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何景明·易水行》原文賞析

寒風夕吹易水波，漸離擊筑荊卿歌。白衣灑淚當祖路，日落登車去不顧。秦王殿上開地圖，舞陽色沮那敢呼。手持匕首摘銅柱，事已不成空罵倨。吁嗟乎! 燕丹寡謀當滅身，田光自刎何足云，惜哉枉殺樊將軍!

何景明的詩多以“秀逸穩稱”而著名，素有“俊逸終憐何大復”的美譽。但這首《易水行》卻寫得既不秀逸，又不平穩，而是感情激越，蒼涼悲壯。詩中充滿了對邪惡勢力的憤慨，對抗暴精神的贊頌，對失敗英雄的惋惜。顯然，它代表了何詩的另一種風格，是一首“金剛怒目”式的詠史詩。

“易水”，古水名，發源于今河北省易縣，是戰國時期燕國的南界。據史載，當年燕太子丹遣荊軻入秦時，曾于此地為其送行。對此情景，司馬遷在《史記·刺客列傳》中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描繪： “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復為羽聲慷慨，士皆瞋目，發盡上指冠。于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寒風夕吹易水波，漸離擊筑荊卿歌。白衣灑淚當祖路，日落登車去不顧。”詩的前四句就重現了當年送別易水的悲壯場面。“荊卿”是燕國人對荊軻的稱呼。“漸離”即高漸離，燕國俠士，擅長擊筑，是荊軻的密友。“筑”(zhu)是一種似琴，有弦，以竹敲擊的樂器。“祖路”，意即餞行后上路，古人遠行時常設宴飲祭祀路神，以保平安。作者在詩句中選用了哀風、寒波、夕陽、白衣、悲歌等多種慘淡的景象，極力渲染訣別時的悲涼氛圍，把一個飛車入秦，義無反顧，壯懷激烈，視死如歸的英雄形象生動地浮現在讀者的眼前。同時，也為全詩奠定了悲中有壯、壯中含悲的基調。

還應該特別指出的是，詩人們在吟詠這一題材的時候，常常在不違背史實的前提下，作一些適當的藝術渲染和虛構，以增強詩歌的感染力。例如陶淵明的《詠荊軻》就翻創了白馬送別，用“素驥鳴廣陌”和“宋意唱高聲”來烘托當時滿座義憤填膺、同仇敵愾的情緒。而何詩則在設色點染上寫出了新意，他有意把送別安排在“夕陽”、“日落”之時，放在殘陽如血的大背景之中。試看：寒波若銀，清淚如水，衣冠似雪，悲歌如訣，色調素淡而凄清。一旦染上如血的夕陽，就顯得冷熱協調，濃淡相宣，素色和絢爛相映襯，除了增加畫面的美感之外，也和荊軻的豪氣如虹、壯心似火相和諧。并在悲憤的情緒中融入了壯烈的成分，使生離死別的場面更加悲壯淋漓。

“秦王殿上開地圖，舞陽色沮那敢呼。手持匕首摘銅柱，事已不成空罵倨。”這四句簡潔地描繪了荊軻行刺秦王的過程，寫得驚心動魄。“殿上”指秦國的咸陽宮，秦王于此召見荊軻。“地圖”即燕國的富庶地帶督亢之地圖，是荊軻使秦時奉獻秦王的禮物，里面暗藏匕首。“舞陽”即秦舞陽，燕國的勇士，是荊軻的副手。他在上殿時“色變振恐”，“兩足不能相過，面如死灰色”，以致引起了秦王和群臣的懷疑，使荊軻生劫秦王的計劃落空。圖窮匕首見，荊軻在殿上追逐秦王，用匕首猛擲，擊中殿上銅柱，鏗然作響，火花進射，“摘”是擲的假借字。荊軻身被數創，心知大事不能成功，仍然蹲坐地上，罵不絕口。表現了對秦王的極端輕蔑。作者運用對比映襯的手法，以秦舞陽的驚恐失色，反襯荊軻的從容鎮定;以秦舞陽的懦弱怕死，反襯荊軻的勇猛堅貞。詩句中由衷地贊頌了荊軻掃除強暴的抗爭精神，一個“空”字，飽含著對失敗英雄的無限惋惜之情。

如果詩歌僅寫及此，充其量也不過是對以前同類題材的又一次重復，并無新穎獨特之處。所以作者又發出了“吁嗟乎”的感嘆，并以“燕丹寡謀當滅身，田光自刎何足云，惜哉枉殺樊將軍”的議論結束全詩，用此來評論這一歷史事件及其有關人物。這三句才是畫龍點睛的警策之語，它與眾不同地開掘了新意，使全詩的主旨更加顯豁深沉，意味無窮。“田光”是燕國的隱士，“智深而勇沉”，他向太子丹推薦了荊軻，又因太子丹心存疑慮而自刎。“樊將軍”即樊于期，本為秦國大將，因得罪秦王而逃亡燕國，為了報仇雪恨，不惜自殺身亡，以頭顱作為荊軻入秦的進獻禮。

對于燕太子丹派遣荊軻入秦行刺，歷來文人毀譽參半。蘇洵認為：“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而《史記評林》中則引黃洪憲語： “故刺秦亦亡，不刺亦亡，故刺秦王非失計也。……當丹之時，垂絕之國，則荊軻未可非也。”兩種觀點，針鋒相對。平心而論，當燕國瀕臨滅亡之際，荊軻等勇士不甘心為虜，見義勇為，奮起抗爭，本身就具有反侵伐，反強暴的現實意義。盡管功敗垂成，也使得橫暴勢力為之膽寒，他的行為是可歌可泣，感人肺腑的。何景明的議論并無半點責難荊軻之意。否則他就不會在詩中那樣傾心地贊頌荊軻的義舉和氣節。他批評的只是燕太子丹缺少謀略，策劃不周。的確，燕太子丹謀劃此事時鑄成了三處大錯：一是無故懷疑荊軻改悔，不許他等來得力的助手，倉猝出發;二是錯用秦舞陽，使荊軻在秦廷孤掌難鳴; 三是脅迫田光和樊于期自殺，自毀國內反秦的賢才。這些“寡謀”的表現最終釀成身亡國滅的慘禍，太子丹完全是咎由自取。另外，何景明對田光和樊于期的自刎也頗有非議，認為田光徒求“節俠”的虛名而輕生，于事無益，不足稱道。而樊于期則未能如愿復仇，反而含恨九泉，尤其令人扼腕痛惜。由此看來，結尾的議論都是客觀的，并能切中要害，表現了作者高明的史識，所以沈德潛稱之“三語千古斷案”，確實是精當之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