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伏伽
武德五年(622)冬十二月的一天,旭日初升,寒風颯颯。大唐帝國的京都長安(今陜西西安),皇城禮部貢院,人頭攢動,熙熙攘攘。唐朝開國以來的首次科舉考試于今日放榜,應試的舉子們蜂擁榜前,爭睹榜文,但見進士科14人中,“孫伏伽”三字赫然榜首。
大唐王朝進士科頭榜狀元的桂冠落在孫伏伽的頭上。
對孫伏伽其人,朝野吏民并不陌生,已到中年的他有著讓人贊嘆的不凡履歷。
孫伏伽,貝州武城(今河北清河西北)人。在隋朝時,他涉足官場,做了一名官位卑微的小吏,幾經升遷,到隋煬帝末年,成為京畿萬年縣(今陜西西安)的法曹,負責審理刑獄,督捕奸盜,查辦贓賄,是萬年縣頗有點兒權勢的官員。不過,他并不滿足于小小的法曹,還在編織著飛黃騰達的美夢。然而,他的愿望還沒實現,隋王朝就覆滅了。李淵在長安稱帝,孫伏伽很識時務地降順了大唐王朝,積極地為唐王朝出謀劃策。李淵建唐數日,他便上疏諫言三事:
“臣聽說,天子有諍臣,雖無道也不能喪失天下; 父有諍子,雖無德也不能陷于不義。所以說,子不可不諍于父,臣不可不諍于君。隋朝君主之所以失天下,那是因為不愿意聽到自己的過失。當時不是沒有直言的人,而是君主不接受勸諫,把自己比為德盛天下的唐堯,認為自己的功德超過了夏禹,窮奢極欲,恣肆妄為。天下才士,肝腦涂地,人口漸少,盜賊日多,君主卻不了解,臣子也不敢奏報。假若隋朝君主能廣開言路,選賢任能,賞罰得當,人人樂業,誰能將其推翻呢?陛下起兵晉陽,天下響應,但切莫以為唐得天下容易,要知道隋失天下也是很容易的。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一言一行都由史官記錄下來。既然如此,怎么可以恣肆所為而不慎重呢?狩獵,要依據農時,不能沒有節制。臣聽說陛下接受了別人貢送的獵鷹,這是消磨人意志的玩物,是小孩子玩的游戲,陛下豈可如此?又聽說相國參軍盧牟子獻給陛下一把琵琶,長安縣丞獻給陛下一副弓箭,這幾個人都得到了獎賞。《詩經》上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陛下想要得到的,有什么不能得到! 陛下所缺少的,是此類玩物嗎?
“百戲散樂本來就不是雅正的樂舞,隋朝末年非常興盛,人稱淫風,不可不改。最近臣聽說太常寺從民間借取了500件婦女的裙襦,做為百戲散樂使用的服裝,準備在五月五日于玄武門演出。臣以為這種做法不妥,望陛下明詔禁止。
“臣還聽說,性相近而習相遠。皇太子及諸王身邊的人不可不嚴格選擇。凡是不義無賴之徒,喜歡狩獵、歌舞,沉迷聲色之人,決不可任用。歷史上許多子孫不孝、兄弟離間之事,都是身邊的人教唆造成的。望陛下選任賢明,作為皇太子及諸王的幕僚。”
孫伏伽的奏疏,直言無諱。自李淵稱帝以來,他是第一個上疏進諫的人。李淵乃賢明之君,對孫伏伽的逆耳忠言頗為贊賞,提升他為治書侍御史,職司評議獄案得失,還賜給他精美的絲綢300匹。
