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游桂林諸山記》原文與賞析

袁枚

凡山，離城輒遠，惟桂林諸山離城獨近。余寓太守署中，晡食后，即于于焉而游。先登獨秀峰，歷三百六級，詣其巔，一城煙火如繪。北下至風洞，望七星巖如七穹龜團伏地上。

次日，過普陀，到棲霞寺。山萬仞壁立，旁有洞，道人秉火導入，初尚明，已而沉黑窅渺，以石為天，以沙為地，以深壑為池，以懸崖為幔，以石腳插地為柱，以橫石牽掛為棟梁。未入時，土人先以八十余色目列單見示，如獅、駝、龍、象、魚綱、僧磬之屬，雖附會，亦頗有因。至東方亮，則洞盡可出矣。計行二里許。俾晝作夜，倘持火者不繼，或堵洞口，則游者如三良殉穆公之葬，永陷坎窞中，非再開辟，不見白日。吁! 其危哉! 所云亮處者，望東首，正白，開門趨往，捫之，竟是絕壁。方知日光從西罅穿入，反映壁上作亮，非門也。世有自謂明于理，行乎義，而終身面墻者，率類是矣。

次日，往南薰亭，堤柳陰翳，山淡遠縈繞，改險為平，別為一格。

又次日，游木龍洞。洞甚狹，無火不能入，垂石乳如蓮房半爛，又似郁肉漏脯，離離可摘，疑人有心腹腎腸，山亦如之。再至劉仙巖，登閣望斗雞山，兩翅展奮，但欠啼耳。腰有洞，空透如一輪明月。

大抵桂林之山，多穴，多竅，多聳拔，多劍穿蟲嚙，前無來龍，后無去蹤，突然而起，戛然而止; 西南無朋，東北喪偶; 較他處山尤奇。余從東粵來，過陽朔，所見山，業已應接不暇。單者，復者，豐者，殺者，揖讓者，角斗者，綿延者，斬絕者，雖奇鶬九首，獾疏一角，不足喻其多且怪也。得毋西粵所產人物，亦皆孤峭自喜，獨成一家者乎?

記歲丙辰，余在金中丞署中，偶一出游，其時年少不省山水之樂。今隔五十年而重來，一丘一壑，動生感慨，矧諸山可喜、可愕哉! 慮其忘，故詠以詩;慮未詳，故又足以記。

乾隆四十四年已亥 (1779)，64歲高齡的袁枚在南京的隨園“習靜三十年”后，忽檢點游裝，開始了他的優游歲月。數年中，“東南山川，殆被麻鞋踏遍”。在他看來，游川亦如讀書，乃人生不可或缺之事，年輕時未曾努力，總覺得有點遺憾，故得好好補上這一課。

作為詩壇巨擘，游蹤所至，將遇目所得寄諸吟詠自不待言，然于詩外，袁枚亦為后人留下了十篇記游散文。這些篇什，亦一如其詩，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文筆勁峭，形象突出，見解獨到，趣味盎然，置諸古代游記佳作之林，當毫無愧色。

這篇《游桂林諸山記》記述作者游桂林諸山三天多的歷程和感慨，是乾隆四十九年秋所作。桂林位于廣西壯族自治區東北部，湘桂走廊的南端。這里奇峰林立，綠水縈回，向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之譽，唐宋以來，遷客騷人多有題詠。但是，袁枚本文的審美角度和審美情趣卻與前人有很大的不同。素來詠桂林者，往往奇山秀水并提，如韓退之“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之句就被視為絕唱。因為桂林之美，即得于山之奇，亦得于水之秀，山水相映、不可或缺，故為文者，只有側重，靡有孑遺。而袁枚卻獨鐘其山，無一語言及水者; 就山而言，著墨的重點又在山之洞穴; 對世人所推譽的溶洞奇觀，則甚不以為然，或謂土人所列景物名目牽強附會，或謂進洞有如進了墓穴，令人驚恐，或謂石鐘乳如“蓮房半爛”、“郁肉漏脯”，毫無美感可言。當然，袁枚對于桂林諸山之美，也非視而不見，一筆抹殺，他登獨秀峰，見“一城煙火如繪”; 過南薰亭，覺“堤柳陰翳”，四山淡遠; 望斗雞山腰，空明穿透，宛如一輪明月，贊賞之情，溢于言表。不過，作者認為：“山外看青山，如把人皮相”(《十月八日同陸君景文汪婿履青及府署中諸君子游棲霞七星洞，方知五十年前夏日阻水，游未盡其詳，詩未殫其妙，補作一章》)，只有深入到山的內部，才能看到山之“真諦”，這種獨特的思維方式，決定了他對自然景觀的棄取，也反映出作者將自然景觀世象化、人格化的特點。

