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蘇洵《諫論(上)》原文|注釋|賞析

蘇洵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于仲尼。吾以為，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 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 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 曰： 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 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己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

然則奚術而可? 曰： 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 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 周衰，游說熾于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于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而必乎術也。

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 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于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啟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閎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后”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睢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诐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 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于此矣。

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如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 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 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這篇《諫論》(上)，是從臣下的角度，探討進諫的方式方法。該文結構嚴謹、說理縝密，能突破傳統見解、有所創議，并以史實為依據，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縱橫捭闔、機鋒雄辯，頗有戰國縱橫家之筆意。

作者首先從傳統推崇的諷諫入手，提出“諷、直一也”的觀點，并以伍舉用隱語進諫，“楚王淫益甚”;而茅焦在始皇面前敝開衣服、正言直諫，“秦帝立悟。”通過這兩件事，具體說明諷諫和直諫是一樣的，這兩件史實從一反一正，以諷諫的失敗和直諫的成功來說明諷諫不能一概贊成，直諫也不能輕易貶低。關鍵要看使用的方法怎么樣。然而，“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似乎已成為定論，在《孔子家語》中記載，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二曰戇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諫。唯度五以行之，吾從其諷諫乎!”可見，孔子是贊成諷諫的。蘇洵并未把圣人之道奉若神明，他指出：“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而自己的看法，則是根據情勢靈活運用，以求實效，歸根結底這也是合乎經典的。隨之，作者進一步強調： 如果能掌握適當的方法，“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何況是虛心綱諫的君主呢! 如果不能掌握適當的方法，“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何況是拒絕忠言的君主呢! 這一段明確地道出了作者的觀點，諫諍的成敗，不在諷諫或直諫，而在于采用的方法是否合適。

當談到諫諍的具體方法時，作者認為應該象古代游說諸侯的策士那樣，以機智、靈活、勇敢、善辯的方法進諫君主，但同時又對進諫與游說的目的和動機進行分析，并深刻地指出： 那般游說諸侯的策士都是權謀機巧的政客，“以機智勇辯濟其詐，”我進諫君主，則“以機智勇辯濟其忠。”由是觀之，不能不說作者的境界要比古代的謀臣策士高出一籌，那般人不過是為了自身的利祿、而蘇洵提到的進諫，顯然是要指陳時弊、興國利民，內中熔鑄著作者深沉的愛國主義思想。接著，作者全面地論述進諫與游說的實際效果，自從周朝衰落，游說之風在諸侯各國間興盛起來，此后，世代都有這種人，縱觀歷史，“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而且，在觸犯君主禁忌，戳到君主痛處方面，有時游說比進諫還嚴重。但“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憑借歷史的經驗，再次強調了關鍵不一定在諷諫上，而在方法上。也就是“必乎術”的道理。

