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歐陽修《送曾鞏秀才序》原文|注釋|賞析

歐陽修

廣文曾生，來自南豐，入太學，與其諸生群進于有司。有司斂群材，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棄之。雖有魁壘拔出之材，其一累黍不中尺度，則棄不敢取。幸而得良有司，不過反同眾人嘆嗟愛惜，若取舍非己事者。諉曰： 有司有法，奈不中何! 有司固不自任其責，而天下之人亦不以責有司，皆曰： 其不中，法也。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則往往失多而得少。嗚呼，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

況若曾生之業，其大者固已魁壘，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而有司棄之，可怪也。然曾生不非同進，不罪有司，告予以歸，思廣其學而堅其守。予初駭其文，又壯其志。夫農不咎歲而菑播是勤，其水旱則已，使一有獲，則豈不多邪。

曾生橐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予豈敢求生，而生辱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余得也。于其行也，遂見于文，使知生者可以吊有司，而賀余之獨得也。

本篇序文，是北宋仁宗慶歷元年(1041)歐陽修給曾鞏的臨別贈言。上一年，歐陽修從乾德召還復校勘，遷太子中允。曾鞏有上歐陽學士第一書，歐陽公見而奇之。到慶歷元年，歐陽修求補外通判滑州。曾鞏則入太學，居數月后歸，有上歐陽第二書。這篇文章就是在曾鞏回去之前，歐陽修還未通判滑州之時寫的。曾鞏字子固，江西南豐人，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歐陽修的學術的主要繼承者。他少年時與王安石要好，后來王安石變法，他持論不滿。這一年，曾鞏赴禮部應考，被有司黜落。后來去見歐陽修，歐陽修對他的遭遇深表同情，在他回去時寫了這篇序文贈給他。這一方面說明歐陽修慧眼識英才，給有真才實學者以必要的支持，使其繼續求進，以發揮其才智，為國效勞。另一方面，也說明歐陽修對當時不合理的科舉制度，以及徒具形式而不切實際的文風，表示強烈的不滿，從而為他今后的科舉改革和古文的振興開了先河。

作者先說明曾鞏的身份和籍貫，說他是廣文館的太學生，是國子監中學進士業的生徒。當時他正與一群生員，赴禮部接受試官的考試。文筆恬淡流暢，提綱挈領，不枝不蔓，敘事分明。接著談到試官的收集眾多人材，所掌握文章的標準，是很簡單的一個只重形式而不重實際的辦法，考生考不中便要遭到拋棄。即使有出類拔萃的人材，只要有一點小毛病，就要被試官黜落。作者一轉入正題，就直截了當，指出北宋考試制度的弊端，批評試官執一而論，糟塌了人材。態度極其鮮明，觀點十分正確。而文字依然是那樣的質樸翔實，說理性很強，深深地切中了時弊。這里指摘的主要是“有司”。作者在分析有司中人有些雖是好的，但不起什么作用之后，接著指出：有司本來不負其責任，天下的人也不因此而去責問有司。他們都說：這些優秀生考不中，都是法度的問題。而有司的考試尺度一有差池，就往往坑害了那些有用的人材。這里文筆婉轉，氣勢跌宕，很有章法。通過情感深重的感嘆之后，作者還是把鋒芒指向有司身上，鄭重地質問：“有司掌握的果然是好辦法嗎?為什么長期不去改革它呢?”這一段，歐陽修連續八次提到了“有司”，真是鍥而不舍，窮追到底。不合理的考試制度，總是由人所制訂，而且是由人去執行的。雖然“有司”上面還有更高的決策者，但在考場，試官則是具體行使法度的人，對于人材的損失，他們是負有直接責任的。歐陽修本人在初試隨州時，曾經由于所寫的賦韻不合格律而被黜。因此，他是有切身體會的。正因為知之深，所以他恨之也切，改革的決心也就更大。后來嘉祐二年，歐陽修知貢舉，于是帶頭革除考試的積弊，去掉一切堆砌做作的文字，親自取錄程顥、張載、曾鞏、蘇軾、蘇轍和朱光庭等有真才實學的舉子為進士，為北宋造就了一批對歷史有重大影響的人材。故此，他在這里多次指責“有司”是有來頭的，也是有歷史根源的。

作者在第二段著重談曾鞏的學業和才智，有以印證“有司”的黜落曾鞏，完全是囿于法度，偏于試制，坑害了人材。從而使上下兩段文章前后呼應，形成了有機的契合，在立論上增強了行文的邏輯性和說服力。《宋史·曾鞏傳》記載：“生而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輒誦。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甫冠，名聞四方。歐陽修見其文，奇之。”因此，歐陽修在這里說他的學業，“其大者固已魁壘，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是符合客觀事實的。可是有司把他擯棄了，真是奇怪的事。這里又突出刻劃有司的過失，使文章始終保持強韌的批判性。在這種情況下，曾鞏是怎么樣的態度呢?他并沒有去非難那些考取的同行，不怪罪有司，只是對歐陽修告辭而去，打算進一步廣求學問，堅持自己的道德修養，這種自我砥礪的氣度是多么高尚而恢宏! 因而歐陽修初時為曾鞏的文章所驚奇，后來又激勵他操守自恃的志向，就是順理成章的了。在這一段的末尾，歐陽修以農民的耕耘為例，說明農民群眾不責難年成不好，而一樣勤勞操作。如果真碰到自然災害，自不用說; 如果一旦得手，那收獲不是很多的嗎?作者用這樣生動形象的比喻來勉勵曾鞏，情辭是多么的懇切!

末段，作者進一步闡述曾鞏同他的親密關系。說明禮部會試以后，曾鞏在京師曾帶有他數十萬言的書稿，京師的人并沒有賞識曾鞏，而曾鞏也并沒有以此去求告于人。歐陽修很謙虛，他說他怎敢去賞識曾鞏，只不過是曾鞏屈身來看望他罷了。既然是京師的人不賞識曾鞏，而有司又失落了他，那么只有歐陽修自己結識他了。于是在他臨行時，就寫了這篇序文，使了解曾鞏的人能夠知道有司不能識拔曾鞏是一個莫大的遺憾。同時，又慶幸他能夠獨自結識了這樣的人材。這里，作者雖然強調了他同曾鞏認識的由來，以及彼此之間關系的密切，但更其突出的是，把“有司”始終擺在受批判的地位，從而顯示出對不合理的科舉制度亟須徹底改革的必要，對那種盛行于五代末和宋初的綺靡文風的亟須整頓的必要。使主題思想隨之脫穎而出，使人們透過質樸酣暢的論述，領會到一種強烈的藝術魅力。

歐陽修于慶歷元年以校勘遷太子中允，成為京官。后因崇文總目成書，自館閣校勘遷集賢校理同知太常院，請求補外，因此任滑州 (今河南滑縣)通判，而曾鞏則已回到江西撫州去了。由于歐陽修一貫直言敢諫，力陳弊政，大膽提出改革的建議，故此得到仁宗的賞識。到慶歷三年，仁宗起用范仲淹、杜衍、富弼和韓琦等忠諫之臣，分列二府，匡輔朝政。同時增設諫院，取敢言之士任職。歐陽修首先當選，以太常丞知諫院。由此可見，歐陽修在抨擊不合理的科舉制度和薦拔貢才等方面的時論，是深合時宜的。他對文風的改革，也是雷厲風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