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風人物簡歷簡介,蒲風文學代表作品介紹

蒲風是左聯領導下的“中國詩歌會”的發起人之一，也是該會最活躍的詩人。他致力于新詩運動，為我國新詩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他短暫的一生中，創作了十九冊詩集和評論集，寫了不少散文、小說、文藝評論，還有譯詩。在創作中，他堅持現實主義，倡導詩歌大眾化，運用多種形式來寫：合唱體、傳單詩、街頭詩、朗誦詩、明信片詩、兒童詩、客音體方言敘事詩等。這些發自肺腑、閃爍著生命火花的詩篇約有一萬八千多行，充分顯示了詩人的勤奮和可貴的戰斗精神!

一、青少年時代

蒲風出身于貧苦的農民家庭，1911年9月9日生于廣東梅縣隆文鄉坑美村，原名黃日華，學名黃飄霞，開始寫作后用筆名蒲風、黃風、黃浦芳。九歲起在故鄉坑美小學讀書。1926年，到梅縣學藝中學讀書。是年春，國民革命軍東征，迅速打垮了軍閥陳烱明的部隊，擔任東征軍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曾與鄧穎超同志在梅縣東教場群眾大會上發表演講，使聽眾受到很大影響。蒲風雖然年紀小，但也受到教育，他一邊讀書，一邊參加革命團體的活動，與進步同學上街散發革命傳單，張貼標語。

1927年1月，蒲風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這時，梅縣革命運動風起云涌。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梅縣于5月12日暴動，實行武裝起義，奪取了縣政權。但由于當時黨中央在陳獨秀等人領導下，實行投降主義，加上組織聯絡沒有做好，孤軍作戰，起義終于失敗。蒲風自暴動失敗后，回故鄉隆文，參加共青團地下活動。這次暴動，對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四年之后，他曾在日記中寫道：“記得好幾年前的今天，在故鄉起了小小的(?)變亂，那時一切一切都覺得新鮮活潑!一切一切都猶如春草之能欣欣向榮。誰知，幾年后的今天，故鄉還是二百年來遺下的故鄉。……因為資本主義侵略的結果，逼得它不能不瘦癯，逼得它不能不童山朗木，還有，加以土匪丘八的光顧，它也是寢不安席，難于為生。”正因為這樣，1928年他寫下了《鴉聲》一詩，反映了那大革命失敗后，光明與黑暗繼續搏斗的現實。他借著《鴉聲》，把四處人民群眾反抗統治者的與日俱增的浪潮表達了出來： “我飛到東：/我看見惡人們在喜氣洋洋。/但被壓迫的大眾，/卻時常和他們作激烈的反抗。”他接著寫飛到西、南、北各方和中部， “到處都有殘酷的屠殺，/到處都有草菅人命的屠場。/但是，人們喲!新鮮的旗幟在飄揚!”詩人希望人們，不要被反動勢力所壓倒!

蒲風十七歲時，到了印尼東爪哇瑪瑯其長兄黃春華處，仍以高昂的革命熱情與戰友胡一聲、溫士奇等人合作，辦了油印的《狂風》等不定期進步刊物，團結一部分大革命失敗后跑到印尼去的青年，堅持地下活動。并在雅加達、泗水等地組織了地下黨，和新加坡的地下黨也取得聯系。翌年秋，地下黨在雅加達和泗水的秘密聯絡點被荷蘭帝國主義特務發現，戰友溫士奇等被捕。蒲風在1929年3月改寫《撲燈蛾》一詩，激勵人們要挺起胸膛，繼續革命： “熊熊的火焰在燃燒，/無數的撲燈蛾齊向火焰中撲跳;/——先先后后，/沒有一個要想退走! ”他描述的那些“為著堅持自己的目標奮斗到底，”不惜投身到“熊熊的火焰”里去燃燒的燈蛾的形象是很動人的。這時期的詩，大多發表在南洋《天聲日報》、《大公商報》、《僑聲日報》等報刊上。內容也多系反映大革命失敗后人民不甘于屈辱，不斷起來反抗的高漲情緒。《海上狂語》、《晚霞》、《火·風·雨》等詩都以滿臉的熱情，鼓勵人們“不必悲哀、失望、吁嗟”，預示人們“由鮮紅的血花里將建起新的明天，”只要團結起來就能象烈火、狂風、暴雨，把窒息人的社會燒焦!把不平的宇宙推倒，把血腥的大地沖洗干凈!

1930年4月，蒲風從印尼回到家鄉隆文。他在國外痛感華僑僑居國外受盡歧視和凌辱，更激發了愛國熱情。回家鄉的見聞，也使他感到要改變祖國貧窮、落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狀態，必須繼續進行革命。為了尋求革命真理，開辟新的生活道路，他到了上海這一革命烈火熾熱的地方，先在浦江中學補習，后于9月考入“中國公學”文史系讀書。課余經常閱讀中外文學名著，特別是魯迅等的著作，惠特曼、馬雅可夫斯基等的詩集和進步刊物，也聽過不少著名作家的演講。并堅持寫作和記日記。此時他也產生了組織文藝團體的強烈愿望，常找愛好文藝的同學或同鄉商議。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 他和許多同學參加了示威游行、請愿等活動，抗議日帝的侵略暴行。他從思想上認識到單純在大學里讀書或寫作，是拯救不了祖國的，必須有進步組織的領導。后來，經同鄉任鈞介紹加入左聯，經常在左聯領導下進行活動，醞釀成立詩歌團體，站在時代的前列，做大眾的良朋，做時代的喇叭，團結更多的詩人和作者， 以壯大新詩運動的隊伍。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詩壇上盛行“新月派”、 “現代派”的詩歌，以“豆腐干”的整形詩和象征主義的手法，表現頹廢迷惘，空虛沒落的思想感情，尤其是把詩的藝術形式引向了“格式化”、 “死胡同”!這種逃避現實，粉飾現實，歪曲現實，和大眾生活距離十萬八千里的現象。對一些找不到生活出路的青年，起了很大的毒害作用。為了廓清詩壇迷霧，提倡詩歌大眾化，二十一歲的蒲風與穆木天、任鈞、楊騷等詩友們，在左聯領導下，于1932年9月，在上海發起和組織了“中國詩歌會”，其任務是研究新詩歌理論，創作大眾化詩歌，批判過去的和介紹世界各國的新的詩歌。河北、青島、湖州、廣州等地詩人紛紛響應，先后組成了“中國詩歌會”的分會。蒲風負責聯絡各地分會和指導工作， “他過問一切、推動一切”。任鈞曾經提到“假如中國詩歌會的確曾經對中國的新詩運動發生過多少推進作用的話，則蒲風之功，顯然是最大的。”(《新詩話·關于中國詩歌會》)

蒲風為人嚴謹，不說空話，對新詩歌運動是一個最熱烈的倡導者，也是一個最積極的實踐者。1934年，他在河北《新詩歌》上，發表了他的代表作《茫茫夜》，并以此為名出版了第一部詩集《茫茫夜》。他把較長期地生活在農村親自看到的和感受到的農民生活的破產，和要活要革命的情緒，用粗獷的筆調勾劃出來。有時，還更進一步地刻畫出變革后的新的農村的姿態。從表面上看農民雖然還象處在茫茫夜里，但我們的詩人已預感到農民在黨的領導下是一定要繼續起來造反的!于是，他飽和著革命的熱情，呼喊著，鼓舞著人民起來反抗。在這集子當中比較重要而且比較成功的《茫茫夜》、《動蕩中的故鄉》、《農夫阿三》、《地心的火》、《咆哮》等詩，都把被壓迫、被剝削的農民的痛苦生活和他們的正義斗爭，描繪和刻畫得十分動人，使人讀過之后，就好似那每一畝土地都在咆哮，每一座森林都在唱著戰歌!

