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jīng)典文章賞析·王安石《上人書》原文|注釋|賞析

王安石

嘗謂文者，禮教、治政云爾。其書諸策而傳之人，大體歸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云者，徒謂辭之不可以已也，非圣人作文之本意也。

自孔子之死久，韓子作，望圣人于百千年中，卓然也。獨子厚名與韓并。子厚非韓比也，然其文卒配韓以傳，亦豪杰可畏者也。韓子嘗語人以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語人以其辭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

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諸左右逢其源。”孟子之云爾，非直施于文而已，然亦可托以為作文之本意。

且所謂文者，務為有補于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而已。不適用，非所以為器也; 不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

某學文久，數(shù)挾此說以自治。始欲書之策而傳之人，其試于事者，則有待矣。其為是非邪?未能自定也。執(zhí)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書雜文十篇獻左右，愿賜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

作為杰出的文學家的王安石，同時也是著名的政治改革家。由于他把詩文革新作為推行“新法”的重要組成部份，他的文學觀也就隨著變法思想的形成而明顯地表現(xiàn)出功利主義傾向。《上人書》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這種觀點，表達了他對文學和社會、思想內(nèi)容和藝術(shù)技巧之間關系的看法。

文章開篇分講“文”與“辭”。文指作文的本意，辭指文采和表現(xiàn)形式。文與辭及其關系，即成為全篇的主旨。

對于“文”，作者認為：“禮教、治政云爾”，只不過是表述禮教、政治內(nèi)容的工具，是為社會政治服務的手段。接下去，作者先以韓柳為例，指出此二人雖是自孔子以后最為卓然可畏之輩，但他們對文章的論述，也并沒有真正說明文章的本意為何，“徒語人以其辭耳”。那么究竟何為文章之本意呢?作者提出兩點：一是“自得”，即自有心得;一是“有補于世”。所謂“自得”，就是要有獨到的見解，要有真知灼見，不能人云亦云，隨人論短長。作者十分重視學有心得，在創(chuàng)作實踐中，他的文章也往往能刻意翻新，想他人所未想，言他人所未言，如著名的《讀孟嘗君傳》被稱為翻案文章，而本文中竟對韓柳大加貶抑，這與他作為一個政治改革家不拘成規(guī)，銳意求新的精神不無關系。所謂“有補于世”，是認為文章要為社會現(xiàn)實服務。這與韓愈等人所主張的“文以明道”的傳統(tǒng)觀念有所區(qū)別。作者更為強調(diào)實用，更為側(cè)重的是安危治亂、國計民生的一面。這也是他批評韓柳“徒語人以其辭”的原因。他曾寫詩云：“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真，為去陳言夸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認為韓愈“唯陳言之務去”、“詞必己出”的主張于世無補。至于“辭”，作者將之視為“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以此說明文與辭、內(nèi)容與形式應該是統(tǒng)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作者肯定了形式的重要性。形式是不可或缺的，“容亦未可已也”，但“勿先之”，不能把對形式的要求擺在首位，形式必須為現(xiàn)實服務。

如果把《上人書》所提出的文學主張，放到北宋詩文革新運動這個大背景中去分析，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王安石的文學觀點具有鮮明的時代色彩。首先，北宋的詩文革新運動是與社會政治改革密切相關的，而以歐陽修為代表的革新運動的倡導者們更是自覺強調(diào)文學的社會功用，即要為社會政治服務，要反映現(xiàn)實、針砭時弊。其次，出于對晚唐五代浮艷文風的一種逆反，宋代的文學家們都特別強調(diào)內(nèi)容和形式的主次關系，如歐陽修的“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等等。受這些時代思潮影響，并且是站在政治改革家的立場上去看待文學的王安石，更有其與眾不同的特點，就是更為強調(diào)文學的社會功用。王安石的觀點有著十分積極的現(xiàn)實意義，他對內(nèi)容與形式關系的探討比道學家們的文以貫道、重道輕文甚至將文道對立的主張要更為切合實際，也更能發(fā)揮文學的作用。但王安石過于強調(diào)文學為政治服務，從而使文學等同于政治宣傳，降到附庸、工具的地位，喪失了自己的獨立性，則失之偏頗。早在三國時期，曹丕就在《典論·論文》中提出：“蓋文章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明確了文學的獨立地位。相比之下，王安石的主張則顯得落后了。再者，把文學的內(nèi)容限制在禮教治政的范圍內(nèi)，必然會帶來千篇一律、內(nèi)容枯燥乏味的弊病，無怪乎蘇軾要說：“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答張文潛書》)。第三，視藝術(shù)技巧為器物上的繪畫，可有可無，取喻不甚妥當，容易導致創(chuàng)作上的形式呆板、風格單調(diào)。

除此之外，需要特別強調(diào)的是，作者利用孟子的話，并“托以為作文之本意”。以往人們往往注意到文章中的“有補于世”，卻忽略了這一段。其實，“自得”，也是王安石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一個重要看法，他曾說過：“治教政令，圣人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圣人之于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為治教政令也，則有本末先后，權(quán)勢制義，而一之于極。其書之策也，則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置其本，求之末，當后者反先之，無一焉不悖于極。彼其于道也，非心得之，其書之策也，獨能不悖耶?”(《與祖擇之書》) 結(jié)合這一段議論可以看出，王安石的“作文之本意”，乃在于指出文的作用的一個很重要方面，即是使人們對道——治教政令能有正確、深刻的認識。達于“自得”，即默況心通，神會心領。有了這種“自得”，做起文章來才能“取諸左右逢其源”。在這里，作者認為文學不但要為社會政治服務。而且應受社會政治制約，進一步強調(diào)了文學的從屬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