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合典型工程進行教學”

“結合典型工程進行教學”是文化大革命時期被極度夸張的實用主義教育學原則。它起源于聯系實際工程進行教學的主張，本是同濟大學1967年在總結1958年真槍真刀搞設計的做法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是意在加強理論聯系實際的教學方法。后來，同濟大學又根據幾位實踐經豐富而文化程度較低的老工人的特殊情況，組織他們先搞工程設計，結合學習理論，并試辦過老工人班。這些做法當時都有一些成績。但這一做法被“四人幫”所利用，成為政治斗爭的工具。

自1970年至1972年，周恩來總理根據當時的情況和毛澤東主席的指示，對高等學校加強基礎理論的教學和研究，多次作了重要指示。1972年春，周培源根據這些精神、應約給《人民日報》寫了一篇題為《對綜合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的文章，以期引起重視。“四人幫”立即對周培源同志的文章大擺圍剿陣，刮起反對學習和研究基礎理論的妖風，借題發揮，把矛頭指向周恩來總理，并布置“座談會”，要求同濟大學黨委總結“結合典型工程進行教學”的“經驗”。同濟大學黨委在總結時深深感到“結合典型工程進行教學”有實用主義傾向，嚴重地削弱了基礎理論的學習，提出了不同意見。“四人幫”一伙卻更是變本加勵，張春橋當時給上海一家報紙下達黑指示說：“周培源有后臺，不管他的后臺有多大多硬，就是要批。”在上海的另一個“四人幫”余黨在召集同濟、復旦兩校負責人開會時也赤裸裸地說：“有些人講基礎理論差，有些黨員也這樣講，周培源的文章也同意，有人說是有來頭的，有什么來頭?無非是總理講的，你們可以寫文章。”

為了給“結合典型工程進行教學”的“經驗”制造“根據”，“四人幫”一伙不惜采取弄虛作假的卑劣手段，炮制了一份所謂《“五、七”公社老工人班教學情況的調查報告》。這個“報告”打著“理論與實際的統一”的幌子，宣揚“實踐唯一”、“典型工程萬能。”歪曲事實真相，說什么“連小數點也搬不動”的老工人學員，通過早做典型工程設計，不但學會了工程設計，而且也學好了大學的基礎理論。并以此鼓吹搞工程設計“老工人能早、青年人更能早;文化低的能早、文化高的更能早。”大肆宣揚這個“經驗”具有“普遍意義”，強行在全同濟及外校推廣。實際上這根本不是什么“經驗”，完全是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人類普遍的認識法則的歪曲和背叛。這種所謂“早”的實際做法是，學員剛入學，就要求他們每周在工地勞動三天，加上一天政治學習，半天外語、體育教學，每周只有一天半的時間學習初等數學和房屋建筑基本知識。這樣一學期后，就要求學員搞典型工程設計。這時，學員連起碼的基礎知識和基本計算技能都沒有很好掌握，只好跟著老師“照貓畫虎”，照老師的“示范圖”抄，照書本的公式套，根本不知道所以然，更談不上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學習。由于要適應典型工程的需要，對有些基礎課和專業課程的內容，不得不違反由淺入深的原則。不講又不行，講又講不清。學生囫圇吞棗，無法消化、事倍功半，得不償失。“四人幫”一伙出于其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在大反所謂“基本風”、“理論風”時，還拼命鼓吹結合典型工程綜寫綜合性教材是教材體系的一場“革命”。實際上只是將各門學科的有關內容分別拆散，圍繞具體工程，按照設計施工的順序加以編排。基礎理論的連貫性和系統性完全被打亂了。結果是學科的內在聯系被割裂、必要的內容被砍削、造成概念不清，難易顛倒，學生學了以后稀里糊涂。為了適應“結合典型工程進行教學”的需要，按學科建立的教研室也被統統砍光，改為“包乘組”，將幾個基礎課教師和專業課教師混編成一組，負責學生從入學到畢業的全部教學任務，結果也大大影響了教學和科研、生產的真實的結合。

“四人幫”一伙出于其政治目的，利用“結合典型工程進行教學”作為“炮彈”大反所謂“基礎理論風”攻擊周恩來總理，并以此作為“教育革命”的大方向，大搞實用主義的教育，對高等學校的教學和科研工作造成了極壞的影響和極大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