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王安石《同學一首別子固》原文|注釋|賞析

王安石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 曰：學圣人而已矣。學圣人，則其師若友，必學圣人者。圣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

予在淮南，為正之道子固，子固不予疑也。還江南，為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為然。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

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后已。正之蓋亦嘗云爾。夫安驅徐行，轥中庸之庭而造于其堂，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愿從事于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

噫! 官有守，私有系，會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古代文壇的文人相輕幾成陋習，但君子之交其淡如水的佳話更時有新篇，僅以唐宋而論，士人學子間或嘆相見恨晚;或喜斷弦知音;或借信札以交游;或慕文名而神會。凡能為后世所贊頌以至楷模者，大都留下了一些美好的傳聞和動人的詞章。王安石與曾鞏，以北宋文壇兩大家而各領風騷，然彼此間的君子之交亦傳聞于時。景祐三年(1036)，時值曾鞏年十八，王安石年僅十六，卻早已因少年才華名擅四方。是年兩位才子有幸結識于京師衡門，各以文章見心，彼此神交深摯，不同俗流，遂定交以結金蘭。自此，或晤面談今古，或飛鴻探書策，交游來往，一時傳為佳話。曾王間的情誼即使到了晚年，雖有政見的不同或分歧，也并未中斷彼此的交友之道，確實難能可貴。這一篇《同學一首別子固》便是王安石寫給曾鞏的一封贈別短札，以專復曾鞏所贈的《懷友一首寄介卿》。古代文人墨客臨別之際，喜以言贈友，敘寄彼此的傾慕與難舍之情。《同學》與《懷友》(均見于作者文中自稱)正是曾、王二人君子之交的見證。

《同學》篇雖是王安石青年時期的作品，卻以辭淺意深，純真率直、語重心長而著稱。在世人的心目中，作為散文家的王安石行文仍不失其政治家的敏銳與氣質。不過所謂“拗折峭深”、瘦硬通神、氣勢雄健的風格，理應有一個逐漸形成的過程。讀這篇《同學一首別子固》或可領略文壇巨匠在到達顛峰之前，也曾有過王安石式的溫文爾雅，雖然其中已顯露出搏擊長空的鯤鵬大志。作者于尺素之內敘溫馨真摯的友情，論品行道德的修養，吐純正的欽敬與欣慕。而文筆淡雅、質樸，盈溢著摯友間的信任與鞭策。全文自然、親切、流暢。別曾子固而處處稱孫正之，陪襯之法運用得嫻熟精巧，既深化了贈別的題旨，又使短文憑添風韻。全篇脈絡分明，層次清晰，一氣呵成。作者以曾、孫二友的習圣人、行中庸而視為同志知己，揭示了君子之交既重于情，又合乎道的題旨本義。《古文觀止》稱此文“交互映發，錯落參差”，“筆情高奇，淡而彌遠，自令人尋味無窮”，是評頗為中肯。

《同學》篇在藝術表現上的最大成功處是陪襯法的巧妙運用。作者以正之作陪，敘說子固，筆觸委婉，文作三迭，“逐段層遞而下”。行文中曾、孫互相映襯，相得益彰，而結構謹嚴，不離宗旨，使文章精練而形象。孫正之者，亦為王安石之摯友，在王的心目中是一位當代少有的獨行君子。孫侔，字少述，初名度，字正之。吳興(今浙江湖州) 人，早年喪其父，盡孝事母，性情孤傲不羈，文風奇偉古雅。終生流寓江淮，雖屢薦而屢辭，終不入仕。與曾、王均有君子之交。王安石曾感嘆“可以言吾心所欲言者，唯正之、子固耳!”(《臨川先生文集》) 可見三人的交往與情誼篤深。所以作者起筆先贊“江之南子固”，“淮之南正之”皆“賢人也”。且“非今所謂賢人者”，而“予慕而友之”。開門見山，文字極簡練。二句話的文法與形式乃至語詞幾乎不變，然而主賓卻分明。子固在先，正之隨其后，行文中的陪襯之意已顯明。“非今所謂賢人者”寓含題旨所在，并為下文的論述作伏筆。僅“非今”二字實已點出作者的慕古之心。可見筆觸之細膩。

