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望之空談誤國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朝廷重臣如宰相、大學士等一般都由儒家經學士任職。這些文人，潔身自好者居多，但都有空談仁義、不問實際的毛病。以后的公孫弘、蔡儀、韋賢等等都是“傳先王語”者。自鳴清高，專講外行話，特別是處理經濟事務時缺乏經濟頭腦，常常以感情代替政策，往往誤國誤民，敗事有余。漢武帝時的儒士蕭望之是一位典型。蕭不附外戚，久未安重用。霍光死后，元帝時方以太子太傅身份輔政，最后被宦官、外排陷至飲鳩自殺。其為人剛直，但對理財一竊一通，有時還利用職權胡亂干預。

宣帝時，漢與西羌、匈奴有戰，京兆尹張敞建議令犯法者入谷以實邊，即上交朝廷錢糧以贖罪來支援邊境戰爭之需。這本來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但蕭望之持儒家義利觀，大談“教化”之理，認為“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影響不好，因而反對入谷實邊。這種不切實際的分析，可謂“圖虛名，落實禍”。張敞與蕭辯論，提出入谷贖罪之理計有三點：第一，不是犯罪者皆可入谷贖罪，有大罪者不開此禁;第二，戰爭急需物資，問題必須盡快解決;第三，要不尚空談，敢于權變，拿出有效辦法來。但蕭望之仍極力阻撓，喋喋不休，不準開禁。又一次，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為了平衡谷價和實邊的目的建議設常平倉。蕭望之則以為是“與民爭利”，堅持自然經濟，反對開發實業。他說耿壽昌筑倉治船，耗費錢財，興師動眾，百姓勞頓，所以不妥，怕違了民心與天意。實際上耿的建議如果采納，將會以較小投入獲取較大效益。建倉貯糧，調節流通，減少漕運，好處明顯，但蕭望之這個迂夫，連四比三多的道理都不懂。一頭鉆進牛角尖里講空洞的大道理。儒士多有輕商、賤商思想，蕭望之瞧不起“習于商功分銖之事”(實際算帳賺錢增加收入)的耿壽昌，竭力干擾別人去解決問題，影響極壞。因為如果是一般儒生出來說幾句還無所謂，而話由宰相一級要員講出來，就成了“準圣旨”了。這里也有所謂“一票否決權”。蕭望之“好心”辦壞事，誤國又誤民。以后各代此類情況不斷出現，空言誤國，清談失利。他們也扮演了使歷史發展緩慢，經濟停滯不前的一種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