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jīng)典文章賞析·蘇軾《留侯論》原文|注釋|賞析

蘇軾

古之所謂豪杰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jié)。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yuǎn)也。

夫子房受書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圣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人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dāng)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shù);雖有賁、育，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末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擊之間。當(dāng)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發(fā)，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于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幸于死，此圮上老人之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莊王代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于會稽，而歸臣妾于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余，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間，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

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巳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zhàn)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yǎng)其全鋒，以待其斃。此子房教之也。當(dāng)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fā)怒，見于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zhèn)ィ錉蠲材巳鐙D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 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這是一篇教授人們“忍小忿而就大謀”的文章。

留侯張良(?——前186年)，字子房，城父 (今河南郟縣東) 人。先輩事韓國為相。韓被秦滅后，子房傾家財而求刺客，在博浪沙(今河南原陽縣東南)以百二十斤鐵椎狙擊秦始皇，未中，遂更名改姓逃至下邳(今江蘇徐州市)，漢立國后因功封侯依封地名稱留侯。傳說他在下邳橋上遇上黃石公，后者故意將鞋子掉到橋下，讓張良拾起來給他穿上，張只得照辦，如是者反復(fù)三次，黃石公說：“孺子可教矣，”就將《太公兵法》一書授與張良，并說：“讀此則為王者師矣。”此后的事情當(dāng)然是證明此說不謬。

東坡的思想有一個從儒學(xué)一尊到儒、道、釋“三教合一”的過程，這大約與他那坎坷的政治經(jīng)歷不無關(guān)系。本篇的“忍”，則明顯不同于佛家的“物我相忘，身心皆定”; 也不同于道家的“清靜無為”、“與世無爭”，還是與孟子所說：“小不忍，則亂大謀”相類，總結(jié)的是地道的儒家政治斗爭的經(jīng)驗。文中所舉數(shù)例，如子房、鄭伯、勾踐、劉邦等，均是因“忍”而成就了大事業(yè)，甚至得了天下的，這與佛老的距離是顯而易見的。

本文屬論辨體散文，以分析事理、辨明是非為主，又有很強的文學(xué)性。東坡師承先秦諸子及漢初賈誼、晁錯、唐代散文大師韓愈等人，寫出了《賈誼論》、《留侯論》等論文，他長于議論，語言明快犀利，說理透辟，所以南宋的葉適稱他是“古今議論之杰”。

《留侯論》是作者青年時代應(yīng)制科考試時的文章，但卻寫得新意疊出，雄辨滔滔，有著論辨文必不可少的磅礴氣勢。劉大在《論文偶記》中說：“論氣不論勢，文法總不備。”道出了氣勢的重要性。本文發(fā)軔，即有一個鮮明的對比，一方是“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的“天下有大勇者”; 一方是“拔劍而起、挺身而斗”的“見辱”“匹夫”，以揭示“古之所謂豪杰之士”的“過人之節(jié)”就在于能夠“忍小忿而就大謀”。依此主旨，在以后的論述中，作者展開了對張良性格的生動描述，并采擷史實，一例接一例，形成一股先聲奪人的氣勢。

《史記·留侯世家》最先記載“圮上受書”之說，此后歷代沿用不疑，這位“下邳亡命者”身上也包裹了一層近于荒誕的神秘外衣。蘇軾如果沿用《史記》觀點，至少在兩個方面是不利的：一是張良在戰(zhàn)爭中刻苦磨礪，終于成為“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軍事家的真實風(fēng)貌會受到損害;二是本文借助張良的成熟過程來證明“忍”會成人之事，將無法立論。這樣一篇大文章，只是去吃冷炒飯，對于善寫翻案文章的蘇子來說，顯然是不可想象的。針對已成定論的司馬遷言，他指出：“然亦安知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而世人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這可以說是點石成金之言，張良能在楚漢相爭這樣艱巨、復(fù)雜的戰(zhàn)爭中，清醒地審時度勢，輔佐劉邦制定正確的戰(zhàn)略方針，百戰(zhàn)不殆，表現(xiàn)了作為“帝者之師”的足智多謀，并非得力于什么神仙點化，而是因為隱者對他的啟發(fā)及授書所致。當(dāng)然——依本文所說——也與“忍”字密不可分。

