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界的學霸現象

20世紀30年代初，蘇聯生物學界出現了米丘林學派與摩爾根學派的爭論，這場爭論，涉及遺傳的物質基礎、獲得性遺傳等基本問題，以及一些基本概念等等。可是，李森科卻以米丘林的學生、全蘇農業科學院院長的身份，在蘇聯的一次會議上，對摩爾根學派進行了大討伐，摩爾根學派被戴上了“孟什維克化的唯心主義”的政治帽子，把摩爾根的遺傳學說成是敵視蘇維埃的反動理論，是荒謬的為帝國主義效勞的偽科學。30年代后期，李森科把這場爭論又同“肅反”聯系起來，摩爾根學派的代表人物瓦維洛夫(1887—1943)遭到撤職、逮捕、判刑，1943年死于獄中。一些相信摩爾根遺傳理論的蘇聯科學家，紛紛發表聲明，檢討錯誤，并放棄了摩爾根的學說，使一些蘇聯科學家背離了真理的軌道，誤入岐途。事情并沒有到此結束，1948年8月召開的全蘇列寧農業科學會議.是蘇聯在意識形態領域內批判資產階級的總部署的一部分，會上和會后，李森科學派對摩爾根學派進行了全面圍剿，該學派被扣上“資產階級”、“反動”、“唯心主義”、“形而上學”、“偽科學”等一系列帽子，禁止在學校中講授，實驗室被封閉，學術刊物被撤銷，李森科學派取得“全面的勝利”。致使蘇聯的細胞遺傳學、分子生物學，從此一蹶不振，發展相當緩慢。

百家爭鳴，是進行科學研究和發展科學的一種重要方法，允許不同學派、同一學派內部、科學工作者個人之間，在科學理論問題上的互相爭辯，有利于科學研究活動的開展，反之則會阻礙科學研究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