文章的第三段，具體講到游說的方法可供進諫時取法的有五種，即“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作者對每一種方法都舉出三個實例加以證明，對“理諭之”的方法，講了這樣三件事： 其一，戰國時，秦犯趙，趙求齊救，齊要求以趙太后幼子長安君為質，太后不允，趙臣觸龍以“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的道理勸趙太后，太后從之，遂送長安君赴齊為質，齊兵出，趙國獲救。其二，據《史記·甘茂列傳》載：呂不韋欲使張唐相燕，張唐不肯，甘茂之孫甘羅以應侯范睢欲攻趙，武安君白起難之而死于杜郵事詰問張唐，唐即答應作燕相并定下行期。其三，《史記·張耳陳余列傳》載： 秦末趙王武臣為燕軍俘，囚之以求趙割地，趙役卒將張耳、陳余若分趙而王，其局面則更難以應付的道理說與燕將，武臣乃得釋。這三件事都是用講清道理、開導對方的方法，獲得成功的。關于“勢禁之”的方法，也講了三件事，其一，春秋時齊大夫田常因內憂率軍伐魯，孔門弟子子貢游說田常，憂在內者攻強，使民人外死、大臣內空，可獨執權柄于齊，吳比魯強，伐魯不如伐吳，田常與吳戰，齊師敗，魯國得存。其二，戰國末期，楚欲圖西周，周惠王之子武公用麋鹿披上虎皮，必招來眾人攻擊的道理，說服了楚頃襄王，于是楚不圖西周了。其三，《戰國策·趙策》載，秦圍趙急，魏王欲尊秦王為帝，并使新垣衍說趙帝秦，魯仲連用梁王一旦臣服秦將“烹醢”，使魏王放棄了尊秦王為帝的打算，這三件事都是從形勢上禁止對方、獲得成功的實例。關于“利誘之”，作者又舉了三件事，其一，《史記·荊燕世家》載：田生用萬戶侯打動呂后幸臣張卿，讓其按呂后之意暗示群臣，請封呂產為王，為鞏固其地位，建議同時加封漢高祖疏族劉澤，劉澤即被封為瑯琊王。其二，楚漢戰爭時，項羽曾虜漢王父及呂后，其時審食其隨侍呂后，后被封辟陽侯，甚幸于呂后，人或毀之于惠帝劉盈，惠帝欲誅之，朱建用富貴引誘惠帝幸臣閎孺，讓他勸說惠帝，辟陽侯則被赦免。其三，漢景帝時，梁孝王使人刺死大臣袁盎，景帝追查梁王，鄒陽用王長君之妹可獲太后和景帝的寵愛親幸誘導之，王長君欣然向景帝進諫，勿復追查袁盎被刺事，梁孝王遂得解脫。這三件事都是用利益引誘對方，獲得成功的實例。關于“激怒之”，作者同樣舉了三件事例。其一，戰國時，韓惠王本欲事秦，蘇秦權衡利害，并以“寧為雞口，無為牛后”激怒之，于是韓惠王攘臂瞋目，按劍太息，決意不事秦，而入縱約。其二，《史記·范睢蔡澤列傳》載：秦昭王時，宣太后專權，太后弟穰侯、華陽君及昭王弟涇陽君、高陵君四人以太后故，擅作威福，權傾王室，范睢以“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激秦昭王，昭王跪下請教，遂廢太后，逐四貴于關外。其三，《史記·高祖本紀》載：沛公劉邦踞床洗足，召酈生見，酈生長揖不拜，并以“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激沛公，即而以“必聚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說之，沛公則輟洗而起，這三件事都是通過刺激對方，令其警醒，獲得成功的。關于“隱諷之”的方法，作者依然舉出三件事例。其一，《史記·孟嘗君列傳》載：孟嘗君田文欲入秦，賓客諫阻，弗聽，蘇代以土偶人“我生于土，敗則歸土，”至死不離故土的故事譏笑田文，田文遂罷入秦之念。其二，《史記·楚世家》中有楚國獵手用“王何不以圣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的話鼓動頃襄王，繳，乃系繩之短箭，用以射鳥，可收回獵物，稱為弋射，弋射諸侯的話使頃遣王遣使于諸侯，復以縱，欲以伐秦。其三，漢初，辯士荊通以娶妻當娶貞潔女，啟發齊相曹參求臣亦應如此，參遂以隱居不娶，以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的東郭先生、梁石君為上賓。以上三件事，是通過含蓄委婉的諷諭，獲得成功的實例。至此，作者把游說可供進諫時取法的五種方法都舉出了實例，加以證明，蘇洵引用這些史實，給自己的論點提供了有力的論據，同時，作者又能清醒地看到，這些實例中有著見解偏頗，不夠公允之處，但“施之忠臣，足以成功”，強調了赤誠之心與適宜方法的結合，便足以成功的道理，并進一步說明，講清道理，君主即使昏庸，也會省悟;從形勢上禁止，君主即使驕傲，也會懼怕;用利益來引誘，君主既使怠惰，也會振奮起來;以刺激來警醒，君主即使懦弱，也會堅強起來;用含蓄的諷諭，君主即使兇暴，也定會納諫的，這是因為“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的道理。作者全面系統地總結了進諫的方式方法，從作者的論證中，從那連翩而至的一件件史實中，可以感受到作者那廣博而豐厚的學識，那嚴謹而客觀的治學態度，可以想見，可供進諫時取法的這五種方法，是從游說的方法中總結出的，其間有批判、有繼承，無疑是對前世游說者的揚棄。

最后，作者提出自己推崇的唐初賢相魏征 (被封為鄭國公)，昔日之臣，“言必從、理必信”沒有誰能此得上他的。魏征最初學的就是縱橫家的學說，他既有忠心又能運用適當方法，所以取得了成功。而夏桀時的賢臣關龍逢和商紂王的叔父比干都因進諫而招殺身之禍，也不能算好臣子，因為他們沒有縱橫家蘇秦、張儀那樣的得力方式方法; 蘇秦、張儀游說國君取得功名利祿，而被人譏為游說之徒，因為他們沒有龍逢、比干那樣的忠心。因此，龍逢、比干的心地值得學習，但方法不可效; 對于蘇秦、張儀，肯定他們的方法，但不學他們的心地，這樣可供進諫取法。

這篇文章的寫作，錢豐寰評曰：“議論的確，筆力精研，而疏越之氣未嘗不存，真國手也。”鄒守益曰：“此篇議論精明。文勢圓活。引喻典實如老吏斷案，一字不可增減。”(《三蘇文范》) 皆中肯綮。

文中運用大量史實，正反對照，鋪張揚厲，若云涌浪起，層出不窮，氣勢異常壯闊。并助以對照和對此之句式，縱橫捭闔，雄奇壯偉，有戰國縱橫家之風格，曾子固在《蘇明允哀辭》中稱其文章“煩能不亂，肆而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 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可謂精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