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文化·偏安一隅的河西文化·五涼時期河西佛教的興盛

河西走廊是中西交通的要道，佛教作為一種外來文化必然會在河西地區得到傳播與發展。魏晉時期，佛教在中原傳播，常與玄學有涉，佛教教義作為玄學的附庸，二者互相演進，形成時尚，而在河西，佛教的傳播借助于地域的關系，從內容到形式更直接地受西域的影響。五涼時期，佛教在河西傳播并發展，《魏書·釋老志》載：“涼州自張軌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舊式村塢相屬，多有塔寺。”充分說明河西地區佛教傳播已有廣泛的群眾基礎，民間紛紛建塔立寺，虔誠信仰，教義深入人心，有世信佛教的傳統，而這是佛教興盛的重要條件。

(1) 竺法護河西譯經

竺法護是魏晉之際的河西名僧，原名曇摩羅剎，其先月氏人，世居敦煌，八歲出家，以外國沙門竺高座為師，隨師游歷西域各國，攜帶大量佛經，自敦煌至長安沿路傳譯。他西行東下，以涼州為中轉之地，求經于西域，傳譯至中原，他一生先后在長安、敦煌、洛陽、酒泉等地專門從事譯經，所譯佛經有一百五十九部。永嘉亂后，竺法護由長安避亂涼州，所譯諸經也隨攜涼土(《漢魏南北朝佛教史》第七章)。竺法護所譯有般若經、華嚴經、寶積經、大集經、涅槃、法華、大乘經集、大乘律、本生經等，種類繁多，包括了大乘佛學的主要部分。由于竺法護的努力，當時西域流行的佛教經典大都介紹到中原，使大乘佛教在中國有了發展。

竺法護譯經盡可能傳達經典的本意，法護漢語修養很高，又通曉西域語言，在譯經中堅持“言準天竺，事不加飾”的原則，做到了忠于原本而不厭詳盡，給人以“辭質勝文”的質樸印象，為后來鳩摩羅什“新譯”鋪平道路，對佛學的發展有著重大意義。竺法護對河西佛教的傳播也產生了深刻影響，法護在河西有兩次譯經活動，一次是西晉太康五年(284)，在敦煌先后翻譯從罽賓攜來的《修行道地經》和從龜茲帶回的《不轉退法輪經》，另一次是西晉元康四年(294)在酒泉譯《圣法印經》，參加譯經的有三十多人，其中必有河西沙門參與其事。竺法護在譯經中吸收許多助手弟子，這些助手弟子在參加譯經中，積累了經驗，熟悉了經典，他們繼法護之業，發揚光大，對佛教的傳播起了重要作用。由于竺法護在河西的活動，使佛教在河西的傳播深入發展，而敦煌、酒泉等地的佛事活動更是興盛，這對整個中國的佛教傳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2) 河西佛教的興盛

五涼時期，河西佛教的興盛主要表現在譯經和建造寺窟方面。前涼張天錫執政時期，在太清十一年(373)，張天錫主持并參與了譯經活動，翻譯的佛經有《首楞嚴》《須賴》《金光首》《如幻三味經》等四種。釋道安晚年整理的《綜理眾經目錄》里列有《涼土異經錄》，有五十九部七十九卷，數量眾多的經典說明前涼譯經除張天錫時有記載的這一次外，必定還有其他譯述活動。前涼時期，敦煌的立寺造窟活動相沿成風，竺法護弟子竺法乘“立寺延學”，而敦煌民間“多有塔寺”。根據《沙州志》的記載，東晉永和九年(353)，敦煌民間已開始在莫高窟建造佛窟，據推測至遲在前涼初，這里就建了仙巖寺，“自茲以后，鐫造不絕”(《莫高窟的創建與藏經洞的開鑿與封閉》)。樂僔造窟之后，引起沙門注意，從此推進了莫高窟的開鑿，以致影響到后世，波及到整個河西。

北涼沮渠氏篤信佛教，熱心傳譯，使河西佛教達到極盛。在佛經翻譯和修寺鑿窟方面，北涼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據《開元釋教錄》記載，早在北涼建都張掖之時，就有沙門道龔、法眾和僧伽陀從事佛經翻譯，后來北涼統一河西后，姑臧內苑閑豫宮被辟為專門譯場，曇無讖、沮渠京聲、浮陀跋摩、智猛、道泰、法盛等都是著名的譯人，他們共譯經八十二部，三百十一卷，其中曇無讖譯經十一部一百十二卷。北涼時推重禪法戒律，而曇無讖又以方術知名，他所譯《菩薩戒本》受到涼土僧人高度重視，當時就有三千余人紛紛受戒，足見大乘戒在當地影響之大。后來北朝佛學重禪法戒律，溯其源，與北涼時曇無讖的傳譯關系極大。

