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忌諱

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的教育政策，一方面重視儒士，讓他們做官，為他的新政權服務，另一方面又對知識分子取嚴重的不信任態度，猜忌他們，對不同意見者進行鎮壓，特公布法令說，“四海之內的人，都是帝王的臣屬，都應該為帝王服務，環宇之中士大夫有不愿為帝王服務的，就是自己把自己列于為帝王服務的屬臣之外，對于這種人，就應該殺其頭而滅其家。”對自認為不忠于朱明王朝的一些官吏和知識分子所進文件進行檢查，吹毛求疵、編造莫須有的罪名加以迫害，特別是因為他是以農民起義而起家，長期被正統觀念看作“賊”，和他曾經做過和尚(“僧”)，所以對與“賊”和“僧”相同的音字特別忌諱，總認為是讀書人在變著法子揭他的老底，于是肆意牽附，形成洪武時期的文字獄禍，成了中國教育史上又一黑暗時期。如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在所寫賀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為世作則”(意即您是天生的圣人，世人的楷模)等語，朱元璋看了大怒說：“生”就就暗示我曾經做過和尚，“光”是剃頭，也是諷刺我做過和尚，“則”是“賊”，是暗示我是強盜出身。于是就把他斬了。這一時期還有大批教師、學官，被加上“大不敬”的罪名，慘死于文字獄禍。清人趙翼在《明初文字之禍》一文中列舉了許多因文字著述而被濫施殺伐的案件，如，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為海門衛作《謝增俸表》，因內有“作則垂憲”而殺頭;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為都司作《萬壽表》，因內有“垂子孫而作則”被殺頭;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璟，為按察使撰寫《賀冬表》，因為有“儀則天下”而殺頭;桂林府學訓導蔣質，為布按作《賀正表》，因文內有“建中作則”而殺頭;常州府學訓導蔣鎮，為本府作《正旦賀表》，因文有“睿性生知”而殺頭;澧州學正孟清，為本府作《賀冬表》，因文有“圣德作則”而殺頭;陳州學訓導周冕，為本州作《萬壽表》，因文有“壽域千秋”而殺頭;懷慶府學訓導呂睿，為本府作《謝賜馬表》，以文有“遙瞻帝扉”而殺頭;祥符縣學教賈翥，為本縣作《正旦賀表》，以文有“取法象魏”而殺頭;毫州訓導林云，為本府作《謝冬官賜晏箋》，以文有“式君父以班爵祿”而殺頭;尉氏縣教諭許元，為本府作《萬壽賀表》，以文有“體乾法坤，藻飾太平”而殺頭;德安府學訓導吳憲，為本府作《賀立太孫表》，以文有“永紹億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門”而殺頭。本來上面這些話都是傳統的歌功頌德的常用語言，本在逢諛，卻成為了死罪的根據，其原因，除“則”與“賊”、“生”與“僧”近外，有如“帝扉”(帝王的門)與“帝非”同音，“法坤”與“發髡”(剃頭)同音，“取法”與“取發”同音，“有道”與“有盜”音同，“藻飾太平”與“早失太平”同音等。

在這種任意的文字獄禍下，當時舉國上下，人人自危，真弄得京官每天早晨入朝上班，必定要與妻室兒女訣別，到晚上平安歸來才互相慶賀，以為又活了一天。朱元璋這種亂定學宦儒士的罪名、妄加誅殺的行為，不是偶然的，而是明代君主專制主義發展的具體表現，它不僅對明初，而且對以后的教育政策也起了極壞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