗將領曾一度踴躍請纓參戰，但他們率軍到了前線卻只顧四處搜刮財物，根本不聽軍令約束，以至前線的清軍將帥叫苦不迭，請求嘉慶趕快將這批京兵撤回去，以免影響作戰。無奈之中，清政府只得組織地主武裝鄉勇團練來加強鎮壓白蓮教起義的力量。鄉勇不是國家正規軍，受到八旗和綠營的歧視。作戰時鄉勇被推到前面作替死鬼，戰事結束后各種功勞卻又沒有他們的份，鄉勇對此也心懷不滿。這樣反復圍剿的結果，只能是徒自勞師靡餉!

嘉慶面對征剿不力、烽煙不息的形勢，憂憤交加，寢食不安。親政之后，他在總結以往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立即著手調整對起義軍的對策。嘉慶四年(1796)，他懲治了和珅、戴如煌、常丹葵、胡齊侖等人，把“官逼民反”的罪責都推到了這些貪官污吏身上，借以平息民憤。他通諭軍中將領，以往有的將領不以軍務為重，投機鉆營，冒功吞餉，今后對這些弊端要堅決杜絕。為了改變各路清軍不相統屬、作戰行動難以協調的局面，嘉慶任命勒保為經略大臣，統一指揮川、楚、陜、豫、甘五省的軍隊。勒保在職的半年里，局勢未見好轉，嘉慶遂將勒保逮捕治罪，以明亮接管經略事務。明亮也是乏力回天，嘉慶又將明亮撤職代之以勒登勒保。在半年之內，嘉慶三次更換經略大臣，可見他鎮壓起義軍心情的迫切。此外，嘉慶還嚴懲了一批作戰不力的統兵大員。永保、景安、秦承恩、惠齡等人因為“縱賊”的罪名，或者被定為死罪，或者被遣戍邊疆，或者被降級調用。以往運轉不靈的清朝軍事機器，在嘉慶的操縱下開始加速運轉起來。

太上皇乾隆鎮壓白蓮教起義一昧實行軍事圍剿。嘉慶從幾年的實踐中看出這種做法并不能完全解決問題，于是采用了剿撫兼施的兩手策略。嘉慶宣布“但治從逆，不治從教”，即對白蓮教的活動不予禁止，但對白蓮教起義軍要堅決鎮壓。嘉慶幾次下詔，允許一般起義軍將士投奔朝廷，凡能擒獲起義軍首領歸順的，都可受到賞賜，臨陣投出，或者是自行逃散的，也可以放歸鄉里，安排生計。可是嘉慶的招撫政策并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白蓮教起義軍將士同仇敵愾，即使在作戰不利的形勢下也是咬緊牙關，浴血奮戰，決不輕易向朝廷投降。這使得嘉慶感到非常惱火，最后采用了堅壁清野政策。這項政策早在白蓮教起義初期曾由明亮等人提出過，當時未被乾隆重視。嘉慶在親政之后對這項政策加以充分肯定，下令在川、楚、陜、甘等地廣為推行。堅壁清野的主要內容就是在起義軍出沒地區四處合并村落，修建堡壘，在山區扼險結寨，在平原地區掘壕筑堡，將百姓都驅趕到堡壘之中，清查戶口，限制人員出入，強行隔斷起義軍與貧苦百姓的聯系。寨堡四起之后，嘉慶又積極組織團練鄉勇，擴大地主武裝。他下令軍中努力糾正以前的做法，不得歧視團練鄉勇。凡鄉勇立功、陣亡者都要同正規軍一樣對待。嘉慶推行的這些措施給白蓮教起義軍形成了嚴重威脅，起義軍在人員的補充、給養的供給等方面都面臨許多困難，游擊作戰四處受阻，清軍在戰場上逐漸占據了優勢。

