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浪”的流弊

宋·嚴羽的《滄浪詩話》在總結唐詩和宋詩發展過程中正反兩方面的基礎上系統地探討了歷代詩歌的風格特色和藝術成就。

《滄浪詩話詩辨》云：“詩之法有五，曰體制，曰格力，曰氣象，曰興趣，曰音節。”嚴羽根據這五項評價詩歌藝術的標準，推崇體裁樣式都比較完善的盛唐詩歌，尤其推崇李白、杜甫兩家。嚴羽的詩論是針對宋詩以文字、才學、議論為詩的惡劣傾向而發的，指出詩歌要有與文章不同的別材別趣，強調詩人表現時要“不涉理路”、“尚意興而理在其中。”《滄浪詩話》對前代詩歌做出有系統的評述，在古代詩論中是首屈一指的，把詩歌的歷史研究推向前進。

《滄浪詩話》具重要的歷史地位和很大的價值，但值得注意的是它在理論上存在著根本的缺陷和不足。首先，嚴羽論詩只重藝術形式和風格，忽略了詩歌包含的進步思想內容。他衡量作家作品都以藝術風格和形式為標準。他推崇盛唐詩歌是因為盛唐詩人重興趣，“盛唐諸人，唯在心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答吳景仙書》);重氣象，“盛唐諸公之詩，既筆力雄壯，又氣象渾厚。”(《詩辨》)嚴羽并不推斥反映現實的詩篇，他稱譽杜甫《兵車行》、《垂老別》等現實性頗強的詩篇，只是基于它們“入神”、“沉郁”的藝術風格。因此嚴羽品評詩歌經常只把藝術性放在首位，忽視文學作品反映現實生活的特征。其次，嚴羽錯誤地把前人遺產當作詩歌創作的源泉，強調機械模仿古人，把盛唐當作偶像來崇拜，并說：“詩之是非不必爭，試以已之詩置之古人詩中，與識者觀之而不能辨，其真古人矣。”

《滄浪詩話》的理論開明代前后七子“詩必盛唐”之復古模擬風氣，其流弊所及，影響甚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