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傳秘寶”

道光十七年(1837年)，書生出身的幕僚王瑬，寫了一本叫《錢幣芻言》的書，在這本書中他竭力奈大紙幣的作用，把它說成是解決所有社會矛盾的“獨傳的秘寶”。

當時，清王朝日趨腐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輸入鴉片，引起中國白銀大量外流，促成了貨幣危機，即所謂“銀荒”。由于清王朝的財政收支都以銀為標準，銀荒造成銀貴錢賤現象，使得清政府田賦收入減少，各省錢糧積欠空前增加，加重了封建政府的財政危機，封建社會的矛盾也日趨尖銳化。面對這一事實，王瑬把解決社會矛盾，挽救政府財政危機的希望都寄托在紙幣上面。《錢幣芻言》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產生的。

在這本書中，他提出一整套發行紙鈔、鑄大錢的貨幣改革方案，其內容是：發行面額一貫至千貫的大鈔，兼鑄當百、當十大錢，與當一錢并行，大數用鈔，小數用錢。除此，并提出禁銅及禁銀為幣的政策。宣揚紙幣是取之不盡的財富，可以隨心所欲的創造。他說：“凡以他物為幣皆有盡，惟鈔無盡，造百萬即百萬，造千萬即千萬，則操不涸之財源”。他吹噓發行鈔票可使官加俸，吏加祿，田賦可減，關稅可輕，墾田有資，積儲有本，養士、賑民，不一而足。除此之外，舉凡利權旁失，洋錢耗蝕，鴉片貽禍，貨物呆滯，以至邪教，逆謀，邊疆起畔，仕途抑擠等弊端均可一去無遺。這樣紙幣簡直成為解決財政問題、經濟問題以至一切社會問題的萬應靈方了。

王瑬還首先提出一個“必君足而后民足”，“君足尤先”的謬論。這是一個與歷來“百姓足，君熟與不足”說法不同的，但卻是十分露骨的反動觀點。如何足君?他認為足君莫如操錢幣之權，欲操錢幣之權，必須發行鈔票把銀收回來，使銀錢不能充當貨幣，以此作為鼓吹發行鈔票的立論根據，這顯然是圖謀搜刮老百姓。他還抹殺金屬貨幣與紙幣的區別，認為作為貨幣的白銀和紙幣都是有形的物體，也都是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的東西，兩者是相同。這是王瑬對貨幣名目主義的發揮，是否定“鈔虛銀實”的正確說法，有意把金屬貨幣和紙幣完全等同，純屬詭辯與歪曲。王瑬還宣揚貨幣國定論，認為紙幣能夠憑借封建國家的“權勢以行之”，發行數量不受限制，甚至可以達到“使國家常有三十年之蓄”的程度;超過流通需要的紙幣也會進入貯藏。他說：“富家因銀為幣而藏銀，今銀不為幣，富家不藏銀則藏鈔矣!”他的這種說法，在貨幣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上也早被否定。

王鎏幻想“指瓦礫為黃金之術”，他一再說使用紙幣，紙就會轉化為百千萬億的金錢。只有發行紙幣，全國百姓的財富就被國家所占有;禁止白銀充當貨幣，是最佳權宜妙術，可以恐嚇富翁，迫使他們以白銀換成紙鈔，天下的銀兩也就流入府庫了，王鎏的這一套邪說，受到當時的進步思想家魏源、許楣等的批判，而當時的統治階級頑固派卻把這本書真的當做“獨傳的秘寶”予以珍藏。這件事告誡人們：統治階級為了搜括百姓，擺脫困境，總是利令智昏，往往把邪說視為至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