茅盾曾把《茫茫夜》與林庚著的《夜》進行對比， 認為“同是‘夜’——黑沉沉的夜，詩人的興感并不一樣。” “同是青年詩人的第一次‘收獲’，同是以‘夜’題名， 然且是形式內容完全不同的作品。” “林庚先生的‘夜’是，像海一般的深’(《夜行》) ‘滿天的烏云悄悄’(《月亮與黃沙上……》) ‘黃月如鉤’( 《黃月之夜》)。蒲風先生的 ‘夜’卻就不是那樣寂寞，那樣凄冷，他的是充滿了風雨、雷鳴、閃電的夜。”他指出蒲風的敘事詩《躍跳·咆哮——一九三二年交響曲》“把1932年世界的動態，……都用他那剛健樸質的調子唱起來。自然這詩的技巧并不見得出色，可是它這氣魄是雄壯的了，它這大膽的取材，是值得稱道的。表現在這詩里的詩人的世界觀和對于時代的認識，是廣大而健全的。”(《詩人與“夜”》)正因為這樣，詩集《茫茫夜》出版后，也得到郭沫若的肯定。

我們分析詩集《茫茫夜》中農村題材的詩，就會發現蒲風有他的生活基礎。其一是他童年時代生長在偏僻的山村，農民所飽受的憂患和生活在最低層的悲慘現狀，都在他腦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二是家庭的影響。蒲風的父親黃義文早年教過書，為人忠厚，性格剛毅，很受鄉人愛戴。后因子女多，田地少，度日艱難，不得已赴南洋謀生，但到印尼后僅一年就病歿，時蒲風年方四歲;后來雖有長兄黃春華的接濟，然家庭全仗其母賴秋傳刻苦耕種，悉心照料。蒲風在提到母親時，總是懷著崇敬的心情的。他在明信片詩《今天，我們開始吃雜糧》中寫道： “我的媽媽——這時候已將近七十/白發寫滿了她的慈悲/和對于苦痛的忍受，——/她是道地的一個農婦; /我從四歲起就沒有受過父親的好教養，/雖然我的大哥栽培了我，/我卻也一半是吃蕃薯吃大的。/……我骨髓里有的到底是農民的本質，”這些詩句也從側面說明了：蒲風立志為勞苦大眾而歌唱是有他的階級根源的。

二、堅定地走新詩大眾化的路

中國詩歌會成立后，曾得到魯迅的熱情指導和支持。1933年春，在《新詩歌》出版不久，詩歌會成員就把這個詩刊送給魯迅，魯迅看后贊道： “不錯，別具一格”，他聽了詩歌會成員的情況介紹，對新詩的發展提出了極其寶貴的意見。他指出當時新詩的大毛病： “就是別人看不懂。好象這樣做，才是世界上的絕作。”他勸大家寫詩只要“能吸取民間形式，學些民歌，也是個辦法，大致押押韻，做到通俗、能唱、就有陣地。”(白曙《回憶導師魯迅二三事》)作為中國詩歌會的骨干，蒲風是從魯迅的教導中受到教益。1934年4月，當《茫茫夜》出版之初，由左聯詩歌組負責人穆木天給魯迅寫信和寄上詩集一本，顯然地，這也是蒲風想求教于魯迅先生。蒲風還寫信和把書寄給在東京的郭沫若，陳述自己對新詩歌如何發展的見解，請求他指教。郭沫若對這位年輕的詩人，給予熱情的鼓勵，指出： “所言之三條路很對” (蒲風《郭沫若》)。這“三條路”是什么呢?蒲風曾略為解說過：“1.創造新形式”;“2.舊瓶新酒”;“3.批判采用舊形式”。 “而三項中同時展開來干，但以第一項為主導。……為了第一項的完成，我們得借助于第二第三項，而且那時客觀上我們也有必要那樣去適應一般下層民眾的要求。”(《“九·一八”后的新詩歌運動》)

魯迅、郭沫若等前輩作家的熱情肯定和指導，更使蒲風堅定走新詩大眾化的道路，而在主題方面，始終注重于現實。1934年春，蒲風的新作《小莉茜》在《申報·自由談》發表，獲得讀者高度贊賞。他的老師陳子展教授(筆名于時夏)曾指出： “這樣的好詩是十年以來僅見之作。” (《茫茫夜·序》)這首詩很快地流傳到日本，由詩人雷石榆譯成日文。介紹給日本讀者。

這首詩充分表現了詩人對封建的、包辦的婚姻制度重壓下的農村勞動婦女的深切同情，他認為“世界也許會改變!”然而，這種狀態一時無法改變。同年八月，他又寫了《哭莉茜》，寫了小莉茜的“忍饑耐勞”， “受凍勤做”等優點， “但是，了解你又那能單獨的解救你?” “層層的悲哀，哪知道巳把你拖入墓地!”這是對農村封建殘余勢力的有力控訴!

蒲風在這個時期還寫了一些戰斗性比較強的雜文如：《女人與狗》、《都市與墓地》等。更重要的是：年輕的詩人對新詩歌的創作和理論也開始作了探討。他寫了《所謂“現代生活”的“現代”詩》、《臧克家的〈罪惡的黑手〉》、 《李金發的〈瘦的鄉思〉及其他》和《新詩歌的新路》等。其中《楊騷的詩》，對楊騷早期的詩作比較詳細的論述，至今仍為讀者所重視。

三、在茫茫的黑夜中追求光明

在上海這個表面上繁華的都市里，蒲風看到的不是表面的現象。他對當時的社會生活進行了分析： “生活是灰黯、陰沉、悒郁、苦悶、悲哀、慘戚……;另方面，生活又是公理、正義的探求，追求光明的戰斗，慷慨高歌，勇奮殺敵， 嚴肅而積極。”(見《生活·自序》)面臨著社會的黑暗，詩人追求的是光明，他的短詩《生活》是這樣寫的：

兩條軌/無窮的展開在前面，/當作轟轟的列車我前進吧。

讓西北風吹打，/穿過幽暗的隧道，跑上崎嶇的山，/頹喪，悲哀的只是道旁的樹木呵!

什么，黑夜張開了她的翅膀?/什么，大地蒙上了薄薄的白紗?/——不要慌，加強馬力前進吧!

讓列車永遠永遠擒住兩條軌，/ 莫怕前面的無窮，難捉摸，/沒煤燃燒時才是最后的終點哩!

——啊! 這就是生活!

這首詩在語言上還有不夠精練之處，但通篇以火車行駛作比喻，形象鮮明，寓理清晰，格調明朗;感情激越高昂，詩句質樸有力，反映了作者百折不撓的進取精神。這種精神，還反映在他1934年春夏寫的一些短詩里。例如： 《不流淚的盧亞里》一詩描寫了一個長年從事耕作的農民，在日機轟炸下，勇敢地堅強地站起來!

1934年夏，國民黨反動派在上海的白色統治更為嚴重，他們不讓中國詩歌會繼續進行革命詩歌活動，逮捕了中國詩歌會的幾個骨干成員，致使《新詩歌》月刊三、四期不能按期出版。詩歌會成員有的失蹤了，有的膽怯退卻了，有的失去了聯系。但是蒲風卻以他的筆投入戰斗!他在《申報·自由談》發表的《籠中鳥》就是詠物感時另有寓意的詩： “我傷心，你在狹小的牢籠里裝歡喜!” “啊!穿過你的柵，小東西，/你看看廣闊的青青的世界吧!”他寫的《你逃》，揭露了當時白色恐怖的嚴重： “朋友，在暗夜里你想逃嗎?/前面魔影憧憧，后面鬼步冬冬，”同時，他也激勵人們鼓起勇氣： “提起勇氣來吧，可憐的東西!/暗夜里走路的不光是你，/有勇氣的不是前后都是火把嗎?”詩人仍然是熱烈地追求自由、光明和解放，他寫了《熱望著》： “在不遠的彼方，/有光明在照耀。/熱望，把握，追求，/粉碎身上鎖枷，/建造甜的歡笑。”

