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禎《五人墓》原文與賞析

王士禎

流連虎阜游，宛轉(zhuǎn)山塘路。

石門映回波，英靈此中聚。

滿壇松桂陰，落日青楓樹。

生傍伍胥潮，死近要離墓。

千秋忠介墳，鬼雄誓相赴。

酹酒拂蒼碑，寒鴉自來去。

這是一首五言古詩。五人墓在今蘇州市山塘街，虎丘東南。墓葬明代義士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楊、周文元等五人。明天啟六年(1626)，宦官魏忠賢假傳圣旨，逮捕東林黨人周順昌，激起民憤。蘇州人在哭送周順昌時，不堪強暴，鼓噪而反抗，最后被魏忠賢派緹騎鎮(zhèn)壓，顏佩韋等五義士蹈死不顧，英勇就義。崇禎元年 (1628)，蘇州百姓將五人遺骨合葬，墓基即在當年蘇州巡撫毛一鷺為獻媚魏忠賢而為其建的生祠里。墓碑題刻“五人之碑”四字，是蘇州八齡童韓馨所書。明末復社領(lǐng)袖張溥后寫的《五人墓碑記》，更為一代散文名篇。墓地迄今仍為蘇州名勝之一。清順治十八年 (1661)，時任揚州推官的王士禎從揚州到吳地游覽，登虎丘，過五人墓，佇興有感，發(fā)為本詩。

詩開篇四句，交待了五人墓的地理位置： 它傍虎丘，在山塘路邊，且有清波映襯著墓地，山塘舊時多積水，唐白居易任蘇州刺史時為解百姓涉水之苦而筑堤，故山塘路又稱白公堤，五人墓位于此，也就有了臨水的環(huán)境。首二句冠之以“流連”“宛轉(zhuǎn)”，語辭的主體是文字中沒有出現(xiàn)的詩人自己，于是乎，這兩句就不僅僅起著單純說明地域的作用了，它實際上已透出了詩人來到此地的情感; 而第四句里“英靈”二字一出，詩人對義士的景仰之情即由前面的宛轉(zhuǎn)轉(zhuǎn)為顯豁了。“滿壇松桂陰，落日青楓樹”是借景抒情之筆，字面上是實寫景，著意卻是在景物的象征意義上，寫“松桂”“青楓”等象征高潔挺秀的樹木，以此映襯墓中長眠的五義士，他們的精神，他們的氣節(jié)，就像松桂青楓一樣，是青翠長久、芬芳永存的。下面的“生傍伍胥潮，死近要離墓”兩句在寫景中更帶有明顯的比喻意味。伍胥即伍子胥，春秋時吳國大夫，他幫助闔閭奪取王位，整軍經(jīng)武，國勢日盛，后為吳王夫差疏遠，吳王賜劍命他自殺。相傳子胥死后，吳王將其投之江中，子胥尸首隨流揚波，依潮來往，激蕩崩岸，稱“伍胥潮”。要離也是吳國人，吳王派他到衛(wèi)國行刺慶忌，為贏得慶忌信任，他請吳王斷其右手，殺其妻子，假裝得罪出走。到衛(wèi)后，要離假意向慶忌獻破吳之策，誘使慶忌同舟赴吳，途中刺死慶忌，自己亦伏劍而死 (事均見《吳越春秋》)，墓地在閶門內(nèi)。伍子胥、要離是歷史上著名的忠臣義士，這兩句將五人與之并列，喻示著他們生同古人為一地，死后也將與前人一樣永為后人銘記。王士禎的詩歌理論持“神韻”說，其內(nèi)含之一即在講求意在言外，含蓄雋永。在這種理論指導下的創(chuàng)作佳構(gòu)雖然多在律詩，在其古詩中也可時見此類筆法，即如上面四句，寫景是為抒情，景語情語合而為一，其意蘊就不是干巴巴的文字表層意思了。“千秋忠介墳，鬼雄誓相赴”，上句的“忠介墳”是指周順昌的墓。明崇禎初，詔謚周順昌為“忠介”。據(jù)《吳縣志》載，周順昌墓在閶門外白蓮涇馬家墩。詩人流連五人墓本看不到周墳，但這里連類而及，有意以名垂“千秋”來褒揚周順昌，也是為下句寫五人張本。五人生前不過是平民百姓，但他們是為忠介之士嗚冤而毅然赴死，他們死后亦應(yīng)為百鬼之雄杰，并同他人一樣可千秋垂名的。句意既贊揚了五人死得榮耀，又暗扣了五人的死因，由此，既使前面景仰之情的表達有了著落，同時喚起了下句的祭墓之舉。“蒼碑”即五人墓碑，上面鐫刻著張溥的名篇 《五人墓碑記》，文章敘述了五人英勇就義的過程。詩人拂拭碑石，感慨萬千，酹酒以祭，此時空中寒鴉低嗚，尤增添了悲愴的氣氛。最后這句“寒鴉自來去”運筆極妙，它既以景語造就了一種吻合祭墓人悲悼心理的意境，令讀者在其意境的余韻里回味，使詩本身篇終而余音未絕，可謂富有神韻之筆; 也由寒鴉的自來去反襯出詩人于此的佇立良久，從而在結(jié)構(gòu)上又暗暗與開篇的“流連”“宛轉(zhuǎn)”相照應(yīng)，由此反映了時年27歲的年輕詩人已經(jīng)具備的良好創(chuàng)作素質(zhì)與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