北涼時譯經地點有敦煌、張掖、高昌、姑臧等地，姑臧城內的譯經規模很大，也最為重要。沮渠牧犍親自組織了對《大毗婆沙》經的翻譯，這次譯經活動安排在姑臧城內苑閑豫宮，參加者有沙門慧嵩、道朗等三百余人。這些人從乙丑之歲(425)至已卯(439)，經過十五年的努力，譯出這部長達一百卷的經典。而沮渠興國在北涼玄始十五年(426)，又組織了五百余人翻譯《優婆塞戒經》。

北涼統治者推重修寺建窟這種崇信佛法的修造活動，沮渠牧犍初為酒泉太守時，“起浮圖于中街，有石像在焉”(《太平御覽》卷一二四)，沮渠蒙遜也在涼州南洪崖造碑。《集神州三寶感通錄》記載了北涼修造之盛：“涼州石窟瑞像者，昔沮渠蒙遜以晉安帝隆安元年據有涼土，二十余載。隴西五涼，斯其最久盛。專崇佛業，以國城寺塔修非云固。古來帝宮，終逢煨燼，若依立之，效尤斯及;又用金寶，終被毀盜，乃顧眄山宇，可以終天。于州南百里，連崖綿亙，東西不測，就而斫窟，安設尊儀，或石或塑，千變萬化，有禮敬者，驚心眩目……”涼州石窟的開鑿是北涼“專崇佛業”的產物。北涼造像石塔現存七座，是在酒泉、敦煌等地出土的。這七座石塔中，有明確記年的是田弘造像塔，其發愿文刻有“歲在戊辰”，時間為北涼承玄元年(428)，高善穆造像塔，發愿文刻“承玄二年”(429)，白雙且造像塔，發愿文為“緣禾三年”(432)，石塔上鐫刻的經文皆選自《增一阿含經》，說明北涼時河西民間流行的是小乘佛教(見《北涼石塔》，《文物參考資料》1978年1期)，這些造像石塔均從不同側面反映了北涼佛教的興盛。

(3) 傳播佛教的河西僧人

五涼時期，河西地區高僧輩出，這些僧人或西行求法，東下長安，或南至建業，北抵平城，他們傳播佛教，對佛教在河西乃至全國的發展都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西行求法的涼州僧人有竺佛念、慧常、智嚴、寶云、僧純、曇充、竺道曼、曇學、威德、沮渠京聲、道泰、法盛、僧表、法維、慧覽等人(趙以武《五涼文化述論》)。智嚴、寶云在張掖遇法顯一行，遂同到敦煌，后來智嚴到達罽賓，從佛大先受禪法，并請佛陀跋多羅(覺賢)東歸，晉元興三年(404)后回到長安。寶云則與法顯經于闐，度蔥嶺，終到弗樓沙國，遍學西域方言，返回長安。僧純、曇充于前秦建元(365—384)中至龜茲，求律于曇慕監寺。竺道曼也同時到達龜茲，河西沙門曇學、威德等八人均到于闐。酒泉人慧覽在北涼末至罽賓，從達摩咨受禪要。北涼亡后入蜀，居于建康定林寺，受到南朝劉宋王朝的尊崇。

東下長安的河西僧人有竺佛念、慧常、僧純、智嚴、寶云等人。竺佛念譯出《瓔珞經》《出曜經》《鼻奈耶律》第十二部七十四卷(《開元釋教錄》)，慧常助譯《比丘尼戒本》，而僧純、智嚴、寶云西行求法后，都先后來到長安。特別是在涼土居留十七年之久的鳩摩羅什到長安后譯經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使長安譯經活動達到鼎盛。

西晉以后，涼州至江南的交通多經巴蜀、江陵等地，河西僧人為宏揚教義，赴江南進行佛事活動，入蜀的河西僧人有賢護、法緒、法成、僧表、慧覽、道法等人。法緒、賢護于永嘉之亂后即入蜀，法成等人于劉宋時至蜀。京兆人智猛，西行求法返回涼土，停留十余年，譯出《泥洹經》二十卷，后于元嘉十四年(437)自涼入蜀，傳授佛教。僧印至江陵，道邃、道挺、沮渠京聲至建業。在建業，由于覺賢的南下，佛教得到弘揚。覺賢是河西僧人智嚴、寶云西行從罽賓請到長安的著名禪師，后來智嚴、寶云隨覺賢到了建業，覺賢、智嚴、寶云在建業各自譯經。

由于河西僧人的南下，巴蜀、江陵、建業佛教流行，特別是北涼亡后，僧人北徙平城，對當時及其以后中國佛教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