這年暑假，他由上海返回故鄉，途中在船上寫了《海鷗》一詩，借水鳥不停地撲打水面，不貪圖片刻休息的寓意，來表明自己將為尋找祖國的光明前途而不倦地努力奮斗。這次返故鄉，還搜集了長詩《六月流火》的創作素材。

1934年冬，蒲風到了東京，一邊學日語求深造，一邊繼續創作新詩歌。他積極參加左聯東京分盟的活動;與留日詩友組織詩歌座談會;與國內詩友保持密切的聯系;與在上海的魯迅也有書信往來，及時向魯迅求教。他和詩友創辦了《詩歌》和《詩歌生活》，常以黃風筆名發表作品，并共同探討新詩歌運動中的創作和朗誦諸問題。

在東京，蒲風以大量時間，認真的態度，寫了《六月流火》初稿，廣泛征求意見，反復修改，三易其稿。這是一首戲劇式的長篇敘事詩，描寫國民黨為了“剿匪”想割去青禾修筑公路，農民忍無可忍起來反抗;詩中既暴露了國民黨進行內戰的罪惡，又寫出農民對土地的深沉感情，歌頌了他們的力量，指出只有反抗才是唯一的出路： “鐵黑的手/要建造起鐵黑的城墻，/每一顆赤心，/為著時代，/共著時代/‘生存’或‘死亡’!”“……/六月流火!/火在天空!/火在地上!/火照耀著稻珠金黃!/火將燒出了新生命的輝煌，/輝煌!”詩集中第十九章《怒潮》中詠“鐵流”一節，對中國工農紅軍勝利完成二萬五千里長征，作了熱情的歌頌。詩人江岳浪曾指出： “《六月流火》是在中國詩壇上沉悶的氣氛里投進一枝火箭，披著雪亮臬流的棱角，在動亂時代下燃起了巨大的火把。”(《六月流火》)該書分二十四章，每章設標題，集中寫一件事。在敘述中加入大合唱詩，以便表現緊張的情緒和集體的力量，開拓了當時詩歌描寫的新領域。

《六月流火》在東京出版后，曾引起了日本反動派的恐慌，無理傳訊作者，并迫蓋指模，蒲風為保持中華民族的氣節，據理力爭，嚴詞駁斥，拒蓋指印，他說： “按指模這是強盜小偷犯了法才這樣做，我是一個堂堂的中國作家，沒有理由按指模。”在他的嚴正立場下，日警不得不暫時釋放了他。這件事，曾在留日的中國學生中轟動一時，傳為佳話。而《六月流火》卻以它那清新活潑，充滿革命激情的詩句，贏得了國內外廣大青年讀者的歡迎。曹靖華曾寫信委托魯迅購寄此書， 魯迅在1936年4月1日的復信中提到： “《六月流火》看的人既多，當再寄上一點。”(《魯迅書簡·致曹靖華》)從這件事亦可看出，魯迅對這部詩集的贊許。

1936年4月初，郭沫若應蒲風之約請，就有關詩歌創作等問題，作了一次長談。4月10日蒲風把記錄稿整理成《郭沫若詩作談》，經郭沫若親自校閱后，發表在《現世界》創刊號上，這次談話內容非常豐富，不僅涉及他個人前期的詩作，而且涉及到古今中外一些著名詩人及當時中國的詩歌運動，很值得后人借鑒。郭沫若在談到長詩的創作時說： “《六月流火》雖無主角，但也有革命情調做焦點，其詠鐵流一節可以把全篇振作統率起來。結尾輕輕地用對照法作結，是相當成功的。”所以這次訪問也使蒲風在創作上受到很大的鼓勵和啟迪!

在留日的生活中，蒲風看到了日本實行軍國主義的惡果：八九歲的“小小畫家”， “為著幫助窮苦的家計，/他只好整半天的站在街頭”(《小小畫家》);而在“當年櫻花時節的出兵”， “一場血戰你中了傷，/抬到后方截了一只腳”的“殘廢者”， “從此恤金買不回當年的健康”(《殘廢者》)。詩人寫了不少反映日本人民苦難生活的詩，也寫了不少揭露日本侵略者和德、意法西斯真面目的諷刺詩，例如： 《三位一體》、《回避》、《蚤子跟臭蟲的把戲》等。此時，他更加懷念祖國，對未來充滿了希望： “你們雖然武裝化了我們的土地，/我們的旗幟卻仍然保藏在心中：/是自由、平等跟愉快，/它的顏色永遠是鮮紅!”(《易幟》)他歌唱： “大地，我的兒子，/歷史決定了你當長大，/歷史賦予你強壯的身體了;/沖破黑的氛圍吧，/向前!向前!”(《春天在心中》)

四、迎著時代的狂風暴雨

1936年6月下旬，蒲風從東京回國，在上海住了一星期。這時正是抗戰爆發的前一年， 日本軍國主義者對我國加緊了侵略活動。他以高昂的愛國激情，于7月1日寫了《我迎著風狂和雨暴》，來表達自己為著祖國，把從國外帶回的發動機的熱和力： “匯合起億萬的鐵手”，迎著狂風和暴雨頑強苦斗的決心。其中的一節寫道：

“戰斗吧，祖國!/戰斗吧，為著祖國! /不要怕別人的軍艦握住咽喉，/我們要鼓起氣力把這些穢物逐出胸頭!/——滾開那些穢物吧，/揚子江、大沽口、珠江， /我們要掀起鐵流群的歌奏!/天津、上海、威海衛、煙臺，/青島、福州、廈門、汕頭，/我們要讓每一粒細砂也都怒吼。/從云南，從塞北，從四川， /我們的熱血男兒喲，誰愿落后!/鐵的紀律維系我們的行列，/來吧，我們的勝利/建立在我們的頑強的苦斗!”

詩中以“怒吼吧，祖國，/這正是時候!”來作結束句。這首詩雖然形象不足，但字里行間，交織著對祖國的深沉的愛和對日寇的強烈的恨，充滿著濃郁的戰斗色彩，以雄壯的氣勢寫出了祖國的江河山川海防內地，到處都在掀起抗日斗爭的怒潮。

7月初，蒲風從上海到了青島，并和在那里的中國詩歌會成員王亞平、袁勃、沈旭等一起繼續開展詩歌活動，組織了“詩歌出版社”，創辦了《青島詩歌》(周刊)。他在創刊號上提出了開展新詩歌的斯達哈諾夫運動，鼓吹詩歌大眾化，通俗化。郭沫若獲悉曾從日本寫信給蒲風表示贊同， “甚至說可能時，他也要來參加。”其實，參加發起這個運動的并非蒲風一人①，贊同的也不只是郭老一人。由于《青島詩歌》現在尚未被人們找到，只能從蒲風寫的《我為什么提出“新詩歌的斯達哈諾夫運動”——一個詩人的自由》中，看出他認為提出這個運動有三個意義：一是客觀上新詩歌運動已在蓬勃著，繼續依靠眾多詩人的努力使運動更加蓬勃，這不但是可能而且必要;二是文壇上九分人事一分藝術已成為通病，為了中國文藝界的前途，為了文藝創作仍屬薄弱，必須鼓勵詩人們打起熱情來認真創作。三是文化界的斯達哈諾夫運動，強調詩歌創作的“個性化”，要求突出人物的典型性，在典型人物中發掘出人物的個性，對于當時中國詩壇上的“千篇一律”的詩風，這正是對癥下藥。

應該說蒲風提出這個運動時，首先出于對新詩歌運動的熱情，他的想法并不成熟，也不夠明確。稍后，他在《現代中國詩壇》中，進一步作了闡述： “新詩歌的斯達哈諾夫運動是著重‘質’的精進，技術的優美化諸方面的，同是在新現實主義的潮流下，我們要求人物典型化，而也要求人物個性化”。有的人不考慮當時在抗戰形勢下進行詩歌創作的特點，把某些詩歌粗制濫造的現象，歸罪于蒲風提出這個運動，這也是蒲風所沒有估計到的。