皇上的賞識使孫伏伽大為亢奮,他不斷上疏,指陳時政,評說得失,多為李淵采納。李淵更加賞識孫伏伽。一次,他對大臣裴寂說: “隋朝末年,皇帝昏庸無道,大臣只知阿諛奉承,君臣之間互相蒙騙,上不聞過,下不盡忠,所以社稷傾覆,國家滅亡。朕撥亂反正,志在安定民心。平息叛亂要用武將,守住江山依靠文臣。希望他們各盡其能,以糾正失誤。朕很希望博采眾議,但只有李綱忠心為國,可嘉可敬; 孫伏伽上疏言弊,誠直可嘉。其他人仍重蹈前朝的弊風陋習,只是俯首聽命而已。這哪是朕所希望的呢?”那李綱是觀州蓨縣(今河北景縣)人,慷慨有氣節,時為禮部尚書。
李淵稱帝三四年,有效地控制了關中地區后,命秦王李世民等麾兵東進,鏖戰數月,打敗了雄居黃河南北的王世充和竇建德。李淵聞捷,大為亢奮,頒詔大赦天下。但詔下不久,他又命令懲治王世充、竇建德的部下,把他們流放邊遠地區。孫伏伽聞悉,上疏進諫道: “皇上無戲言,自古如此! 陛下已下令將這些人赦免,現在又要將他們流放。所謂法律,由陛下制定,陛下也應以身作則去遵守,這樣才能使天下人畏服。自己不講信義,而讓別人講信義,這可能嗎?行賞施罰,沒有貴賤親疏之分,全憑道義。對王世充、竇建德部下已赦免了的,應維持原判。”李淵再次采納了他的逆耳忠言。
到武德五年,孫伏伽已是頗受李淵器重、名聞朝野的官員了。但他并不滿足,又以極大的熱情參加了這年十二月舉行的第一次科舉考試。主考官是職司官吏考核的吏部考功司副長官——考功員外郎(從六品上)申世寧。在參加進士科角逐的30名舉子中,他最欣賞孫伏伽的卷子,列為第一。此外,又錄取了13人。
進士科始創于隋煬帝,但由于歷史湮沒,隋煬帝時的開科情況今已不詳。在中國科舉史上,有名可考的第一個狀元,便是孫伏伽。
當時,科舉制度初創,狀元郎不像后世那么榮耀,也不像后世那么受人推重。孫伏伽中狀元后,官位并沒升遷,仍做他的治書侍御史。
各地的割據勢力一個個被鏟除,天下一統于唐,大唐帝國的江山漸趨穩固。然而,李氏皇族內部的權力爭奪日漸激烈,秦王李世民力圖奪取皇太子李建成的儲君位子,齊王李元吉站在李建成一邊。武德九年六月,李氏兄弟的爭斗白熱化,李世民在太極宮的北門——玄武門設下埋伏,射殺李建成和李元吉。兩個月后,李淵無可奈何地禪位李世民,自己做太上皇去了。
在這場“玄武門之變”中,孫伏伽擁護李世民,鞍前馬后,奔走效勞。李世民即位后,論功行賞,賜孫伏伽男爵,食邑樂安(今山東廣饒)。第二年,即貞觀元年(627),又提升他為大理寺的副長官——少卿。
李世民鞍馬征戰多年,養成了愛騎馬射箭的習慣。孫伏伽上疏說: “臣聽說天子居住的地方,禁衛九重; 天子若要行動,則出警入蹕。這并不是為了顯示皇帝的威風,而是為皇帝著想。為皇帝著想,也就是為國家百姓著想。陛下跑馬射箭,是極危險的事,臣竊以為不可。”李世民讀了他的奏疏,非常高興。
貞觀五年,孫伏伽審理一樁案子,不慎失誤,被罷免官職。不久,李世民重新起用他為刑部郎中。郎中位次尚書、侍郎,是刑部的高級官員。任職不久,官復原職,再度出任大理寺少卿,旋即調任吏部的副長官——侍郎。貞觀十四年,孫伏伽被提升為大理寺的長官——寺卿。數年后,出為陜州(州治陜縣,今河南三門峽)刺史。
到李世民的兒子李治坐天下的第六年, 即永徽五年(654),孫伏伽因年老辭官。4年后,即顯慶三年(658),孫伏伽壽終正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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