嘉慶九年(1804)，轟轟烈烈的白蓮教大起義被鎮壓下去了。這次起義歷時近十年之久，起義軍縱橫川、陜、楚、豫、甘5省，抗擊了清政府從16個省調集的軍隊，使清政府耗費餉銀2億兩，嚴重地動搖了清朝的統治基礎。從此，清王朝陷入了武力削弱、財政窘迫的困境，嘉慶的日子愈發難熬。

就在川、楚、陜白蓮教起義方興未艾之際，湘、黔一帶的苗民起義又掀起了澎湃的波瀾。雖然起義規模較小，但此起彼伏，相互呼應，一直堅持到了嘉慶十二年 (1807)。在此期間，以蔡牽為首的漁民起義軍，縱橫閩、浙、粵三省海面，對清朝在東南沿海地區的統治構成了嚴重威脅。嘉慶損兵折將，費盡周折，才于嘉慶十五年 (1810)將這股反抗力量鎮壓了下去。

嘉慶十八年(1813)，北方大地又涌起了農民起義的風云，李文成、林清等人領導的天理教起義爆發了。天理教是白蓮教的一個支派，它的教徒按八卦名稱分股活動，所以也稱為八卦教。在直隸、河南、山東等省，天理教擁有眾多的教徒。天理教徒的基本成份是貧苦農民和手工業者、小商人，另外還包括少量小地主和下層官吏。白蓮教起義失敗后，天理教首領李文成、林清等人積極活動，秘密組織反清起義。嘉慶十八年(1813)九月，河南方面不慎泄露了起義的機密，李文成身陷囹圄，河南滑縣的天理教徒遂提前舉行起義，救出了李文成，直隸的長垣、東昌，山東的曹縣、定陶隨之也接連起事。嘉慶聞訊后急忙飭令直隸總督、河南巡撫率軍前去鎮壓，可他萬萬沒有想到，起義軍戰士竟然打進了北京皇宮! 九月十五日，林清組織的一部分起義軍按照原定計劃，在內線太監的引導下分別由東華門和西華門闖進了宮中。他們白布裹頭，高舉“大明天順”、“順天保民”的大旗，奮勇沖殺。至今，隆宗門的匾額上還留有當年起義軍射上去的一個箭鏃。在起義軍戰士的喊殺聲中，正在宮中上書房的皇次子旻寧和幾個親王慌忙組織侍衛抵抗，接著又有大批官軍從神武門入宮，勢單力薄的起義軍戰士經過一番苦戰，抵擋不住優勢敵人的攻擊，進攻皇宮的戰斗失敗了。

宮中發生激戰時，嘉慶正在承德避暑山莊。得到消息后，他震驚不已，馬上急匆匆地趕回了北京。他頒布了 “罪己詔”，驚呼這次事件“變生肘腋，禍起蕭墻”，實在是曠右奇聞。緊接著，他下令嚴密搜捕林清等人，將林清誘捕處死。同時，又調集各路清軍，對河南李文成領導的起義軍進行血腥鎮壓。十一月，李文成在林縣司寨被圍，壯烈戰死。天理教起義的火焰被撲滅了。同一年，陜西歧山縣三才峽的木工因為饑寒交迫、苦無生路也舉行了武裝斗爭，但不久就遭到了清軍的殘酷鎮壓。

內亂不休，外患迭至。嘉慶當政時期，英、法等資本主義國家已先后完成了工業革命，正積極向東方拓展勢力，古老的中華帝國成了西方殖民者覬覦的重要目標，商人、傳教士、炮艦、鴉片紛紛涌來。在對外關系方面，嘉慶仍堅持推行閉關自守政策。他認為：“我天朝富有四海，難道需要外國的點滴貨物嗎?”他通諭東南沿海各省督撫，要嚴禁國內商人私自到國外貿易。對于國內商人對外貿易的商品種類，嘉慶也是多有限制。有人請求允許福建的茶葉在廈門出口，以免去前往廣州的長途運輸，但嘉慶堅決不予批準。當時，外國商人在華的貿易活動只能在廣州進行，并且要受到許多束縛。乾隆年間曾規定，外國商人不準在廣州過冬，必須住在政府指定的行商的商館中，由行商負責管束稽查;中國商人不準向外國商人借款或受雇于外商，嘉慶在上述條文的基礎上，又作出了若干新的規定，如中國人不準私自前往外商住處，店鋪不準使用外文招牌，商行里不準興建外國式樣的房屋等等。