茅盾并沒有指責蒲風提出這個運動，而是從愛護青年詩人出發， “補充了蒲風未提出的一面。”他指出： “詩歌的斯泰哈諾夫運動并不僅僅要求詩人們多產，它同時是一種詩歌的群眾運動，是把詩歌從‘沙龍’解放出來到街頭的群眾運動，也是詩歌大眾化的又一方面。” “文藝上的斯泰哈諾夫運動，一方面是要求文藝工作者更多向現實生活發掘，又一方面是要求更多人參加文藝戰線，以期養育龐大的文藝青年的一代。”因為“無論任何文藝工作，只有群眾化以后，然后真正有戰斗的力量。”(《大眾化與“詩歌的斯泰哈諾夫運動”》)茅公這個態度是很公正的。

這期間，蒲風自青島至滬小住后，于夏末赴福州，以黃飄霞的名字，在福建師院附中任高中國文教員。課余仍堅持寫作，并與學生葉可根合譯日文版的《普希金詩抄》(后于1938年出版)。9月，出版短詩集《生活》，收入了1934年春至1935年冬寫的抒情短詩二十四首。其中如《小莉茜》、《母親》、《生活》等詩，當時就曾獲好評。

9月中，蒲風編輯了第一部國防詩集《鋼鐵的歌唱》，收入他從日本回國后寫的以“國防”為題材的詩二十六首，附有《怎樣寫“國防詩歌”》一文，大力提倡寫“國防詩歌”。在詩集的《門面話》中，他闡明自己的觀點：“論起‘國防詩歌’來，我想‘心防’最關逼切”，寫詩的“技巧不能過于脫離大眾。”并且重申“我提倡新詩歌的斯達哈諾夫運動，這個運動是質量并重。”這部短詩集具有濃厚的戰斗氣息，其中如《優良的射擊手》、《鋼鐵的歌唱》、《武裝田地山河》、《中國，我要做個炮手喲!》等詩，都是剛健有力的作品。詩人敏銳地感受到人民反抗侵略的怒火在燃燒，他寫道：

田野里早就誕生了火的洪流：/眾多的田野的火/匯合著，/響應著;/中國的農村，/到處射出了第一顆子彈，/中國早就在燃燒著了呵!

(《第一顆子彈》)

詩人希望人們團結起來抗戰，他唱出：“北方早已卷起了云潮!” “四方的雪電同在響奏!”他鼓舞人民“迎著敵人的炮彈，/速光般地，我們殺上前，/殺上前面!”(《鋼鐵的歌唱》)這些詩在藝術上的錘煉不夠，但是，由于抓住了時代緊迫的主題，唱出了人民的戰歌和心聲：蒲風終于以他熾熱的反帝激情和通俗易懂的詩風，嬴得了廣泛的讀者。詩集出版后，很快銷售一空。

五、歌唱是力量

蒲風提倡國防詩歌時，強調詩歌要能唱才有力量。1936年冬，他編輯了自己創作的歌謠體短詩集《搖籃歌》，收詩二十四首，在《寫在后面的話中》，提出“歌唱是力量”， “詩人的任務是表現與歌唱。而憤恨現實、毀滅現實;或鼓蕩現實，推動現實;最要緊的為具體的表現與熱情的歌唱。歌唱為唯一的武器。”在創作上，他堅定地走現實主義的道路;做時代的歌手。他還說“我是希望自己能夠多產生一些可作曲的歌詞，也希望大家來一致為此而努力的。”所以，編入這本詩集的許多詩題目也含有“歌”和“曲”，如《牧童的歌》、《春天的歌》、《上海車夫曲》等，其主題也都是緊密結合現實的。

魯迅曾在致《新詩歌》編者信中說過： “我只有一個私見，以為劇本雖有放在桌上的和演在舞臺上的兩種，但究以后一種為好;詩歌雖有眼看和嘴唱的兩種，也究以后一種為好;可惜中國的新詩大概是前一種。沒有節調，沒有韻，它唱不來;唱不來，就記不住;記不住，就不能在人們的腦子里將舊詩擠出， 占了它的地位。……我以為內容且不說，新詩先要有節調，押大致相近的韻，給大家容易記，又順口，唱得出來。”(《新詩歌·來信摘錄》)蒲風正是按照魯迅指出的這個方向來努力的。詩集《搖籃歌》中，有不少是可以唱的。如《搖籃歌》一詩的頭兩節，當時就被作曲家孫慎譜曲，發表于1936年7月6日的《婦女生活》三卷一期上。其中第二節是：

孩子，你快長快大吧!/媽媽是鐵，/爸爸是鋼;/兩肩擔起一切艱巨，/污穢里邁步，/危難中挺身;/前方，新的明珠在輝煌!

這首歌當時曾廣泛傳唱，受到歡迎。直到1944年，冼星海在蘇聯還為這兩節詩再另作一曲。不久前， 田間在回憶這首詩時也寫道： “《搖籃曲》很有特點。在那時，新詩已有這樣的成就，內容和形式的統一，思想感情的充沛，語言的簡潔、洗煉，充滿著朝氣，使我一讀再讀，不容易放下。”(《田間自述(二)》)而詩集《搖籃歌》的出版，也頗獲讀者好評。詩人蘆荻贊揚“作者積極的提倡詩歌通俗化，利用歌謠的形式，歌唱出大眾的心聲，這可以《搖籃歌》作代表。”(《關于〈搖籃歌〉》)

1937年1月中，蒲風離開福州前往汕頭，在星華日報社工作。除繼續發起和召開文藝座談會，開展新詩歌活動，在《星華日報》上創辦文藝副刊《黎明》(擔任主編)外，同時，還以大量時間進行長詩《可憐蟲》的創作和修改，寫了不少兒童詩和諷刺詩。

5月中，蒲風由汕頭到廈門，與當地詩歌作者發起組織了“廈門詩歌會”，當選為理事。他根據“中國詩歌會”章程起草了“廈門詩歌會”章程，先后召開了六次詩歌座談會，大力提倡“國防詩歌”，探討過詩歌大眾化，詩歌與現實、詩歌與音樂相結合等問題。并且編輯出版了會刊《廈門詩歌》。抗戰爆發后，他與當地文化界人士發起組織了“廈門文化界抗敵后援會”，當選為執行委員。

在廈門，為了節省生活費用，以克服經濟上的困難，他大部分時間住在廈門大學學生宿舍，努力學習和創作。他滿懷愛國激情，寫了大量以鼓舞抗日斗志為題材的詩歌，并致力于“詩”和“歌”的結合，有十首詩由音樂家李煥之譜曲傳唱。如《廈門自唱》就是一首戰斗性比較強的詩歌。李煥之曾回憶當時的情景： “詩人蒲風交給我一首為獨唱用的詩《廈門自唱》，當然，他是考慮到這首詩是要唱出來的，不過他并不用方整的格式來寫，而是一種近乎詠敘調的體裁，他詩中所蘊含的音調和律動，它那燃燒著對侵略者無比仇恨的激憤的怒火，引發了我的創作激情” (《歌唱性的詩詞》)。這首歌當年九月就在武漢《游擊隊》雜志刊出，原詩是： “我，/我是廈門/我是炸彈;/我滿貯著殺敵的火焰/安放在廈門港中。——/告訴他，/他，那貪食的東鄰野獸喲，/別要枉想鯨吞：/一天他們膽敢嘗試，/他們的骨肉/會立刻炸碎成粉，/從他們的獸心上/驚散了野蠻的靈魂。/哦!哦!我是炸彈，/我是廈門!”由李煥之譜曲的另一首大眾合唱詩《戰斗救亡歌》，曾編入延安魯迅藝術學院1938年音樂系講義，并在該系合唱課演唱： “鐵的馬蹄/將踏過我們的身上;/銳利的刀尖/已對準了我們的胸膛。/同胞們，/驚醒了沒有?/預備起來戰斗了沒有?/團結就是力量，/戰斗就是救亡!……”這些詩語言明白曉暢，格調清新剛健，適應了時代的需要，所以能夠從廈門流傳到武漢，甚至延安等地。

