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書信《致宋崇義》原文與賞析
知方同學兄足下:
日前蒙惠書,祗悉種種。
仆于去年冬季,以挈眷北來,曾一返越中,往來匆匆,在杭在越之諸友人,皆不及走晤;迄今猶以為憾!
比年以來,國內不靖,影響及于學界,紛擾已經一年。世之守舊者,以為此事實為亂源,而維新者則又贊揚甚至。全國學生,或被稱為禍萌,或被譽為志士;然由仆觀之,則于中國實無何種影響,僅是一時之現象而已; 謂之志士固過譽,謂之禍萌,亦甚冤也。
南方學校現象較此間似尤奇詭,分教員為四等,可謂在教育史上開一新紀元,北京尚無此舉,惟高等工業抬出校長,略堪媲美而已。然此亦只因無校長提倡,故學生亦不發起;若有如姜校長之辦法,則現象當亦相同。世之論客,好言南北之別,其實同是中國人,脾氣無甚大異也。
近來所謂新思潮者,在外國已是普遍之理,一入中國,便大嚇人;提倡者思想不徹底,言行不一致,故每每發生流弊,而新思潮之本身,固不任其咎也。
要之,中國一切舊物,無論如何,定必崩潰,倘能采用新說,助其變遷,則改革較有秩序,其禍必不如天然崩潰之烈。而社會守舊,新黨又行不顧言,一盤散沙,無法粘連,將來除無可收拾外,殆無他道也。
今之論者,又懼俄國思潮傳染中國,足以肇亂,此亦似是而非之談,亂則有之,傳染思潮則未必。中國人無感染性,他國思潮,甚難移殖;將來之亂,亦仍是中國式之亂,非俄國式之亂也。而中國式之亂,能否較善于他式,則非淺見之所能測矣。
要而言之,舊狀無以維持,殆無可疑;而其轉變也,既非官吏所希望之現狀,亦非新學家所鼓吹之新式:但有一塌胡涂而已。
中國學共和不象,談者多以為共和于中國不宜;其實以前之專制,何嘗相宜?專制之時,亦無忠臣,亦非強國也。
仆以為一無根柢學問,愛國之類,俱是空談;現在要圖,實只在熬苦求學,惜此又非今之學者所樂聞也。
此布,敬頌
曼福!
仆樹 頓首五月四日
【析】 這是魯迅1920年的書信中迄今僅見的一封信。收信人是魯迅先生在浙江兩級師范學堂任教時的學生,然即使這樣一位普普通通的青年學生,魯迅卻以返鄉接家人赴京時“不及走晤”,而“猶以為憾”,可見魯迅為人之謙遜可親。
這時的魯迅,除每天去教育部辦公之外,還用較多的時間翻譯外國文學作品,他曾經在 《域外小說集·序》中主張“文藝是可以轉移性情、改造社會的”,這雖是魯迅多年來從事文藝運動之一貫信念,但究竟要通過怎樣的途徑才能達到“改造社會”的目標,他在當時還不是十分明確。對于資產階級的革命道路,對資產階級領導中國革命的能力,他已作了否定,但對無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領導作用也還認識不足,有其消極的一面,這樣的思想狀態在此信中有較明顯的表現。
“比年以來,國內不靖” 等句,反映了 “五四運動”以來革命運動的迅猛發展。在全國范圍的思想解放運動中,青年知識分子做為革命的先鋒,被反動當局視為大敵,而“守舊者” 則目其為“亂源”、“禍萌”、“維新者又贊揚甚至”。魯迅這時則認為這場運動“僅是一時之現象而已”。這一是由于他深知中國反動勢力的頑固和強暴,僅僅是游行示威、喊喊口號,恐難撼其根基;二是由于他思想上的局限性所致。他歷來堅持這樣的觀點,雖不無偏激之辭,然則反對許褚似地赤膊上陣,對于敵人,他慣用的是“壕塹戰”,結結實實地站穩自己的腳跟,一步一步地前進。
接著他針對宋崇義信中所談浙江第一師范學校的“奇詭”之事,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胺纸虇T為四等,可謂在教育史上開一新紀元”,謂其荒謬之極矣!
“所謂新思潮”者,泛指五四運動前后傳入國內的各種國外思想。它們在國外已是“普遍之理”,而“一入中國,便大嚇人”。究其原因,是提倡者本身 “思想不徹底”,又如盲人瞎馬一般,未吃透其精神要領,再者 “言行不一致,故每每發生流弊”。魯迅還指出,發生 “流弊”,并不在 “新思潮之本身”,說明 魯迅對新思潮是持歡迎態度的。
魯迅對中國革命的前途卻并未感到失望和消極,他憧憬著“新世紀的曙光”,預言一切舊的社會秩序、陳腐的封建思想“無論如何,定必崩潰”。他主張“采用新說,助其變遷,則改革較有秩序,其禍必不如天然崩潰之烈”。然而 “較有秩序”地改革,已為中國革命的實踐所證明是絕無可能的,這再次體現了魯迅在特定歷史時期的思想局限性。這種局限性在信中有較多的反映,如 “亂則有之,傳染 (俄國) 思潮則未必”,舊現狀的轉變“既非官吏所希望之現狀,亦非新學家所鼓吹之新式,但有一塌胡涂而已” 等等皆是。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魯迅正是在黑暗中孜孜不倦地探索著改造中國的正確道路,憑著他堅定的信念,最終找到了真正的可以值得信賴的同盟軍,認為在他們的身上“寄托著中國和人類的希望”。在這時期,他除了翻譯介紹國外優秀文學作品之外,還埋頭于古籍之中,力圖從中深挖黑暗現狀的歷史淵源,他主張“熬苦求學”,因為“一無根柢學問,愛國之類,俱是空談”,恰恰是他此時思想發展進程的真實寫照。信中,他還批駁了 “共和于中國不宜”的論調,表示了他對這一問題的正確看法。
魯迅在信中毫無保留地向一個普通青年交心,其坦誠、真摯的態度確實令人敬佩。這封信真實地記錄了他在二十年代初這一特定歷史時期的思想狀態,是我們學習、了解和研究魯迅先生其人其作的珍貴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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