對于西方殖民者對華的軍事挑釁，嘉慶始終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嘉慶十年 (1805)，英國四艘軍艦以為貨船護航為名，闖到澳門和廣東口岸，嘉慶立即訓令兩廣總督要密切注意英國人的動向，不準其自由行動。嘉慶十三年(1803)，英國又借口幫助澳門的葡萄人抵御法國人，派軍隊在澳門登陸，隨后有3艘軍艦闖到黃埔，200多名英國士兵和水手進駐了十三行商館。面臨英國人如此囂張的行動，嘉慶以日傳五百里的特急軍令，指示廣東地方官員迅速整飭軍備，在英國人面前要態度強硬。若英國人敢于違反約束，對其將不惜動用武力剿辦。廣東的督撫大員吳熊光、孫玉庭措施不力，表現軟弱，嘉慶毫不猶豫地革掉了他們的職務，并一再囑咐繼任官員到任后對涉外問題要悉心籌劃，不能大意。嘉慶二十一年(1816)，發生了頗有點滑稽色彩的阿美士德使團事件。這一年，英國派遣阿美士德率領一批人，帶著一些外交、商務上的要求來到北京，要求覲見嘉慶，嘉慶允諾予以接見，但就在接見之前清朝官員和阿美士德等人在覲見禮節上發生了爭執。清朝官員把阿美士德使團當作貢使對待，而英國人堅持不行三跪九叩大禮，雙方形成了僵局。嘉慶十分生氣，下令把英國使節立即遣送回國，負責接待的一班大臣也被嚴加議處。

鴉片本來是作為藥品輸入中國的，輸入量也不多。但自明末以來，西方殖民者為了扭轉在對華貿易中的不利地位，贏得巨額利潤，不擇手段地將大批鴉片運進了中國，乾隆時已達到每年四千箱左右。鴉片的大量輸入使中國國內財政、軍事、人民生活等方面都受到嚴重損害，嘉慶對此認識得相當清醒，采取了多種戒煙措施。嘉慶規定，外國貨船來華貿易時，在澳門要受到檢查，并要由行商出具保證書，保證船上沒有夾帶鴉片。在內地，嘉慶多次下令嚴厲打擊鴉片販子，禁煙不力的官員必須受到懲處，那些吸食鴉片的人也要被治罪。

對于西方傳教士在華的活動，嘉慶也予以多方限制。嘉慶十年(1805)，一個名叫德天賜的西方傳教士不聽清政府的禁令，在內地刊書傳教，結果被嘉慶下令押到熱河加以囚禁，為其遞送書信、地圖到澳門去的廣東陳若望等人也被發配到伊犁。同年，嘉慶還下令銷毀了一批西方傳教士的經卷，懲處了對西方傳教士約束不嚴的內務府大臣。嘉慶十六年 (1811)，嘉慶又下令，在華的西方傳教士，除了在欽天監負責天文觀測的以外，其余的都送到廣州打發回國。

光陰如梭，嘉慶在位的20多年過去了，清王朝中興的局面并沒有出現，而嘉慶卻在不知不覺中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嘉慶37歲時才登上了皇帝寶座，稱帝之后，他很早就開始考慮嗣位者的問題。在他的5個兒子中(長子夭折)，他最中意的是皇次子緜寧。嘉慶四年(1799)，緜寧被定為了皇儲。嘉慶二十五年(1820)七月，嘉慶前往熱河行獵，中途中暑，身體狀況突然惡化。二十五日，他在承德避暑山莊與世長辭。后來，他被安葬在清西陵中的昌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