蒲風針對時弊，寫了不少諷刺詩。同時，撰寫了相當數量的詩歌論文，繼續宣傳中國詩歌會的主張，提倡創作大眾化詩歌，要面對現實寫“國防詩歌”，例如：《現階段的詩人任務》等，后來編入《抗戰詩歌講話》;還有《現階段的詩歌運動綱領》等，發表在廈門、上海、福州、汕頭、廣州等地報刊上。

8月上旬，蒲風赴廣州，與當地詩友發起召開詩歌座談會、當選為廣州詩歌會理事，參加編輯《廣州詩壇》，為了擴大影響，加強和國內詩友的聯系，經蒲風提議， 10月下旬，把《廣州詩壇》改組為《中國詩壇》，重新建立了詩歌出版社。蒲風為主要負責人之一。后又當選為廣東省文化界抗敵后援會理事，積極參加文化界的救亡運動。

從在福州開始，以至到廈門和廣州，蒲風圍繞著國防文學，國防詩歌的提出，而努力于詩歌大眾化。他寫道“唯其能夠大眾化，在中國，我們的國防詩歌始有偉大的生命與前途的。” “凡是最有力量的有國防性的文學作品，常有大眾化性質的歌謠，……”(《國防文學與詩歌大眾化》)他又說：“所謂大眾化，是指識字的人看得懂，不識字的人也聽的懂，喜歡聽，喜歡唱。”怎樣才能寫出大眾化詩歌呢?他認為：詩歌應當首先反映大眾的生活，表現他們的思想感情。因此，“我們的詩人應該在大眾中受教養，教養大眾，同時也接受大眾的教養的。”(以上引文見《抗戰詩歌講話》)這里所謂“教養”，就是教育之意，說明了詩人與群眾之間的關系。蒲風到廣州之后，在努力創作歌謠體的詩的同時，更進一步讓詩歌到群眾中去，經他建議，中國詩壇社成立了“詩歌大眾化工作委員會”，他主編出版了“詩歌大眾化專號”和《街頭詩歌》。他們不但在詩歌座談會等場合進行詩歌朗誦，并在四個地方舉辦了“大眾讀詩班”，使這些新詩在群眾中迅速傳播。他們還舉辦了“新詩木刻展覽會”，展出之后，由賴少其帶到廣西各地巡回展覽，受到好評。

六、愛國主義的力作——《可憐蟲》

1937年10月，蒲風出版了第二部國防詩集《抗戰三部曲》年底出版了長篇敘事詩《可憐蟲》。

《可憐蟲》是蒲風的力作，初稿完成于1936年8月，翌年，他到汕頭后又改寫了其中的部分章節，到廈門后再重抄修改。全詩約二千六百多行。開始有“故事開端”，每章前面有“故事進行”，把全詩的故事情節連接起來。為了寫好這部長詩，他甚至請詩友代替自己在福州學校的職務，由此可見他創作這部長詩花費了大量心血。

《可憐蟲》通過一個家庭的悲歡離合，反映臺灣人民在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下的痛苦、掙扎和覺醒。這是一部思想性，藝術性都比較好的作品。詩人黃寧嬰曾贊許它是1937年敘事詩“僅有的碩果”(《一九三七年的中國詩壇》)。

長詩《可憐蟲》的故事情節是：男主角臺灣人林偉辛，在日留學時跟日本人靜子結識，兩人戀愛結婚，后潛回臺灣居住。林偉辛執教于一所中學，靜子當了家庭主婦。育有一女名惠子，夫妻視若掌上明珠。夫婦性格不同，靜子常做愉快的夢，而林偉辛則困于丑惡的現實，每夢必兇。在一場春夢之后，靜子回東京探親，她的父母以大日本國的女人怎能嫁給亡國的臺灣人?千方百計要斷絕她與林偉辛的關系，把她幽禁于鄉下姨母家。在臺灣的林偉辛，因得不得靜子的信息而坐臥不安，女兒又不幸夭亡，更增加他對靜子的思念，他囑托詩人臺靈到東京尋訪靜子。臺靈來信告訴他要為民族爭生存的真理，且說靜子另有所歡。后來，林偉辛赴日找靜子，靜子不但翻臉不相認，反罵他是“亡國奴”……。林偉辛盛怒之下，用刀刺殺了靜子，結果被捕入獄……。

蒲風對林偉辛的遭遇寄予同情;對“天皇之女”的靜子則進行了筆伐;對詩人臺靈進行了熱情的贊頌。

哦，我們的詩人是臺灣的精靈，臺灣的耳目，/他之名為臺靈，實應是萬人心底所異口同聲。/世上不乏皇上御用的溫馴的抒情家，/也不缺乏一切死靈魂的謳歌者，/然而，唯其他是臺灣的精靈，他驅使四百萬人民/走向自由，走向平等，走向偉大的光明!

詩人臺靈，是臺灣的希望，也是蒲風著力刻畫的人物。他對“沉睡著的臺灣”，“殷殷在望”，反映了一個愛國主義詩人的寬闊胸懷，他“頻頻呼喚”：

哦哦，怒吼吧，臺灣!怒吼吧，臺灣!/中華大陸是你的親娘，你是南中國的屏障!

這部長詩在廈門抄完時，正是抗戰爆發的前幾天。蒲風曾把詩稿向當地詩友和臺灣同胞征求意見，最后，他在扉頁上寫道： “臺灣島，/臺灣島/黑夜茫茫/何日旦? “《可憐蟲》和蒲風在福州寫的《我的思念在大海東》、《飛鷹，飛向臺灣去吧!》一樣，充分表達了詩人對處于水深火熱中的臺灣同胞的深切同情和關懷，以及期望祖國早日統一，使海峽兩岸同胞早日團圓的心聲!

如果把《可憐蟲》與《六月流火》對比，就可以發現，這兩部長篇敘事詩主題思想不同：《六月流火》是反映國內的階級矛盾;而《可憐蟲》則通過愛情悲劇，表現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在藝術表現上也有很大的不同：從故事情節與人物形象上看：《六月流火》是由短篇連接而成的長詩，它以“革命情調做焦點”，以“詠鐵流”來“統率”全詩，但缺乏激動人心的故事情節，也沒有貫穿始終的中心人物，所描寫的人物王挺三的形象顯得單薄。《可憐蟲》既發揚了《六月流火》抒情的長處，又有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以及貫穿始終的中心人物，在人物形象上，對林偉辛、靜子和臺靈的刻畫比較集中、豐滿。從情調和語言節奏上看：《六月流火》表現的是戰斗激情，有“對唱”，也有“合唱”，語言節奏緊促，句式也較短; 《可憐蟲》主要表現的是深沉，纏綿悱惻的感情，語言節奏舒緩，句式也較長。從創作方法上看：《六月流火》用的是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 《可憐蟲》既有現實主義的描寫，又有較多的浪漫主義因素。

蒲風為什么要花費這么多時間和精力來寫《可憐蟲》呢?首先是出于高度的愛國熱忱。自從《馬關條約》簽定之后，臺灣人民長期過著亡國奴的生活，而那時，東北又淪入日寇之手，詩人想通過自己的詩篇，再次喚起人們從中“辨認出失去臺灣對于中國的教訓”， “讀出被壓迫民族的反抗的呼聲，”奮起抗日以防止歷史的悲劇重演!其次是出于自身留日時的生活感受。蒲風在東京曾愛過一位臺灣姑娘，回國后創作此詩時，還常給她寫信。這部長詩完稿時，他深切地提到此詩的創作“得力于對臺灣姑娘的熱戀”， “這一冊書對于她——我有的是感謝”(見1937年5月1日日記)。可見在此詩中，溶入了自己失戀的痛苦體會。而造成這些悲劇的正是日本帝國主義!所以，作者在敘事時，仍然凝結著強烈感情，使它不同于一般愛情悲劇，具有濃厚的愛國抗日的特色，給讀者以較強的感染力。