作者21歲時曾游桂林，文章說“其時年少不省山水之樂。今隔五十年而重來，一丘一壑，動生感慨”，這種感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是由棲霞、木龍二洞的陰深變幻而透視世態。文中形容棲霞洞“以石為天，以沙為地，以深壑為池，以懸崖為幔，以石腳插地為柱，以橫石牽掛為棟梁。”給人的印象是，洞外是一世界，洞內亦一世界; 洞外秋光明朗，洞內“沉黑窅渺”。一山之中，既有光明可喜的一面，又有黑暗可怖的一面; 而且這黑暗的一面又由于人為的粉飾 (如土人的“火把”、“色目單”之類) 而不易察覺。袁枚生活的乾隆年間，雖然表面上四海晏如，但吏治廢馳腐敗等弊端已日益嚴重。他在《書麻城獄》一文中，就寫了一個冤案。此案幾經周折，最后經皇帝過問才得昭雪。在故事的結尾，他以感慨的語氣說了句耐人尋味的話：“雖事久卒白，而轇轕變幻，危乎艱哉! 慮天下之類是而竟無平反者，正多也。”本文所寫游洞時“倘持火者不繼，或堵洞口， 則游者如三良殉穆公之葬， 永陷坎中， 非再開辟， 不見白日。 吁!其危哉!”的乖戾感受，顯然帶有某種生活體驗的印記。文章還寫到出洞時，望過去東頭發白，仿佛打開了一道門，快步往前摸它，卻竟是絕壁，這才知道是日光從西面石縫中射入，反映到東邊的石壁上，并不是那兒真有一道門。這種“白門現象”，似真而實假。究其原因，乃游人久行黑洞中，“目盡昏”，而產生的錯覺。由此，作者聯想到那些“終身面墻”不學，尤其是那些不接觸實際的人，他們自以為“明于理、行乎義”，實際上，他們對于世事和物理的認識，卻往往如“山外看山”、“洞中觀門”，并無真知灼見。這些人，正如桂林諸山之洞穴，徒竊虛名，空有其表，那好皮囊包裹著的，不過是些半爛蓮房、郁肉漏脯之類的朽物。從而為那些抱殘守缺或空談心性而實際上并無真才實學的俗儒勾劃了一幅“入骨三分”的肖像。對于當時思想界占統治地位的儒學，袁枚的基本態度是“少信多疑”，強調要有獨立的人格精神和“身之所歷，目之所見”，不憑空臆想。對當時互為壁壘的漢、宋之學，他雖不持完全否定的態度，但對考據家的迂闊和理學家的虛妄卻常常在詩文中痛下針砭，或以滑稽之筆予以辛辣的嘲諷和尖刻的挖苦。即使在他為數不多的游記文中，這種借題發揮之筆也非僅見。

其二，是通過敘述其對桂林諸山的總體印象，托物寄情。作者寫道：“大抵桂林諸山，多穴，多竅、多聳拔、多劍穿蟲嚙，前無來龍，后無去蹤; 突然而起，戛然而止; 西南無朋，東北喪偶; 較他處山尤奇。”它們仿佛是一個個孤身奮斗的勇士，雖傷痕累累，無朋喪偶，仍兀然聳立，笑傲蒼穹。袁枚平生因敢于離經叛道、不隨世俗俯仰而屢遭“拘儒所呵”，桂林諸山的形象，豈不正是他獨立人格的自我寫照? 作者同時所寫的《登獨秀峰》詩云：“青山尚且直如弦，人生孤立何傷焉!”反映出他的錚錚傲骨，而這種感慨，在本文中則通過“得毋西粵所產人物，亦皆孤峭自喜，獨成一家者乎”傳達出來，這里的“西粵所產之人”不過是托辭，“孤峭自喜，獨成一家”才是夫子自道。袁枚觀桂林諸山，有喜有愕： 愕者，由山而悟事理、明世態; 喜者，則如太白之于敬亭，彼此皆同調也。

大自然之具有魅力，就在于它具有無可比擬的豐富性和生動性。它多姿多彩、儀態萬千，或雄武、或秀媚，或寧靜、或喧囂，或剔透玲瓏、或粗陋拙樸，或瞬息萬變、或千載如斯。它是“造物者”賜于人類的偉大藝術，既給人以無窮的美的享受，又給人以多方面的智性啟迪。有趣的是，袁枚正是常常把自然山水當作文章來“讀”的。他登上粵北的丹霞山，站立高處回望自家來蹤，見從江口到此，約百里而遙，若拉直線而行，片刻立到，而現在卻“蛇蟠蚓曲，縱橫無窮”，走了好幾天，由是他感到這是“造物者故意頓挫作態，文章非曲不能工也”。他告誡他人“看山如讀書，不可求速效”，只有慢慢玩賞，才能“得盡所歷妙”。在《游武夷山記》 中，他又說：“武夷無直筆，故曲，無平筆，故峭; 無復筆，故新; 無散筆，故遒緊，不必引靈仙荒渺之事為山稱說，而其超雋之慨自在。”在他看來，江山之美，文章之工，實有相通之處，要之，在善于騰挪變化，而又本色自然。出于這種默契的理解，袁枚游桂林諸山，亦如為文，精心選擇游歷路線。他首登獨秀峰，仿如入手擒題，突出“獨秀”之旨; 其后觀山，或俯視、或仰視、或平遠，正歷驚險，旋轉平夷，有變化錯落之致，無一覽無余之弊; 最后止于“腰有洞，空透如一輪明月”，意境高遠，令人遐想。至其為文，又善于捕捉景物的特點，隨物賦形，各臻其妙。如寫獨秀峰，文章以“晡食后，即于于焉而游”以見其離城之近; 以“歷三百六級，詣其巔”以狀其山勢之高; 寫黃昏市容，只“一城煙火如繪”出之，寫得意態朦朧;寫七星巖，則以大烏龜作比，寫得形神畢肖; 至寫斗雞山，又打實道來：“兩翅展奮，但欠啼耳”，生動中帶點諧趣; 兩次兩洞，一擬世態，一比人形，有繁有簡，絕不重復。行文中或敘或議，心到筆隨，自然得當，天籟人籟，渾然一體! 真不知這是袁枚多年游山之所得呢，還是這位標榜“性靈”的老詩人所獨擅的風格呢? 培根說：“旅行，在年幼者，是教育的一部份; 在年長者，便是經驗的一部份”，袁枚之游山，可謂集“教育”與“經驗”于一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