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娜拉走后怎樣——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文藝會講》原文與賞析

我今天要講的是 “娜拉走后怎樣?”

伊孛生是十九世紀后半的瑙威的一個文人。他的著作，除了幾十首詩之外，其余都是劇本。這些劇本里面，有一時期是大抵含有社會問題的，世間也稱作“社會劇”，其中有一篇就是 《娜拉》。

《娜拉》一名Ein Puppenheim，中國譯作《傀儡家庭》。但Puppe不單是牽線的傀儡，孩子抱著玩的人形也是;引申開去，別人怎么指揮，他便怎么做的人也是。娜拉當初是滿足地生活在所謂幸福的家庭里的，但是她竟覺悟了： 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們又是她的傀儡。她于是走了，只聽得關門聲，接著就是閉幕。這想來大家都知道，不必細說了。

娜拉要怎樣才不走呢?或者說伊孛生自己有解答，就是Die Frau vom Meer，《海的女人》，中國有人譯作《海上夫人》的。這女人是已經結婚的了，然而先前有一個愛人在海的彼岸，一日突然尋來，叫她一同去。她便告知她的丈夫，要和那外來人會面。臨末，她的丈夫說，“現在放你完全自由。(走與不走)你能夠自己選擇，并且還要自己負責任。”于是什么事全都改變，她就不走了。這樣看來，娜拉倘也得到這樣的自由，或者也便可以安住。

但娜拉畢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后怎樣?伊孛生并無解答;而且他已經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負解答的責任。因為伊孛生是在做詩，不是為社會提出問題來而且代為解答。就如黃鶯一樣，因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給人們聽得有趣，有益。伊孛生是很不通世故的，相傳在許多婦女們一同招待他的筵宴上，代表者起來致謝他作了《傀儡家庭》，將女性的自覺，解放這些事，給人心以新的啟示的時候，他卻答道，“我寫那篇卻并不是這意思，我不過是做詩。”

娜拉走后怎樣? ——別人可是也發表過意見的。一個英國人曾作一篇戲劇，說一個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沒有路走，終于墮落，進了妓院了。還有一個中國人，——我稱他什么呢? 上海的文學家罷，——說他所見的《娜拉》是和現譯本不同，娜拉終于回來了。這樣的本子可惜沒有第二人看見，除非是伊孛生自己寄給他的。但從事理上推想起來，娜拉或者也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因為如果是一匹小鳥，則籠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籠門，外面便又有鷹，有貓，以及別的什么東西之類;倘使已經關得麻痹了翅子，忘卻了飛翔，也誠然是無路可以走。還有一條，就是餓死了，但餓死已經離開了生活，更無所謂問題，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做夢的人是幸福的;倘沒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緊的是不要去驚醒他。你看，唐朝的詩人李賀，不是困頓了一世的么?而他臨死的時候，卻對他的母親說，“阿媽，上帝造成了白玉樓，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這豈非明明是一個誑，一個夢?然而一個小的和一個老的，一個死的和一個活的，死的高興地死去，活的放心地活著。說誑和做夢，在這些時候便見得偉大。所以我想，假使尋不出路，我們所要的倒是夢。

但是，萬不可做將來的夢。阿爾志跋綏夫曾經借了他所做的小說，質問過夢想將來的黃金世界的理想家，因為要造那世界，先喚起許多人們來受苦。他說，“你們將黃金世界預約給他們的子孫了，可是有什么給他們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將來的希望。但代價也太大了，為了這希望，要使人練敏了感覺來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靈魂來目睹他自己的腐爛的尸骸。惟有說誑和做夢，這些時候便見得偉大。所以我想，假使尋不出路，我們所要的就是夢;但不是要將來的夢，只要目前的夢。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夢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時卻也免不掉墮落或回來。否則，就得問：她除了覺醒的心以外，還帶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條像諸君一樣的紫紅的絨繩的圍巾，那可是無論寬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還須更富有，提包里有準備，直白地說，就是要有錢。