但是，《可憐蟲》以神話作為“序詩”的“故事開端”，卻與全詩的主題扣得不緊;而在其“尾聲”，作者表示“我也要更加學習詩人臺靈——/……/不僅努力寫作，而且也努力講求真理的實踐，……”也顯得不夠含蓄。詩中還有一些缺點，如：有不少部分過分著意于人物、事件的敘述，有些重復的閑詞冗語，顯得不夠精練。

七、 “生”——充滿了“生的氣息”

蒲風到廣州后，抗戰形勢急劇變化，使他在政治生活上也發生了重要的變化，這就是他和當時的廣東地下黨負責人薛尚實(梁化蒼)、蒲特(饒彰風)等同志有了密切的聯系。1938年，蒲風已經是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當時正是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二十八歲的蒲風毅然響應黨提出的“為著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的號召，為了加強武裝抗日力量，1938年初，他以黃風的名字，到國民黨陸軍一五四師九二二團團部任上尉書記室主官。該團團長吳履遜原系十九路軍愛國軍官，曾被人稱為“一·二八”炮手，又有“儒將”的風度，對蒲風十分器重，支持他在軍中宣傳抗日。蒲風開始了“雙桿子齊下”的生活，不斷地寫詩，并常常把詩油印，在官兵中散發。他平易近人，沒有架子，很受大家尊重。

同年2月，蒲風出版了諷刺詩集《黑陋的角落里》，收入1934年后創作的諷刺詩二十九首，這是繼任鈞的《冷熱集》之后，我國新詩的第二本諷刺詩集。蒲風特別強調諷刺詩的作用，認為： “為了新的矛盾中的對立統一的發展，為了抗戰前途的邁向勝利方面之更進一步確保，諷刺詩應為其他文藝或文學部門之因抗戰而發展一般的得到發展的。”他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進行了辛辣的諷刺和揭露，對社會上的各種丑惡事物，進行了無情的鞭撻，例如《牌照》一詩，揭露了“整千整萬的愛國犯被釘在黑暗的牢獄里”，而反動派打著“愛國牌照”，卻“官運亨通”，步步高升的黑暗現象。在全民要求抗日的呼聲中，他揭露了國民黨的反動官員執行不抵抗政策的真面目，這充分說明了他的政治敏感性是很強的，不因民族矛盾居于突出地位而放松了對國內階級斗爭的警惕。

蒲風在部隊時，常常把詩寫在明信片上，寄給同志、詩友和親人。這是他對新詩形式的又一種嘗試。他把這些詩匯編出版了明信片詩集《真理的光澤》，收入明信片詩三十一首。這是我國國內出版的絕無僅有的一部明信片詩專集。詩人袁水拍曾撰文在《文藝陣地》上予以評介，肯定作者這種有益的嘗試。

蒲風認為“要是詩人生活在戰場上，則這明信片詩更有其產生的重要性”， “明片可以即寫即寄”， “速于傳達他的心聲給后方”，并說它“尤其是前線上的詩人中的有力武器之一種”( 《關于明信片詩》)。而他確實是把詩當作武器的：

我是更希望我的詩歌，/每一句都相似大炮，炸彈，沖鋒號，/猛烈地向敵人轟擊的。

(《詩的材料像空氣》)

這些明信片詩的特點是“即興的、報告的、對話的、抒情的，”是“急就章”。藝術上雖然未及細心雕琢，但卻真實反映了他從軍后的思想和生活。他在《敬禮——給培貞同學》等詩中，譴責了“那些不戰而退的，/那些虐待老百姓而自己作威作福的”國民黨軍官。而在《征服環境》詩中，卻反映了他身在國民黨部隊，心卻向著“遠方的蘇維埃俄羅斯，/西北角上的邊區政治”，指出“他們的文化，/他們的新生，/莫不是建基痛苦的環境——廢墟之上的”。他在另一些詩中闡明了對詩歌創作的看法： “詩的材料像空氣，像砂石，像工作，/我活著，我可以不呼吸，不使用，不工作嗎?” “世間正缺乏腦子政治化了的詩人!”他寫道： “我們新時代的歌手，應該歌唱出/比敵人的炮聲更響亮的戰歌，/應該鼓蕩起比太平洋更洶涌澎湃的洪濤。”他在詩中懷念共同戰斗過的戰友，懷念故鄉和勤勞耕作的慈母。這些詩，有的十多行，有的二三十行，公開地寫在明信片上郵寄，所以看到它的，自然不止是收信人，在國民黨對郵件進行檢查的情況下，這是需要膽識和勇氣的。

1938年10月，他的第十冊詩集《在我們的旗幟下》出版，收入短詩三十一首。詩中熱情歌頌了偉大的祖國，偉大斗爭中不屈的人民，也洋溢著祖國必勝，敵人必敗的真理和不可抵擋的革命力量。在中國詩壇社為蒲風十本創作詩集出版召開的座談會上，許多同志發言，對他的作品給予很高的評價，也指出他的詩歌有粗糙的缺點。詩人在總結自己的創作感受時曾說：“假如過去的‘生’多少仍只囿于詩歌運動的圈子里，而向后的‘生’將為了全人類的自由，幸福作更廣大的努力，那么，今天，這不是另一個‘生’的開始?”這也就是詩人為自己二十八歲生日和第十冊詩集出版，發表在《救亡日報》上的《“生” ——充滿了“生”的氣息》一文中流露出的內心的真情，暗指他加入共產黨后，思想認識上有了一個很大的飛躍。他決心成為一個為全人類的自由、解放而斗爭的英勇戰士!

同年10月間，日寇在大鵬灣登陸，廣州告急。10月12日，部隊奉命開赴增城前線。出發前，蒲風與服務團的許介、唐鷹(二人都是廣州文化界救亡運動的活動家)趕回廣州召集愛國青年參加軍隊文化宣傳工作。10月20日，他們與一批青年，從廣州乘救護車趕回增城前線。途中與日寇坦克部隊相遇。敵人開炮掃射。蒲風與唐鷹從車上跳下，隱于路邊草莽中，得免于難(許介于是役犧牲)。以后他們輾轉回粵北，在從化山間找到原來的部隊。由于當時誤傳蒲風在增城戰役中犧牲，文化界人士曾為此寫過不少悼念文章。當時受戰爭影響，交通不便，蒲風直到12月間才看到這些文章，他在香港《立報》發表抗戰敘事詩： 《我還活在人世上》(后題目改為《未死的十六個》，編入《取火者頌集》)，記敘了這次事件的經過。

1938年，蒲風另出版了兩本詩歌論文集《現代中國詩壇》和《抗戰詩歌講話》，對新詩歌的理論進行探索。前者著重論述從晚清的詩界革命開始和“五四”以來新詩發展的概況，對不同流派進行了分析，并對胡適、郭沫若，徐志摩、王獨清，戴望舒和溫流等人的詩進行分析和評論。后者，著重探討抗戰以來的詩歌創作。其中不少篇章，現在看來還是很有價值的，例如《晚清的詩界革命》，根據現有資料，它是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中，唯一一篇評述清末“詩界革命”的文章。在蒲風的詩歌理論中，始終提倡現實主義的詩歌理論;他倡導詩歌大眾化，并作了可貴的實踐;并對三十年代新詩各種流派作了具體的分析和研究，……這些，對我們今天新詩發展史的研究也不無裨益。

