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

任轉江淮粟，休添苑囿兵。

由來貔虎士，不滿鳳凰城。

此詩寫京城兵滿為患之憂。“當時漕運，取給江淮，故史有唐得江淮濟中興之語。劉晏均節賦役，歲運江淮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若宿衛冗軍不裁，立見其匱也。此獨狐及有傾天下之財，給不用之兵等語。”(仇注引盧元昌語)唐代偌大一個京城長安甚至整個關中地區的權貴官僚和國家機器的糧餉用度，主要從江淮人民那里索取，這本身已是老百姓沉重的負擔。然而在京城的封建統治者為了維護其統治地位，仍不斷地增加京城的兵員，這無疑更加重人民的負擔。唐初的府兵，是“藏之于民”的，士兵不脫離生產而能充宿衛之責。其后召壯士充宿衛，兵農遂分，兵不事生產，餉用全靠百姓提供。但是軍隊駐京的禍患并不僅僅是增加糧餉負擔，而且還潛伏著動亂。內侍魚朝恩以神策軍(禁衛軍之一軍)從皇上屯兵禁苑中，皇帝寵宦官，宦官掌禁旅，必然后患無窮。所以杜甫說：“任轉江淮粟，休添苑囿兵。”其意是說：就算是大量地調撥江淮糧米，雖然老百姓負擔沉重，但似乎還能忍受。然而大量地增添皇家禁苑的禁衛軍，其后果將是十分可怕的。“任”與“休”應當關聯起來理解，不是“聽任”的意思，而是說“即使……也不要……”：寧肯[讓統治者]不斷剝削，也不能[讓京城]住滿軍隊。前邊的“寧肯”是不得已、不情愿的讓步，為的是求得后邊的結果的實現。下句的“貔虎士”本指猛勇的兵士，這里指禁衛軍;“鳳凰城”，即京城長安。其意是說：自古以來，皇帝的禁衛軍都是很有限的，不曾有過滿京城都是軍兵的歷史。這里有兩點頗耐尋味：一是“由來”，表明從來都是如彼如彼，而現在卻是如此如此，則反證現在的如此如此，是違背常規，不合常情的，因而也是錯誤的。這樣也就證明上句“休添苑囿兵”的意見是正確的;二是“貔虎士”對“鳳凰城”，貔虎是兇猛之獸，鳳凰是吉祥之鳥，這里以指皇帝。在吉祥之鳥的城里充滿著兇猛之獸，其后果可想而知。這也就從反面說明“江淮粟”也是不應當“任轉”的。這首詩從態度上說，不應理解為勸阻添兵，而應是批評兵滿，也就是說，在詩人寫詩時，苑囿早已添兵，風凰城里早已滿是貔虎士了。這首詩在表意上的特點是，以表面上的讓步關系來加重內容所指的嚴酷程度。“轉粟”已為不堪，所以“任”轉者，是由于“添兵”尤不能堪;“貔虎”滿城不僅一反常規，而且有危于天子、臣民。這樣，詩人的憂愁也就層層加重，不可排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