夢是好的; 否則，錢是最要緊的。

錢這個字很難聽，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們所非笑，但我總覺得人們的議論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飯前和飯后，也往往有些差別。凡承認飯需錢買，而以說錢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總還有魚肉沒有消化完，須得餓他一天之后，再來聽他發議論。

所以為娜拉計，錢，——高雅的說罷，就是經濟，是最要緊的了。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而賣掉。人類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常常要饑餓。為補救這缺點起見，為準備不做傀儡起見，在目下的社會里，經濟權就見得最要緊了。第一，在家應該先獲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會應該獲得男女相等的勢力。可惜我不知道這權柄如何取得，單知道仍然要戰斗;或者也許比要求參政權更要用劇烈的戰斗。

要求經濟權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許比要求高尚的參政權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類更煩難。天下事盡有小作為比大作為更煩難的。譬如現在似的冬天，我們只有這一件棉襖，然而必須救助一個將要凍死的苦人，否則便須坐在菩提樹下冥想普度一切人類的方法去。普度一切人類和救活一人，大小實在相去太遠了，然而倘叫我挑選，我就立刻到菩提樹下去坐著，因為免得脫下唯一的棉襖來凍殺自己。所以在家里說要參政權，是不至于大遭反對的，一說到經濟的平勻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見敵人，這就當然要有劇烈的戰斗。

戰斗不算好事情，我們也不能責成人人都是戰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貴了，這就是將來利用了親權來解放自己的子女。中國的親權是無上的，那時候，就可以將財產平勻地分配子女們，使他們平和而沒有沖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經濟權，此后或者去讀書，或者去生發，或者為自己去享用，或者為社會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請便，自己負責任。這雖然也是頗遠的夢，可是比黃金世界的夢近得不少了。但第一需要記性。記性不佳，是有益于己而有害于子孫的。人們因為能忘卻，所以自己能漸漸地脫離了受過的苦痛，也因為能忘卻，所以往往照樣地再犯前人的錯誤。被虐待的兒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兒媳;嫌惡學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罵官吏的學生;現在壓迫子女的，有時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這也許與年齡和地位都有關系罷，但記性不佳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救濟法就是各人去買一本note-book來，將自己現在的思想舉動都記上，作為將來年齡和地位都改變了之后的參考。假如憎惡孩子要到公園去的時候，取來一翻，看見上面有一條道，“我想到中央公園去”，那就即刻心平氣和了。別的事也一樣。

世間有一種無賴精神。那要義就是韌性。聽說 拳匪 亂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謂無賴者很跋扈，譬如給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兩元，對他說這行李小，他說要兩元，對他說道路近，他說要兩元，對他說不要搬了，他說也仍然要兩元。青皮固然是不足為法的，而那韌性卻大可以佩服。要求經濟權也一樣，有人說這事情太陳腐了，就答道要經濟權;說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經濟權;說是經濟制度就要改變了，用不著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經濟權。

其實，在現在，一個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許不至于感到困難的，因為這人物很特別，舉動也新鮮，能得到若干人們的同情，幫助著生活。生活在人們的同情之下，已經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一百個娜拉出走，便連同情也減少，有一千一萬個出走，就得到厭惡了，斷不如自己握著經濟權之為可靠。

在經濟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還是傀儡。無非被人所牽的事可以減少，而自己能牽的傀儡可以增多罷了。因為在現在的社會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這決不是幾個女人取得經濟權所能救的。但人不能餓著靜候理想世界的到來，至少也得留一點殘喘，正如涸轍之鮒，急謀升斗之水一樣，就要這較為切近的經濟權，一面再想別的法。

