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團清坐道心長，消受蓮花自在香。

八萬四千門路別，誰知方寸即西方。

本詩寫于清嘉慶十四年(1809年)，其時張問陶正在京城任吏部郎中。已過不惑之年的作者是當時清廷中難得的頭腦清醒的官員之一。面對英、俄擴張主義勢力的咄咄進逼，清廷的懵然無知、閉關(guān)自守，他禁不住發(fā)出“大道無人我，皇風要轉(zhuǎn)移”(《望古》)的革新呼吁;但因好友洪亮吉上書指陳時弊惹下大禍的前車之鑒，又使他只能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在這五律短章中微露其端而已。既看清了清廷政治上的重重積弊，也明白自己不可能有所作為，便漸漸轉(zhuǎn)入佛道，耽悅禪理，所以他的 《自述》詩說： “宦海沉浮二十年，司封司諫舊神仙。眼中歲月追風馬，意外功名水上船。難報君親猶竊祿，未離身世且參禪。深宵負手觀乾象，萬影橫飛總湛然。”從而最終退歸山谷，隱居吳門，與詩僧唱和。

這首詩正是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寫成的。所謂“禪悅”，有兩層意思：一是指入于禪定時那種可以長養(yǎng)法身的輕安豫悅的心境。法身，相對于肉身而言，是不生不滅、無形無相、清凈圓滿的。二是指一種自六朝以降沉湎于法味禪趣的社會風尚，大批文士如謝靈運、王維、蘇東坡、王陽明、王夫之以及與作者同時代的魏源、龔自珍皆為此道中人。本詩所宣示的顯然是前者，言說禪定時心境的超凡脫俗，輕安豫悅，以一得萬，自在消受，證得方寸即西方的禪趣境界。同時，也表明作者自己也同屬上述文士之列，兩層意思可謂兼而有之。

前兩句“蒲團清坐道心長，消受蓮花自在香。”“消受蓮花”四字，初稿作“一朵蓮花”，為定稿時所改。面對一片清純潔凈、纖塵不染的脫俗蓮荷，置身在這充溢著清香幽遠、馥郁恬淡的氛圍之中，安安靜靜、端端正正地坐在蒲團之上，習禪習定，口誦佛號，心向佛經(jīng)，使心由靜而定，由定而慧，從而使塵心得凈，勞思得清，煩惱得脫，早將滿腦子由官場傾軋、世道炎涼帶來的落寞孤寂消弭于無形之中。既看透塵世的污濁，又參得禪理的精妙、自在，心境臻于清遠，于是身心輕安、歡照明凈。后兩句 “八萬四千門路別，誰知方寸即西方。”“八萬四千”是佛家襲用古印度人言事物數(shù)量之多之巨時的常用語，佛經(jīng)里常有 “八萬四千法藏”、“八萬四千塵勞”、“八萬四千法門”、“八萬四千煩惱”，“無量壽佛有八萬四千相，一一相各有八萬四千隨形好，一一好復(fù)有八萬四千光明”等等，此外律宗教戒有“三千威儀、八萬細行”之說。這兩句是說參悟佛理，修習禪法，雖宗派林立，門門有別，破除煩惱，法法有殊，猶如八萬四千門，路路不同，但佛家的真諦卻是始終如一的，可謂殊途同歸。詩人告誡人們要從世俗塵網(wǎng)的沉迷中驚醒過來，不要被佛理的 “八萬四千”法門所迷惑，只要“心光如滿月”，戰(zhàn)勝心魔，方寸心田即可證得西方極樂。“蒲團”、“蓮花”、“道心”、“門路”、“方寸”、“西方”是佛家語，又非出家人語，純粹一副在家相，所以他又在另一首《禪悅》里說道：“門庭清妙即禪關(guān)，枉費黃金去買山。只要心光如滿月，在家還比出家閑。”其言旨、其意趣，可謂一脈相承。

其實，張問陶的耽悅禪味，固然有禪理的哲辯淵深對他的吸引，但不可否認，也是他因為政治上、官場上的失意、落寞、孤寂的內(nèi)心苦悶而欲在清遠超塵的佛家思想中尋求一種慰藉、一種解脫的曲折反映。這在封建社會士大夫中是極為普遍的，如王維、蘇東坡等，表面上是對禪理的耽悅、沉湎，是方寸證得西方的喜悅，實際上含有只能從中尋求解脫、尋求慰藉的凄苦情懷和落寞孤寂。

這首詩洋溢著輕松安適的豫悅心情，淡淡的喜悅、輕聲的告誡與清幽的荷香相得益彰，相映成趣，同時又蘊含著幾乎看不到的隱藏在那層恬淡的喜悅之后的憂傷。其引人之處在于以物物習見、字字常用、文意淺顯、通俗易懂的短短二十八字，見出深遠的佛旨、清幽的意境，雖不主故常，空諸依傍，卻句句出人意外，語語入人意中，心靈筆妙，為人所難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