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批評屈原之失

戰國后期的愛國詩人屈原，是我國第一個偉大的文學家。他人格高尚，知識淵博，有非凡的文學才能。他用熱血和生命唱出了不朽的詩篇。其代表作《離騷》以熾熱的感情，奇特的想象，表現了詩人對光明的執著追求，對人生的火熱愛戀，以及決不同惡勢力同流合污的峻潔人格。但是，在中國古代長期的封建歷史中，有不少人對屈原提出過嚴厲的批評。班固就是其中的一個。

班固是東漢時期重視評論屈原及其作品的文學批評家。他在青年時代曾給予屈原以很高的評價，但在后來卻一反初衷，對屈原進行了激烈的指責。他認為《離騷》不符合詩道《大雅》的“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原則，指責屈原不應當“發憤抒情”。他認為屈原之所以遭到上官大夫的讒言，是因為屈原在傾危之邦的群小之中正道直行;擔任上左徒的官職，為國王發號施令，是一種“露才揚己”的表現。所以屈原受到迫害是自討苦吃。同時，班固認為屈原不該譴責惡勢力，尤其是不該怨君;屈原敢于批判君惡、“怨主刺上”和嫉惡如仇的高貴品質，在班固看來都是大逆不道之舉。再者，班固認為《離騷》從內容到藝術，都不符合儒家的“法度”，所描寫的文辭與內容，“非經義所載”，因而劉安、司馬遷等人稱譽《離騷》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的評價是言過其辭的。根據這些理由，班固全面否定了屈原作品的內容，只是肯定屈原的文辭“弘博麗雅，為辭賦宗”;而屈原愛國憂民的崇高品質，班固更是只字不提。

班固這樣評價屈原，與當時的社會思想有很大關系。班固生活的時代，正是儒家學說宗教化神圣的時期。漢章帝就親自在白虎觀主持討論會，推行董仲舒的學說;儒家的三綱五常道德觀念，更加被崇奉為最高的道德標準。班固被漢章帝任命為這次會議的記錄整理人。他受寵若驚，特別賣力，由他整理炮制了一部有名的《白虎通》。在這部書里，更加強化了王權神授觀念。浸透了“圣諭廣訓”思想的班固，對屈原“責數懷王，怨惡椒蘭”的作法當然不能接受。他在《漢書·禮樂志》中強調文藝要“通神明，立人倫，正性情”，竭力把文藝納入為封建階級綱常教化服務的軌道。而屈原的作品，顯然是不能符合他的這一要求的。他否定《離騷》，無非是為了防止產生不利于封建統治的文藝作品，使文藝成為封建教化和為統治階級歌功頌德的工具。

班固是一個典型的明哲保身的人物，他的文學批評言論是儒家道統文藝觀的集中反映。這種文藝觀，只能阻止人們用文藝揭露封建社會的黑暗現實，根本不能允許批判封建君主的罪惡。中國古代很少純揭露批判的文學作品，頂多是對君主進行“諷諭”，這與儒家道統文藝觀有密切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