如果經濟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當然完全是廢話。

然而上文，是又將娜拉當作一個普通的人物而說的，假使她很特別，自己情愿闖出去做犧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我們無權去勸誘人做犧牲，也無權去阻止人做犧牲。況且世上也盡有樂于犧牲，樂于受苦的人物。歐洲有一個傳說，耶穌去釘十字架時，休息在Ahasvar的檐下，Ahasvar不準他，于是被了咒詛，使他永世不得休息，直到末日裁判的時候。Ahasvar從此就歇不下，只是走，現在還在走。走是苦的，安息是樂的，他何以不安息呢?雖說背著咒詛，可是大約總該是覺得走比安息還適意，所以始終狂走的罷。

只是這犧牲的適意是屬于自己的，與志士們之所謂為社會者無涉。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犧牲上場，如果顯得慷慨，他們就看了悲壯劇;如果顯得觳轂，他們就看了滑稽劇。北京的羊肉鋪前常有幾個人張著嘴看剝羊，仿佛頗愉快，人的犧牲能給與他們的益處，也不過如此。而況事后走不幾步，他們并這一點愉快也就忘卻了。

對于這樣的群眾沒有法，只好使他們無戲可看倒是療救，正無需乎震駭一時的犧牲，不如深沉的韌性的戰斗。

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我想這鞭子總要來，好壞是別一問題，然而總要打到的。但是從那里來，怎么地來，我也是不能確切地知道。

我這講演也就此完結了。



【析】 本文是一篇關于婦女問題的講演，魯迅以易卜生的著名劇本《娜拉》為引子，縱談婦女如何爭取自身的解放。娜拉不滿于封建家庭的種種束縛壓迫，終于離家出走。劇本到此為止，娜拉出走以后又怎么樣呢?作家沒有回答，在一個劇本里也不可能作出圓滿的回答。許多問題都留給了讀者和觀眾自己去思考：是不是一旦沖出了封建家庭就能夠獲得自由? 棄家出走之后又怎樣去走人生的路?社會將怎樣對待她，她能不能堅持反叛到底?……這些都是娜拉所面臨的實際問題，也是大家必然關注的問題。

“五四” 運動給全中國的婦女也提出了同樣的問題，中國婦女真正的自由解放之路在哪里?人們提出反對封建包辦婚姻，爭取自由平等，爭取婦女解放等等，并且有不少知識青年走上與娜拉相同的道路，為自我解放而棄家出走。然而，下一步該怎么辦?婦女真正獲得自由解放的路在哪里?這已經成了普遍的社會問題，魯迅正是就這一疑難而發表自己的意見。

文章先提出問題，綜述問題，然后解答問題。

娜拉走后怎樣?可以有各種各樣的答案。但魯迅認為，在當時條件下主要是兩條路——“娜拉也實在只有兩條路： 不是墮落，就是回來。”據說，一個美國作家曾寫過一個劇本，表明“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沒有路走，終于墮落，進了妓院了。”其二是無路可走之后，終于又回到封建家庭，過著暗無天日的生活。“五四”以后的中國婦女(主要是知識青年婦女)，由于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而開始有了初步的覺醒，于是大膽地反對封建包辦婚姻，掙脫了舊的枷鎖，沖出了封建牢籠，這是很大的進步。但僅僅是這一步卻遠遠不夠，對于今后的道路，他們不明確，也沒有深想。小的牢籠沖破了，可是大的社會牢籠呢?