八、讓新詩歌更深入民間

1939年春，蒲風辭去國民黨陸軍上尉書記官的職務。4月，母親賴秋傳去世，他回家鄉奔喪并養病。秋季開學后，應聘到梅縣松口國光中學當國文教員。除了與梅縣詩歌作者合編《中國詩壇嶺東刊》外，還創辦了《七日詩刊》，主編《風云》半月刊，參加編輯《戰時文藝》(月刊)。同時，仍繼續從事抗日救亡宣傳活動，組織召開梅縣文藝座談會等。在詩歌創作方面，他主要的還是繼續進行詩歌大眾化新形式的探索。主張從民間歌謠中吸取養份，讓新詩歌更深入民間。他把此后的詩歌創作集稱為“第二時期”。

6月間，蒲風發表了論文《關于兒童詩歌》，提出：兒童詩歌在抗戰中不能被忽視，在紙價暴漲，經濟困難的情況下，自費出版了兒童詩集《兒童親衛隊》，收入他寫的兒童詩三十首，其中有抒情短詩，也有童話詩和寓言詩。這也是他對詩歌大眾化的又一個努力。這些詩，有些是引導兒童熱愛祖國，熱愛勞動，創造美好生活;有些則是贊揚了兒童在反抗日寇侵略中的作用;有些則抒發了熱愛大自然，渴望光明的心情。該書出版后，受到讀者的歡迎。有人指出： “在兒童詩歌尚未有大量收獲的目前，它是一支生力軍，一股沖激的洪流”(海燕《讀〈兒童親衛隊〉后》)。蒲風的兒童詩歌不僅具有思想教育的意義，被人們用來教育兒童，而且有不少是筆調清新簡潔秀麗的，例如《星星及其他》是他早期的作品，有一定的美學價值，能給小讀者以欣悅美好的感覺。

蒲風重視兒童文學還有他的切身體會：童年時代，他的三哥黃才華(共產黨員)就很關心他，常訂購進步的兒童書刊給他看，使他對文藝產生了強烈的興趣，引導他“走上文藝的路”。他不但在《茫茫夜·自己的話》中，提到這位對他影響很大的三哥，在廈門組織詩歌會時，他給遠在故鄉的侄兒訂閱《兒童世界》之后，還在日記中寫道： “我很關心他們的課外糧食，假如我當初沒有三哥的《少年雜志》及其他，我會有今日么?”(1937年7月5日日記)正因為這樣，當他成長之后，十分重視兒童文學的創作。他在上海參加編輯《新詩歌》時，就特辟“抗日童謠”專欄;在汕頭文藝座談會上，就根據他的建議在《星華日報》上創辦副刊《兒童新地》;他回到梅縣主編的《七日詩刊》，就發表大量的童謠，該刊被稱為“童謠的大本營”。他自己更熱衷于兒童詩歌創作。1934年寫的《打磚歌》(曾由聶耳譜曲)流傳很廣，至今在一些歌曲集和音樂課本中，還能看到。他在福州編輯付印的《搖籃歌》詩集中，就有不少優秀的兒童詩，有的已被譯介到國外。可以說，蒲風的兒童詩在我國新詩歌史上，具有開拓的意義。

回到故鄉之后，蒲風有更多的時間生活在群眾中，他對詩歌大眾化做了另一種實踐，就是創作方言詩，以便把詩歌廣泛地傳播到窮鄉僻地。1938年8月，他寫的客家方言長篇敘事詩集《林肯，被壓迫民族的救星》和《魯西北的太陽》先后出版。前者，贊揚了美國第十六任總統林肯，在美國南北戰爭期間，為維護聯邦統一，逐步廢除奴隸制度和解放黑人所做的努力。后者，贊揚了在我黨統一戰線政策感召下，與我黨合作共同抗日而英勇獻身的民族英雄、國民黨將領范筑先。

這兩部客言體長篇敘事詩的產生，有它的歷史背景，因為那時正是民族災難深重的時刻，又適逢林肯誕生一百三十周年。蒲風生活在白色恐怖籠罩的國民黨統治區，為了喚起群眾共同團結抗日，他選擇了范筑先這樣的人物來描寫。他認為“武漢、廣州失陷后迄今，則屬于新現實主義，其主因在：前一時期首重號召，熱情的呼應，而后一時期，卻是呼應以后的真實的力的表現，需要更真確的人物事件作為根基。”“第一期作品可以多是歌曲，抒情詩。而第二期的作品，著重于史實，抗戰人物表現，——是日趨于故事詩，敘事詩化的。”(《抗戰以來的新詩歌運動觀》)《魯西北的太陽》這部長詩集中地刻畫了范筑先與那些不抵抗的國民黨軍官的不同之處：他廉潔清白，沉著善戰，得到軍民的愛戴，“象一個家長深嵌在老百姓心窩”。他明知大勢已去，表示“厓(我)將為國死!去吧，/爾等各自走生吧!”然而，部隊卻愿與他共存亡。讀來頗為感人。詩人最后發出誓言： “斗爭呵， 斗爭!/范將軍死了，厓(我)等繼續干!”呼喚人們前赴后繼，抗戰到底!

為了與現實生活密切相配合，讓新詩更深入群眾中去，他除了寫客家方言詩之外，還象在廣州那樣，寫了不少具有宣傳鼓動作用的歌謠體的“街頭詩歌”。最近發現他配合當時為前方將士征募棉衣而寫的短詩就屬于這一類。他主張這類詩句要簡練， “簡練到有如馬耶闊夫斯基之鮮明的號召”，而且盡可能使之成為“一種最富有藝術性的煽動宣傳。”(《街頭短歌征募棉衣》)他自己也確實是朝這個目標去努力的。

九、是戰士，又是詩人

蒲風雖回到故鄉任教員，但他畢竟已經是個立志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的戰士，所以也不能不以自己的筆繼續投入戰斗。1939年12月，他出版了詩集《取火者頌集》，其中一部分是憶寫他在國民黨部隊中的親身經歷，如《未死的十六個》、《我穿上了土裝》、《再見，從化河》等， “所有主題都是我所曾真正經歷過，……那是事實。”(《取火者頌集·寫在后面》)而且，幾乎是用生命換取的。還有一部分是為紀念紅五月， “七·七”等節日和犧牲的戰友而寫的。在《取火者頌》一詩中，他熱情地贊頌“渡過關山，渡過平原，渡過大江，/斗風斗雨，戰退一切艱難和屏障，/深進到西北高原的心腹”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此詩的結尾，詩人唱道：

啊，啊!你，你乘火待發的火車，/奔流吧，奔流吧， 向著/人類至大的幸福發源地流;/載去時你們是鋼，是鐵，是一切優秀的材料，/他年喲，——我謹賀你們成為時代的引擎，新社會的動能的馬達!

1940年春，蒲風與他所培養的詩壇新秀、中國詩壇社社員謝培貞結婚。當蒲風把結婚的《喜訊》用詩寫在粉紅色的明信片上告訴友人時，詩友們紛紛去函去電祝賀他倆的結合，并稱之為“詩伴侶”。

在此期間，蒲風還創作了詩集《創造者頌集》。并以大量的時間研究抗戰以來的文藝理論，寫了不少論文，編入《抗戰文藝問題講話》，這兩本書都曾交江西東線文藝出版社出版。他的另一本《序評集》和譯詩《十二個》(俄·勃洛克原著)，卻因形勢變化未能出版。

1940年夏、秋之間，國民黨右派為了配合日寇誘降的陰謀，又一次掀起了反共高潮。梅縣這山城，也到處是白色恐怖，縣里實行嚴格的新聞檢查。蒲風公開身份雖然是國民黨軍官，離隊后回原籍任教，參加地下黨的活動是秘密的，但是，他堅持抗日救亡和革命文藝活動，在他執教的國光中學，也辦起了宣傳抗日救亡的刊物，這當然受到反動派的注視，并為他們所不容。梅縣縣長找國光中學校長去訓話，擬好要密捕十八個人的黑名單，其中就有蒲風。幸而，這位校長還是愛國的、私自通知了蒲風。

蒲風也已覺察到這些：他編的刊物，有的被扣留，有的遭查禁。他泰然自若，做好了應變的準備。1940年8月，通過地下黨的關系，偕同新婚不久的妻子悄悄地離開了梅縣，到廣西桂林第八路軍辦事處， 由李克農同志介紹前往抗日民主根據地。他帶領同行數十人，經湖南，江西，克服了許多困難，穿過重重封鎖線，于初冬到達皖南新四軍軍部，來到了他向往已久的解放區，又開始了既是戰士，又是詩人的生活!

