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泊船瓜州》原文與賞析

王安石

京口瓜州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

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望月思鄉人之常情，故梁簡文帝有“今夜月光來，正上相思臺”(《望月詩》); 李白有“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靜夜思》); 杜甫有“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月夜憶舍弟》)的名句。王安石《泊船瓜州》中的“明月何時照我還”，同樣是思鄉佳句，但境況、意趣卻自有不同。

瓜洲，一作瓜州，或瓜埠洲，在揚州市南的江邊，由長江泥沙淤積而成，狀似“瓜”字，故稱“瓜洲”; 又因它是淮、泗合流后大運河入江的門戶，地處江北岸的揚州市邗江縣南，與長江南岸的京口 (即今鎮江市) 隔江斜對，自唐開元以來，就成為南北水路交通的重要集鎮和渡口，白居易《長相思》中的“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頭，吳山點點愁”中的“瓜洲古渡頭”即指此處; 有名的鑒真大師從揚州起程東渡日本，三次都是從這里入江起航的。鐘山，古名金陵山，又名圣游山，北山; 《搜神記·蔣山祠》 云： 漢末秣陵 (即金陵) 尉蔣子文逐賊至此，傷額而死，成為山神，故又名此山為“蔣山”; 又因山上多有紫色巖層，陽光下紫金色耀眼，人亦稱其為紫金山。自漢晉以來，多有名勝古跡，為游人向往之地。比如北宋名相王安石在金陵城東七里，西距鐘山也七里的半途處，即今南京市中山門北白塘有一故居，人稱“半山寺”，王安石中年一度，特別是晚年罷官后，就常住這里; 宋神宗元豐七年改賜“半山寺”為“報寧寺”，宋哲宗元祐元年四月王安石因變法失敗憂憤而死后，就埋葬在半山寺后，寺前有半山園，今僅存清同治時重修的一座“半山亭”及數間瓦舍; 半山寺東不遠處還有晉人謝玄及其子孫居住處“謝公墩”遺址，亦不乏憑吊之人……

從來對《泊船瓜洲》的寫作時間就有爭議：一說寫于宋神宗熙寧元年(1068) 四月，王安石上書變法，奉詔任翰林學士，“春風得意馬蹄疾”的途中; 筆者認為此詩寫于熙寧八年 (1075) 春，時年55歲的王安石奉詔第二次為宰相，在“為報君王勉力行”的途中。何以見得? 自熙寧三年與韓絳一起任宰相后，他就受到守舊派的強烈攻訐; 王安石多次提出辭職，歸隱鐘山，神宗不允，直到熙寧七年，神宗才允許他罷相“知江寧府” (即今南京)，回到了鐘山故居。由于宰相韓絳及參知政事呂惠卿等人繼行新法，矛盾重重; 迫不得已，神宗又于熙寧八年二月讓王安石重上相位——這時的王安石在數年的變法與反變法的劇烈復雜的政治斗爭中，已備感傷痛，只是深感明主神宗的知遇之恩難報，而勉上征途; 他這時的心情是沉郁的，對歸隱故居的生活是留戀的，所以在赴京途中，從南岸的京口渡江至北岸的瓜洲古渡夜泊時，寫出《泊船瓜洲》這樣屢屢回望鐘山故居，不住留戀金陵舊地的傳世佳作，是合乎情理的。

“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起首即以三個地名與山、水聯貫，劃出了此次的行程路線——是從鐘山出發，由水路先到京口 (鎮江)，然后再渡江到瓜洲渡頭的; 當詩人在夜幕下站在瓜洲渡頭，望著一水相隔的南岸京口市鎮的闌珊燈火，再縱目遠看鐘山故居時，由于愛戀它，所以從心理上覺得它很近很近，似乎只隔著幾層山嶺，幾個峰頭一樣。看似平淡紀景紀行，實則鄉情溢滿江山……

“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作絕句的功力，要妙在第三句須轉折有方，承上啟下，勿使斷了意脈; 王安石深得個中三昧。“春風又綠江南岸”，不僅點明了此行的時間是熙寧八年春二月，而且承上兩句留戀江南故居的意思，說此行系圣主降詔，命我復相，猶如“春風”又一次使“江南”綠滿一樣，但北邊的政治中心汴京仍處在春寒料峭之中，一場新的斗爭正在醞釀——既然如此，“明月何時照我還”一句就“合”得景情并出，余味深長! 詩人似乎在說： 還是“月是故鄉明”，“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圣明如日月的皇上啊，您還是理解和饒恕我吧! 與其在政治旋渦中被人弄得清濁不分，還不如早唱“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的好——果然王安石二次復相不到一年，熙寧九年 (1076) 其愛子王雱病亡，他也在誹謗聲中又重“知江寧府”，實則等于重隱鐘山故居，一直到元祐元年(1086) 四月逝世。

這首絕句歷來被人舉為“推敲”字句的名篇。詩中“綠”字用得新巧形象，生動含蓄。洪邁 《容齋隨筆 ·續筆》 曰：“吳中士人家藏其草 (指 《泊船瓜洲》 的草稿)，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為‘過’，復圈去而改為‘入’，旋改為‘滿’，凡如是十許字，始定‘綠’。”可見詩人為了表達準確的意境，忠實地在實踐著前賢“吟安數顆字，拈斷數根須”的創作格言。一般人都以為“賦、比、興”三種表現手法中，“賦”是“直陳其事”，亦即直說，似乎不是什么值得重視的藝術手法。其實王安石《泊船瓜洲》就主要用的是“直書其事，寓言寫物”的“賦”的表現手法，在直接敘述具體事情，描繪客觀景物的形象中，言情抒意，比起所謂的“比、興”手法來，不也是非常自然如畫，質樸感人的嗎! 可見北宋人李仲蒙的“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盡物也; 索物以托情，謂之比，情附物也; 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者也”的說法是對的。因為從物與情的關系來說，賦、比、興的本質是相同的。它們都是古代詩歌創作中重要的藝術表現手法，重此薄彼，都是不利于詩歌創作質量的提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