作者還有一個新的見解，強調(diào)圮上老人的墮履和三次相約，是因他“以為子房才有余，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而并不僅象《史記》中所說是授書過程中的試探手段。換個角度講，司馬遷強調(diào)的是“書”，這書有神氣，老人經(jīng)考驗后授與張良，從而成就了他的功業(yè)。而蘇軾強調(diào)的是“忍”，老人墮履是為磨煉張良的忍耐力，使他做到“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蘇子的高明處在“且其意不在書”，象《太公兵法》那樣的書，本不神秘，它只有掌握在能“忍小忿而就大謀”的“豪杰之士”手中，才能發(fā)揮巨大的威力。作者在深度上又有了進(jìn)一步的發(fā)掘。

蘇子為使他的觀點更臻完備，還使用了反證法。秦滅韓后，張良集國難、家仇于一身，想借一個普通刺客的力量，逞強于一次單純的狙擊之中，幾乎丟了性命。“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出荊柯、聶政之計”，“此圮上老人之所為深惜者也。”清代李扶九在評論此事件時說：“子房博浪之擊，倘使其時真中，子房必與始皇俱死。而其時，斯、高之謀未萌，扶蘇尚在，恬、毅諸將無恙，秦未可亡也，雖其忠肝義膽，震動天地，而自達(dá)者視之，其行事不猶孺子之為乎?”一句話，子房差點幫了秦國大忙，延長了秦朝的壽命。

論辨文的一個最有效的方法，叫做“事類”。即征引同類事例闡明作者本義，反過來又證明這個本義具有普通意義。東坡引用了“鄭伯逆楚”、“勾踐困吳”等故事，表明鄭伯“肉袒牽羊”，向楚莊王表示服順;越王勾踐“歸臣妾于吳”，向吳王夫差表示卑賤;劉邦面對百戰(zhàn)百勝的項羽，“養(yǎng)其全鋒，以待其弊”，他們決不是軟弱地任人宰割，而是豪杰之士的負(fù)重忍辱、深謀遠(yuǎn)慮，他們的舉動與少年張良在博浪沙的“匹夫之剛”形成了顯明對比，前者似弱而實強，后者似強而實弱。這是照應(yīng)前文“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yuǎn)也。”的一段議論，舉事類義，文勢鋪陳回蕩，扣接得貼切、巧妙。

作者在論辨時，不僅靠立論、推理，而且也較多地借助了張良的形象，這是本文的又一特點。張的形象大約分為幾部分來刻劃，先是寫他少不諳事，“逞于一擊之間”; 再是老人磨練他的性情，授書與他; 然后是寫韓信請立假齊王一事。劉邦算是能“忍”的高手，項羽百戰(zhàn)百勝，他可“養(yǎng)全其鋒”，但“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fā)怒”，并且“見于詞色”了。說明老謀深算如劉邦，“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這又是一個對比。此時的張良已從低層次的匹夫之勇中解脫出來，而代之以“帝者師”的偉岸形象了。這個變化過程全在于從“忍”字中悟到了“警戒之義。”

從文中史實看，所記的幾個事件，特別是楚漢戰(zhàn)爭的勝敗，有著多方面的原因和更深遠(yuǎn)的歷史條件，僅僅歸結(jié)為“忍”與“不能忍”的個人修養(yǎng)和氣質(zhì)，顯然是片面的。蘇子善作翻案文章，翻案常常伴隨著矯枉過正，本文又是他年輕時的應(yīng)制之作，有一些偏頗也就不足為怪了。

“最后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搖風(fēng)”。這是作者在《韓干馬十四匹》中的兩句詩，“牝牡驪黃”無法區(qū)別千里馬和凡馬，這一點在本文結(jié)尾處再次出現(xiàn)，“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zhèn)ィ錉蠲材巳鐙D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 此其所以為子房歟!”過去有人評論此文以“濃墨開題，淡語作收”，蘇軾舉重若輕，寓至理于淺顯，宕出遠(yuǎn)神，使讀者在此神來之筆處產(chǎn)生豐富的聯(lián)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