這確實是一個嚴峻的問題，魯迅分析說：“如果是一匹小鳥，則籠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籠門，外面便又有鷹，有貓，以及別的什么東西之類;倘使已經關得麻痹了翅子，忘卻了飛翔，也誠然是無路可走。”他說得非常深刻，關久了的婦女確實難以應付外界的復雜局面。她們在新思潮的影響下，有許多美好的夢，而那些空幻的夢一遇到冷酷的現實，常常會被撞得粉碎。“人生最痛苦的是夢醒了無路可走。”事實正是這樣，一旦夢幻破滅而又走投無路，便會陷于絕境;當你掙不脫社會的封建羅網時，便只有 “墮落”或是“回來”，剩下的乃是死路一條。所以，魯迅提出，中國婦女的解放之路，必須首先取得經濟獨立才不致被舊勢力所扼殺，也才能取得真正的發言權。“為娜拉計，錢，——高雅的說罷，就是經濟，是最要緊的了。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而賣掉。”事實正是這樣，沒有經濟的獨立，任何男女平等的宣言都是空話。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一、在家庭獲得男女平均的分配;二、在社會獲得男女相等的勢力。然而在中國，連搬動一張桌子或改裝一個爐子都會要血，更何況這類分配權的大變革! 它必然會遇到兇惡的敵人，必然有劇烈的斗爭，非有一場巨大的社會變革不可。魯迅雖未明確提出社會變革的問題，他的思想卻是朝著這個方向發展的。“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我想這鞭子總要來，……總要打到的。”這是何等警辟的預言，何等強烈的呼聲!

關于婦女解放的問題，在魯迅的小說創作中也有所反應，《傷逝》便是這方面的著名悲劇作品。子君所走的道路正是“回來”的典型。她接受新思潮的影響而勇敢地反抗封建家庭，毅然出走與涓生組織新家庭，可是打擊和迫害接踵而至，終于使涓生失業，生活無著;而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子君誤以為走出來就是全部勝利，忘記了敵人，忘記了社會依舊黑暗，四方八面仍張著殺人的網，忘記了奮飛，終于無路可走。子君的致命傷則在于，沖出了舊牢籠卻甘愿做新家庭的奴隸，只知養雞、飼狗、做飯，捶著丈夫的衣角生活，再也不能奮進，因此連愛情也變得陳舊而灰暗，不得不最后分手。她就這樣走回老家，直到走進墳墓，慘然地結束了曾閃光的青春。這一悲劇的實質在于告訴人們：封建勢力還很頑固很強大，婦女若不能從根本上改變自己的地位，不能首先取得經濟獨立，所謂自由平等只不過是美夢而已。

本文在藝術上具有如下特點：

一、中心突出，具有鮮明的時代色彩。“五四”以后，婦女解放問題已成了反封建斗爭的一個重要社會問題，為大家所關注。然而很多人在沖出封建家庭之后，卻感到無路可走，或者“墮落”，或者“回來”，茫無所措。魯迅抓住這個問題的實質，提出了爭取經濟獨立乃是婦女解放的必由之路。全文圍繞著這個根本問題，層層展開，層層深入，強調了經濟權利是婦女獨立之本，一切爭自由，爭平等，爭生存，乃至爭參政權等，都必須從爭經濟權做起。否則，什么也說不上。這是婦女解放在新時代面前展示的濃厚色彩，文中充分顯示了這一特色，給婦女運動指明了方向。

二、構思嚴密，剖析精當。文章從易 卜生的劇本《娜拉》說起，進而提出怎樣把反封建的斗爭進行到底。娜拉走后怎樣?“墮落”或“回來”都是絕路，是悲劇。夢雖然好，但脫離現實，夢醒了沒有路走。經濟問題才是最要緊的，抓住它才能解決婦女解放的根本問題，文章對此作了深入的論證，分析鞭辟入里，剴切而又中肯，如說一個娜拉出走還可以喚起人們的同情，走的多了，同情者就會減少，甚至引起別人的厭惡，斷不如自己掌握經濟權的可靠，一句話便把癥結點穿，又很有說服力。

三、形象真切的比譬，傳神入微。魯迅雜文善用比譬，本篇也同樣如此。他說中國的群眾永遠是戲劇的看客：“北京的羊肉鋪前常有幾個人張著嘴看剝羊，仿佛頗愉快，人的犧牲能給與他們的益處，也不過如此。”說中國的改革之難：“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 ，能改裝。”一兩個比喻，維妙維肖，使得通篇靈活生動，毫不枯燥，又使說理透辟，發人深思。巧用比喻，能使說理深入淺出，發揮了特殊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