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非議司馬遷

司馬遷不僅是我國古代的史學家和文學家，而且也是一位卓越的經濟思想家，他在《貨殖列傳》中，對人的特性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好利求富是人的本性，把人描繪為“經濟人”。由于他把人的心理和經濟行為聯為一體進行研究，提出了種種科學的新見解，因而被班固批評“是非頗謬于圣人”，“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

司馬遷把各種人的行為活動都歸結為一個“利”字，歸結為對財富的追求。他說：“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他列舉賢人、隱士、廉吏、兵士、閭巷少年、趙女、鄭姬、游閑公子、漁夫、獵人、賭徒、醫生、以技術謀食的人、吏士、農、工、商賈、畜長等，指出這些人的活動都無不和自己的經濟利益聯系在一起。正是：“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史記·貨殖列傳》對“經濟”人的行為和內在驅動力作了深刻的剖析，它說：“賢人們在朝廷深謀遠慮，發表議論和守信盡節。隱居深山洞穴的士人們，用各種方法獲取聲譽，他們的目的是什么呢?為的是獲得大量財富。所以，誠實的官吏，居官久了，便更加富有;薄利多銷的商人，最終也是為了致富。追求財富是人的本性，是不用學習就有的欲望。正因為這樣，軍中壯士攻城時英勇向前，陷陣殺敵，斬將奪旗，面對弓箭和石塊的襲擊，赴湯蹈火，不避危險，就是因為可以得到重賞的緣故。鄉里的少年，攔路搶劫，殺人滅尸，盜掘墳墓，私鑄錢幣，欺壓良善，借機報仇，發人陰私，而不怕觸犯法禁，視死如歸，實際上也都是為了獲取錢財。現今趙、鄭等地有些女子，妖冶打扮，彈琴奏樂，揮動長袖，踏著舞步，擠眉弄眼，不遠千里而來，招引客人，無分老少，也是為了求取財利。游手好閑的公子，他們頭戴華冠，身佩寶劍，連車結騎，也是為了顯耀他們的富貴。射鳥捕魚打獵的人們，披星戴月，頂霜冒雪，奔馳于深坑大谷之中，而不怕猛獸傷害，為的是得到美味。以賣技賭博、斗雞走狗為生的人，故作姿態，各不相讓，力爭取勝，為的是怕輸去賭注。醫生方士和其它靠技術謀生的人，他們焦思勞神，竭盡才智，為的是求得豐厚的報酬。官府的吏胥，舞文弄法，私刻印章，偽造文書，不怕砍頭鋸足，為的是得到賄賂。農工商牧等人，更是沒有不謀求增添財富的。這是凡有知識和才能的人都會這樣干的，人們決不會吝惜自己的力量讓求富的機會錯過的。

司馬遷探索人的特性并不是他的潔癖，而是尋求富國富民的經濟政策。他認為，《老子》主張把老百姓的耳目都掩塞起來，直到老死不相往來，這種主張是行不通的。他說，神農氏以前的情況，我不清楚，至于《詩經》、《尚書》對虞舜、夏禹以來情況的記載，人們的耳目總想聽美妙的音樂和想看漂亮的色彩，嘴巴總想吃美味的肉食，身體貪圖舒服快樂，內心則以有錢有勢為榮耀。人們的這種習慣，可以說由來已久，即使用美妙動聽的言論挨家逐戶去勸說，也不可能改變。所以最佳的經濟是順應自然，不加干涉，其次是因勢利導，再次是進行教化，又次是整飭約束，最壞的政策是與民爭利。即所謂：“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有的學者把這種觀點概括為“善因論”，其核心思想是主張經濟上的自由放任主義。主張放任主義的經濟思想，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上司馬遷是第一人，難怪有人將他的思想與主張“看不見的手”的經濟大師亞當·斯密相比擬，這是可以理解的。遺憾的是，司馬遷的這種理性和創造，竟被視為違背圣人正宗的異端而加以大張撻伐，在以后一千多年里消聲匿跡了。直至宋代，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經濟放任主義思想才又得以重新復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