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筒，潑了菜，

便是人間好世界。

——宋·周煇《清波別志》卷上

在我國悠久的歷史長河中，有的人能夠流芳千古，有的人卻遺臭萬年。北宋末年，曾經對宋徽宗的腐朽統治起過惡劣作用，被開封的太學生陳東等人稱之為“六賊”的蔡京、王黼、朱勔、童貫、李彥、梁師成，以及曾一度和他們勾搭成奸的章惇、高俅等人，就是歷史上一群臭名昭著的奸侫小人。文學作為反映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自北宋末年起，以揭露“六賊”及其同伙罪惡行徑為主要內容的作品，即屢見不鮮。文人詩歌如宋人江端友的《牛酥行》，劉子翚的《汴京紀事》，講史如《大宋宣和遺事》，小說如《水滸傳》等，都是社會上影響甚大的作品。而當時流行在京城開封一帶的民間歌謠，更是以其語短意深，易於抒發的特點，在民間廣為傳誦。

自此篇起所選以下五首歌謠，矛頭所指皆為“六賊”及其同伙。

據《宋史》、《宋史紀事本末》等書記載，從宋神宗熙寧年間，王安石推行新法以來，統治集團內部主張變法和反對變法的兩派之間，互相傾軋，無休無止。這樣一種政治氣候，正好被善于投機鉆營的蔡京、章惇等人所利用。為了實現向上爬的野心，蔡京在王安石變法的高潮時期，躋身于變法派，爬上了要職。而哲宗即位后，反對變法的宣仁太后垂簾聽政，變法的反對派司馬光上臺，新法被廢除，蔡京又搖身一變，成了司馬光的得力干將。宣仁太后病死后，哲宗改元“紹圣”，表示要紹述宋神宗的政策，章惇上臺拜相。蔡京又投章惇之所好，受到重用。兩人狼狽為奸，同時又引其黨蔡卞、林希、黃履等人，排斥舊黨，對反對派進行殘酷的打擊報復。哲宗在元符三年病死后，徽宗即位。徽宗為了平息兩派的斗爭，曾準備采取兼用兩派人物，兼采兩派主張的方法來治理國事。這期間，蔡京企圖勾結宦官向上爬的陰謀暴露，被貶杭州。而在杭州閑居時，卻遇到了徽宗的親信童貫。二人臭氣相投，立刻成了莫逆之交。蔡京靠著自己擅長繪畫，寫得一手好字的特長，通過童貫，進一步取得了徽宗的信任，再次被調回朝廷，擔任了翰林院承旨的職位。蔡京從此得以經常接近徽宗，在徽宗統治下的廿四年中，他先后四次拜相，雖也曾被罷相，但很快又恢復了職位。蔡京利用徽宗對自己的信任，和童貫、朱勔等勾結，做盡了禍國殃民的壞事。《古今說海·青溪寇軌》一書，提及蔡京一伙之所為時云： “蔡京父子欲固其位，乃倡‘豐亨豫大’之說，以恣蠱惑”。所謂“豐亨豫大”，意指豐裕富足之國，應做出富貴相，鼓吹皇帝應享天下之奉，用擴大宮室規模等辦法來體現盛世和皇帝的功業。按此建議，徽宗果然鑄九鼎、建明堂、立道觀，大規模的土木工程相繼興起。蔡京則利用此機會，給親信童貫、楊戩等人封官受爵，并任意揮霍國庫財力，通過各種手段榨取民脂民膏，搜刮積聚財富，弄得國家財政空竭，民不聊生，而蔡京等人家中的財寶則多得難以估計。此外，歷時二十年之久的“花石綱”事件也給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宋史·朱勔傳》：“徽宗頗垂意花石，京(蔡京)諷勔語其父(朱沖)密取浙中珍異以進”。蔡京不惜勞民傷財，派其黨羽朱沖之子朱勔負責搜刮江浙一帶的奇花異木，經水路運往汴京供徽宗賞玩。此舉使民間奇珍異草被掠奪一空。尤其為運送花石，役夫數以千計，所經州縣，苦不堪言。 “花石綱”之害的直接后果，造成了方臘大起義。宋朝的國力從此處于衰竭的境地。

蔡京等“六賊”的種種劣行，使北宋的政治腐敗到極點。“打破筒(童)，潑了菜(蔡)”等歌謠就在這種背景下產生了。

吳增《能改齋漫錄》在提及此首歌謠時云：“童貫、蔡京用事時語”。《清波別志》卷上亦云：“蔡京、童貫朋奸誤國，時有謠語云云，可見人心也。”

歌謠提出了對一個“好世界”的向往，而建立“好世界”的前提，就是必須徹底清除封建統治集團內部那些禍國殃民的官僚。歌謠情緒激憤地指出，被聲討的“六賊”成員童貫及“六賊”之首蔡京一類人，就是“朋奸誤國”的敗類。

這首作品在表現手法上采用了歌謠常用的“諧音”和“雙關”的技巧，而這一技巧又和歌謠屬于口頭語言這一載體直接相關。口頭語言有時貼切于實物，有時貼切于聯想，但目的是造成一種“言此及彼”的境界。這首的“筒”和“菜”都是實物，從文字看，它所傳達的詞語信號既是音義合一的，又是雙關的，但聽眾首先感知的卻是“音”，由“音”而聯想到字和字義，更進一步自然聯想到字義所暗喻的最痛恨的人。這種由“音”而“字”而“義”而“人”的語言層次，顯示了歌謠特有的思路敏捷，活潑自如的特點。整首歌謠風格率真，聽了令人警醒，能起到文人詩所不能起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