詠史詩
(其一)
誤哉秦穆公,身沒從三良。
忠臣不違命,隨軀就死亡。
低頭窺壙戶,仰視日月光。
誰謂此可處,恩義不可忘。
路人為流涕,黃鳥鳴高桑。
這首詩所詠為周襄王三十一年即魯文公六年夏季的事?!蹲髠鳌酚浀溃?“秦伯任好卒,以子東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今縱無法以遺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 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史記·秦本紀》集解引漢儒應劭的注: “秦穆公與群臣飲酒酣,公曰: ‘生共此樂,死共此哀?!谑茄傧?、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饵S鳥》詩所為作也?!鼻厝税У咳嫉脑娂础对娊洝で仫L》中的《黃鳥》。詩中痛惜三良的殺身從君,并描述其殉葬的情景道: “臨其穴,惴惴其栗。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贝呵飼r秦國的文化比中原各國落后,被東方各國鄙稱為“西戎之國”,所以還保留著人殉這一野蠻風俗。秦穆公以三良殉葬的殘暴愚昧行徑遭到了史家左丘明、司馬遷和文學家子夏、毛萇等人的批判,前引《左傳》中“君子”的評論基本上代表了他們的見解。但是三良殺身從君的行為卻是被后人稱贊的。董仲舒發揮先儒的思想,提出了“亙古不變”的“三綱五常”,三綱的第一條即“君為臣綱”,要求臣子為君主盡忠竭力,必要時不惜犧牲生命。三良的行為恰恰就體現了這種封建道德。因而人們在評論這件史事時就有了一個矛盾,既要譴責秦穆公的暴行,又要贊美三良表現出的忠義。阮瑀處于漢末動亂之世,禮崩樂壞,看起來似乎封建的綱常倫理都被廢棄,但實際上,要維護封建秩序,不借助于封建的綱常倫理是不可能的。曹操雖然以法治軍治國,但他的最終愿望還是使封建社會回到正軌上,實現儒家理想中的清平之治。所以阮瑀盡管生于漢末的混亂年代,思想仍然是儒家的正統思想,他對秦穆公殺三良一事的態度和漢儒是基本一致的,即在譴責秦穆公的同時贊揚三良的忠義。他的這首詩就是通過忠義與生命的矛盾而贊美三良,與他同時的曹植、王粲都有詠三良的詩,其思想主題與這首詩基本一致。阮瑀在詩的一開端就對秦穆公作了批判: “誤哉秦穆公,身沒從三良?!苯又唾澝廊?, “忠臣不違命,隨軀就死亡”, 作為忠臣,不應違背君主的命令,既然已許諾了“死共此哀”,自然要與他一同去死, “就”是“走向”、 “接近”的意思。但是死終究是一件大可悲的事,人在臨死時不能不感到恐懼,于是詩人展示出了這首詩的中心矛盾,即應當為君主盡忠捐軀,還是應當珍惜生命。 “低頭窺壙戶,仰視日月光”,三良面臨著重要決擇,一邊是黑暗恐怖的墓穴,另一邊是日月的光輝即美好的生活。要盡忠就必須死,而要顧惜生命就必然辜負君主的恩義。這一對強烈的矛盾通過這兩句詩被十分醒目地突出了。《詩經·秦風·黃鳥》主要突出三良臨穴時的恐懼,而阮瑀的詩所突出的則是擺在三良面前的忠義與生命的矛盾沖突。最后他們選擇了死亡即忠義, “誰謂此可處,恩義不可忘”, “此”指的是墓穴,代指死亡, “誰謂此可處”這個問句實際上表示否定的意思,即任何人都說死是應當避開的。但是君主的恩義不可辜負,所以三良毅然地死了。他們的忠義行為感動了路人,使路人為之落淚,黃鳥也在高高的桑樹上為他們悲鳴。 “黃鳥鳴高?!币痪浠谩对娊洝で仫L·黃鳥》第二章“交交黃鳥,止于?!敝Z,既是借景抒情,又切合典故。全詩語言十分樸素,所表達的感情卻很充沛,作者將《詩經》“臨其穴,惴惴其栗”的直接的心理描寫改為“低頭窺壙戶,仰視日月光”這一俯一仰兩個動作,用具體的行動來表現心理,這是漢魏民歌和文人詩常用的方法,這樣就使三良臨死時對死的恐懼和對生的留戀表現得更為強烈,從而更強化了全詩贊美三良之忠義,批判殉葬之殘忍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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