然而“同學”一詞，在王安石的筆下并不限于字面上的淺意，卻是有著更深蘊的內涵。所以，作者能在一迭一段之內，“層遞而下”，先翻“同”字。作者連用了三個“未嘗”，寫盡不“同”之處，所謂“相過”、“相語”、“相接”，對二位賢人來講，恰恰是“未足”、“未口”、“未辭幣”。作者宕開一筆，指出應“同”者并無一處能“同”，使人煞時生疑。因此緊接著問一聲“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也就順理成章了。王安石行文很注意文句的轉折與語氣。“予考其言行”一句是疑問，更是一種贊賞和肯定的口吻。“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何嘗不是指“盡同”之處何其多。作者的手法確是巧妙：“豈盡同哉?”問而不答，“何其少也!”疑而自答。一疑一嘆令人深思。遂翻出“學圣人而已矣”的結論，明面點“學”字，暗中仍指“同”。翻中有收，曲中存直，使文章層次遞進。而句式或敘、或問、或答，使文字活潑、形象，申述也分外有力。由“學圣人”一氣直下又連翻二層： 師友亦必“學圣人”，圣人言行“豈有二哉?”所以孫、曾二人的“相似適然”也就不足為怪了。王安石以陪襯法，得“備參互錯綜之妙”，而行文又不著意孫、曾之仲伯，然而二位賢人言行同“志”，同“學”圣人，稱謂“同學”二字正恰如其人。而運筆中作者不忘宗旨，以“予慕”、“予考”三句適時插入自身，既恭謙如實，將作者的欽敬之情傾注其中;又緊扣“同學”二字，使短文顯得切題自然，并為下文的“相信不疑”作鋪墊。

二迭寫作者在淮南、江南之間的互道孫、曾兩人皆“相信不疑”。文中稱孫、曾素不相識，或因子固、正之定交在后，或不知二賢已有詩文互贈，雖無詳考，但王安石分明極力推崇摯友的深信不疑。讀者見到王安石有這樣的兩位志士真賢為友，也就愈加贊嘆三人的同學同志，欽佩他們超凡絕俗的品德與見識。襯托之法使曾子固和孫正之彼此映照，并使由上文順勢得出的“相似不疑”更加真實可信。

“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此事亦可見于《能改齋漫錄》：王荊公初官揚州幕職，曾南豐尚未第，與公甚相好也，嘗作《懷友》一首寄公，公遂作《同學》一首別之。王安石小字介卿，后易介甫。僅依此小字所稱，便可證《懷友》、《同學》兩首確為曾、王年少時的作品。所謂“其大略欲相扳”句，是對應于曾氏《懷友》一文中的抒悵：“抑其望圣人之中庸而未能至者也”，以及“望中庸之城其可以策而及也”。這二句一指曾鞏嘆惜“不得師友”時的“焦思”與“勉勉”;二是感慨“自得介卿”后的“幡然有中”和“釋然有得”。世人歷來指責王安石的執拗、偏激，不近人情，其實主張中庸之道亦是王的理想。只不過王與曾是從不同的角度去加以肯定，唯王更多地求變通與活用。可見作為改革家的王安石與溫醇典重的曾子固之間，終是有所不同。然而對青年時代的胸懷大志者，“中庸的境界仍然是兩人所追求的。作者有感于此，單將“中庸”由《懷友》中撿出，正是摯友同“學”、同“聲”的方向。《同學》篇亦以此作三迭，正是提綱挈領，抓住了“大略大要”。作為回贈惜別的《同學》一首，也可算是言之有物，“言曾心所欲言”了。

“正之蓋亦嘗云爾”承上啟下的句子。作者處處以“正之襯子固”，用得自然而貼切。同時證實上文的彼此相似、相信和不疑。行筆有起有收，首尾呼應。伴之以“舍二賢人者而誰哉?”的反問，輔之以作者愿得到孫、曾相助的自謙之語，收束三迭的構設，理清陪襯之法的效益。作者即使以此結篇或也無可挑剔。不過臨別相贈，即便是片言只語，或直抒，或暗發，紙筆間總是盈溢著深摯的友情。作者在三迭之中有敘、有述、有問、有答，加之巧用陪襯之法，已使曾、王、孫三人的君子之交坦蕩無遺。然而或明或顯的流露，欲言又止的敘述議論，終擋不住贈別惜惜、依依不舍的情狀，遂化作末節語淺、意深、情長的唱嘆。王安石終于長吐一聲：“噫”，將多少純真、溫馨的友情，多少真賢之交的感慨一齊迸發。而作者與曾鞏之間同學圣人，篤行中庸，志同道合，彼此激勵的君子之交其淡如水，似乎真如明澈的水流一般，汩汩潺潺，愈加清洌可鑒了。

曾鞏在《懷友》中說：“其合之日少而離別之日多”，王安石亦稱“會合不可以常”; 曾子固又嘆“相慰且相警”，王介卿更勸“相警且相慰”。果然是《同學》與《懷友》以心聲互贈，子固與介卿結君子如水。這真是對所謂“志同道合”、“心領神會”最好的注腳。

曾子固另有一首《寄王介卿》的長詩，其中“始得讀君文，大匠謝刀尺”、“嗟予見之晚，反復不能釋”兩句，顯然帶有真誠的自謙與真心的稱頌。試想，當曾鞏苦于“故人在千里，樽酒獨難把”(《江上懷介甫》) 之時，若見到這一篇《同學一首別子固》，或許又會回憶起“論憂或共嚬，遇愜每同赦” (《寄王介卿》) 的同學之情，君子之交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