1941年1月，蒲風奉令隨軍到江北蘇皖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皖南事變爆發后，他在淮南津浦路東新四軍二師抗日民主根據地文化部門(即“總文抗”，相當于現在的文聯)工作，主持編輯壁報和黑板報，在戰地流動展出。后又調到皖南，擔任了皖南文聯的副主任，在方毅同志領導下繼續活動。在戰地，蒲風常以他的戰斗詩篇去鼓舞戰士奮勇向前。作品多發表在《路東大眾》和《新路東》(《淮南日報》的前身)及駐地的墻報上。曾在淮南的一次戰斗后，用通俗語言寫過一篇敘事詩《帕米崗》(戰斗地點名“帕米崗” )，在群眾大會上朗誦，頌揚這次戰斗的勝利。蒲風生前說過，他到新四軍后寫了一箱手稿，比過去已出版的十幾部詩集都更有價值，皖南事變突圍前，寄藏在一戶農民家里，戰爭過后已無法找到了!

1942年，蒲風因積勞成疾，導致肺病復發，但仍以頑強的毅力同疾病作斗爭。病中還堅持學習魯迅著作和創作。6月中在紀念高爾基逝世六周年的大會上，他帶病上臺朗誦自己創作的詩歌。不久，因病情惡化，黨雖百般設法醫救，不幸醫治無效，于8月13日在安徽省天長縣逝世，終年三十一歲。根據地軍民痛悼這位鞠躬盡瘁的革命詩人，出版了悼念蒲風逝世的專刊，召開了隆重的追悼會，新四軍二師和淮南行署主要負責人方毅同志主持大會，并與同志們一道護送遺體至墓地。遺體埋葬在該縣葛家巷附近的土丘上(今屬江蘇省盱貽縣)。蒲風生前曾經表示： “若是我中了致命的彈丸，/死前的剎那，愛友喲，/我必定面向南方!”(《戰士的歌》)遵照他的遺愿，墳墓面向南方!作為戰士和詩人，蒲風是當之無愧的!解放后，黨和人民政府追認他為革命烈士。

詩人，詩人!/你是時代的前哨，/你是大眾的良朋，/你是自由幸福的追求者，/你也是悲哀、苦痛的代言人。

這是蒲風在《詩人》一詩中，發出的“至真至誠的呼聲!”他為此辛勤奮斗了一生。他的生命雖然短促，但他的遺著和他的年齡相比，卻是可觀的。 “多產的作家，決不能自保篇篇都是珠玉”(郁達夫《寫作的經驗》)，蒲風的作品也是這樣。他的創作思想是有所發展的，由于他后來把大量精力用來開展新詩歌運動和抗日救亡宣傳，所以未能產生更多好的作品;有些詩顯得粗糙，錘煉不夠。但是，他為我們留下了不少優秀的詩篇，自從1957年《蒲風詩選》出版以來，他的詩不斷被日本、蘇聯學者翻譯介紹給外國讀者。他不但在新詩歌創作上勇于實踐，在理論上也進行了大量的探索，對于后人的研究是很有價值的。他曾在《抗戰詩歌講話·寫在前面》中說過： “要是詩人要想真正做個時代的詩人，他更加不能不借重于理論的幫助”。 “沒有人作開始，大家也就不曾有興趣來湊熱鬧，要是這冊集子，能引起大家的興趣，給我予嚴明的指示，確當的批判，甚至更加下一決心另外產生杰作，則更是我所愿望的事!”這說明，他懂得理論對于創作的重要性，態度也是誠懇的，遺憾的是他過早地離開了人間，未能實現這一愿望!蒲風的摯友、詩人王亞平臨終前一個多月，曾在擬為海峽文藝出版社出版《蒲風選集》作序的信中談到蒲風“寫的多，死得早;為黨宣傳，為人民歌唱;每一分鐘都獻出了……，每一滴心血都付出了……;只有他才提出新詩歌的斯達哈諾夫運動，一般人不易理解……。”(1983年2月20日給筆者的信)可惜這位老詩人還未及動筆寫序就突然病逝，只留下這封提綱式的信件!但我們可以從中看出他對蒲風一生的評價。

是的，蒲風是一刻也不曾忘記詩的，他把畢生的心血獻給了新詩歌運動，他更把自己的生命獻給了人類壯麗的解放事業!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曾得到海峽文藝出版社《蒲風選集》責任編輯陳公正同志的熱情幫助，謹此致謝! )

注釋

①參加這個運動的還有柳倩。可參閱《詩壇消息》,載1936年10月《詩歌雜志》創刊號。

附錄一 蒲風主要作品簡目:

《茫茫夜》(詩集),1934年4月20日國際編譯館初版。詩分為四輯,凡四十首。

《六月流火》(長篇敘事詩),1935年11月20日作者自費付印,東京渡邊印刷所印刷。詩凡二十四章。1935年12月25日初版。

《生活》(詩集),1936年9月詩人俱樂部初版。詩分三輯,凡三十四首。

《鋼鐵的歌唱》(詩集),1936年10月詩歌出版社初版。詩凡二十六首。

《搖籃歌》(詩集),1937年2月詩歌出版社初版。詩分五輯,凡二十六首

《可憐蟲》(長篇敘事詩),1937年12月15日詩歌出版社初版。

《現代中國詩壇》(論文集),1938年3月詩歌出版社初版。

《抗戰詩歌講話》(論文集),1938年4月詩歌出版社初版。

《真理的光澤》(明信片詩集), 1938年7月詩歌出版社初版。輯入詩三十一首。

《兒童親衛隊》(兒童詩歌集),1939年7月15日詩歌出版社在梅縣初版。詩分四輯,凡三十首。

附錄二 蒲風研究資料要目:

子蓀(茅盾)《詩人與“夜”》,1934年11月1日《文學》第三卷第5號。

郭沫若答,蒲風問,蒲風記錄整理《郭沫若詩作談》,1936年8月16日《現世界》半月刊創刊號。

童軍(童晴嵐)《現實的真實——〈生活〉詩集讀后感》,1936年11月3日《星光日報·星星》。

李六石(李磊)《評〈鋼鐵的歌唱〉》, 刊1937年2月10日《今日詩歌》創始號。

蘆荻《關于〈搖籃歌〉》,刊1937年6月1日《今日詩歌》第2刊。

袁水拍《蒲風的明信片詩》,1938年12月16日《文藝陣地》第2卷第5期。

茅盾《大眾化與“詩歌的斯達哈諾夫運動”》, 刊1939年1月昆明《戰歌》第1卷第5期。

海燕《讀〈兒童親衛隊〉后》,刊1939年9月25日《中國詩壇嶺東刊》2卷1期。

思穎《蒲風詩選》,刊1957年《詩刊》第4期。

臧克家《蒲風的詩——〈蒲風詩選〉序言》,刊1963年《文學評論》第4期。

秋吉久紀夫(日本)《蒲風與他的作品》,刊1964年10月20日日本東京都《潮流詩派》第39號。

蔡清富《略論蒲風的詩歌創作》,刊《安徽大學學報》(社科版)1979年第1期。

黃安榕、陳松溪《蒲風年譜》,刊1982年11月《福建新文學史料集刊》第二輯。

秋吉久紀夫(日本)《關于蒲風的詩集〈六月流火〉》,刊1983年9月《目加田誠著作集》(3),日本東京都出版。

柯原《撲面而來的熱風——讀蒲風詩選〈六月流火〉》,1984年4月21日《羊城晚報·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