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寧調元·感懷》原文賞析

十年前是一重囚，也逐歐風唱自由。復九世仇盟玉帛，提三尺劍奠金甌。丈夫有志當如是，豎子誠難與足謀。愿播熱血高萬丈，雨飛不住注神州。

這首詩是作者1906年從日本回國時所作，抒寫了自己積極進取的革命抱負。

從19世紀后半期開始，帝國主義列強和封建買辦階級互相勾結，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民族危機日益嚴重。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完全失敗后，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的矛盾達到了空前的緊張階段，亡國之禍，迫在眉睫。中國人民奮起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到義和團運動達到了高潮。與此同時，許多先進的人物努力學習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和文化，企圖按照資產階級國家的模型來改變中國的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此詩的首聯就是這種政治形勢的一個勾勒。“重囚”，《列子·楊朱篇》說： 人生受刑賞名法等的禁錮，“不能自肆于一時，重囚累梏，何以異哉”?此用其意，是說十年前在清王朝統治下，自己的思想行動受到種種禁錮約束，如同被重重禁閉的囚犯。但自己并沒有屈服和氣餒，而是同其他革命者一樣，緊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的潮流，高唱自由和民主。一個“逐”字，形象描繪出當時學習西方的潮流。“自由”與“重囚”對舉，表現了作者在重壓下向往自由的迫切心情。學習西方，這在當時是有一定進步意義的，但它并不是一條真正的徹底的救中國的道路。中國革命的實踐證明，只有在蘇聯十月革命以后，中國人民才找到一條真正的道路—— “走俄國人的路”(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

第二聯緊承前兩句，表現了作者立志推翻清朝統治的決心。“復九世仇”，《春秋公羊傳》莊公四年載，齊襄公復九代遠祖哀公之仇，出兵滅紀國(今山東壽光縣南)。又，從清順治皇帝入關統一中國算起，經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到光緒，也恰好九代。作者在此的意思是推翻清王朝的統治。“盟玉帛”，指會盟。古代會盟朝聘時用玉帛作為信物。《左傳·哀公七年》云： “禹合諸侯于涂山，執玉帛者萬國。”這里指建立革命組織。“提三尺劍”，用《史記·高祖本紀》中劉邦的故事。漢高祖劉邦作了皇帝后，曾說：“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這里指拿起武器進行斗爭。金甌，本酒器，比喻國家領土完整、鞏固。《南史·朱異傳》：“我國家猶若金甌，無一傷缺。”這兩句是說，大家要積極地聯合起來，結成同盟，勇敢地拿起武器推翻帝制，奠定民主國家政權。正是由于重重束縛，生活猶如囚犯一般，所以，詩人下定決心，不惜一切，要爭取自由，建立自己理想中的民主國家。字里行間充滿著一股豪壯之氣，洋溢著積極向上的樂觀精神。

第三聯連用兩個典故，抒發作者遠大的抱負。“丈夫有志當如是”，用《史記·高祖本紀》劉邦的故事。劉邦年輕時到咸陽服役，看到秦始皇出游十分威武，嘆息道：“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這里借以比喻自己的遠大革命志向。“豎子”，罵人的話，等于說：“這小子。”“豎子誠難與足謀”，事見《史記·項羽本紀》。劉邦與項羽爭奪天下，在鴻門宴上，項羽的謀士范增多次示意項羽殺死劉邦，以除后患，項羽不聽。劉邦退席逃走，范增拔劍擊碎劉邦托張良轉贈的玉斗，罵項羽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劉邦)也。”這里是說沒有遠大抱負的人是不足以同他們共謀大事的。這兩句，“丈夫”與“豎子”一正一反，形成鮮明對比。作者深知，要想“復九世仇”，要想“奠金甌”，就必須要有志氣，有抱負，要與志士仁人一起，建立自己的組織，拿起武器去奮斗。作者表示，自己要像一個真正的大丈夫，胸懷大志，去爭取理想的實現。

最后一聯，作者更明確地表示，愿把自己滿腔的熱血高噴萬丈太空，讓它化作革命的飛雨，不斷地灑遍祖國大地，澆開神州的自由之花。作者用浪漫主義的想象手法，將自己的革命激情升華到一個更高的層次。正是由于對祖國非常熱愛，對專制非常憎恨，對自由非常向往，才有了這種大膽的想象。沒有愛，沒有恨，沒有抱負的人，是不可能有這種激情的。可以說，前三聯層層鋪墊，給最后的升華打下了基礎;同樣，正是有了最后的升華，才使前三聯有了著落，使全詩的詩情達到了高潮。詩人早年即深受革命思想的影響，立志報效祖國，“不惜頭顱利天下，誓捐頂踵擬微塵”(《丙午冬日出亡，作于洞庭舟次》)，就在作這首詩的當年，二十三歲的他積極參加了萍、瀏、醴起義，在岳州被捕入獄，三年后出獄。辛亥革命后，因參加討袁活動再次被捕，不久遇害。作者以自己的行動實現了他“愿播熱血高萬丈”的理想。

全詩慷慨激昂，感情充沛，表現了一個革命者的豪邁氣概。作者在抒發感情時，不是一味地空喊，而是以古喻今，借用歷史上的事情來表達自己的胸懷，而且用對比的方法，表明理想世界的美好，表現自己的抱負，又以高度浪漫主義手法，表示自己為理想而奮斗而犧牲的決心，讀后給人以鼓舞，給人以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