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歐陽修《梅圣俞詩集序》原文|注釋|賞析

歐陽修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 蓋世所傳詩者，多出于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云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郁積，其興于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后工也。

予友梅圣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于有司，困于州縣，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奮見于事業。其家宛陵，幼習于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茍說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于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嘆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于蟲魚物類、羈愁感嘆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

圣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已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圣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稿千余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于圣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廬陵歐陽修序。

“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自唐德宗貞元前期始，即投身于古文革新運動，大膽提出沖破駢文束縛，改革文體和文學語言，繼承和發展先秦、兩漢散文優良傳統的主張。他身體力行，不遺余力地為此奔走呼號，其間又得助于文學巨匠柳宗元的大力支持，古文運動形勢為之大變，駢文雖未絕跡，但“文從字順”，言而人實的文風逐漸興起，待韓愈晚年，詩文革新運動已初戰告捷。然而韓愈的繼承人未能把這一革新運動推向前進。

歐陽修繼承先輩們的傳統，一生倡導詩文革新。他利用北宋重文輕武和主科考之機，竭力獎掖和提拔后學，排斥駢文提倡古文。為贏得詩文革新的徹底勝利，歐陽修善于團結那些勇于向舊文風沖擊的人，無論是名門大家，還是落第不得志而頗具文學成就的人。其中開一代詩風，時稱“蘇梅”之一的梅堯臣，即是此間一位重要人物。

梅堯臣，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安徽宣城縣)人，世稱宛陵先生，是北宋杰出的現實主義詩人。他的詩清新質樸，一洗浮靡晦澀的舊塵，在北宋詩文革新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歐陽修佩服和贊賞梅堯臣的“深遠閑淡”的詩風，而且其本人也是梅詩的受益者。兩人過從甚密，文學上志同道合。在梅堯臣去世的第二年，歐陽修親撰寫《梅圣俞詩集序》，感情真摯地記述了他坎坷的一生，對梅氏的成就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同時又提出了“窮而后工”的現實主義詩歌創作觀。全篇緊扣“窮”字議論敘事，結構嚴謹，立論鮮明，層層深入，議論透辟。敘事條理明晰，錯落有致。文章氣勢旺盛，韻調低昂，字里行間飽含作者無限的激情，是詩序文的上乘之作，自其問世以來，歷千年而經久不衰，除萬古流芳的精辟論述外，精湛的寫作技巧，美妙的遣詞造句也是要因之一。

文章發端，歐陽修就以強烈的深沉感慨起筆，開門見山地揭示出全文的主旨，充滿磅礴的氣勢。這種寫法較之平淡地提出“窮而后工”的論點，后加論證效果要好得多。首句“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內涵多種深意。首先，這表現了作者對文學水平高者反而多困窮現象的不理解，聽到人們如此議論，自然要感到奇怪;其次，語句中蘊含著一股不平和憤懣之氣。一個文名滿天下的大詩人，居然潦倒貧窮一生，實在叫人不寒而栗; 起筆勢高，可提神利于展開文章，引出論點的提出。寥寥十五字，品味起來，寓意深長，歐陽修行文之妙，令人嘆服。緊接上文，作者在下文中自解其疑。原來人們議論確有根據，“世所傳詩者，多出于古窮人之辭也”。既是事實，又是對開篇設疑的回答，與上句結合起來，論點實際上已經點明。為證實自己觀點的準確無誤，作者便展開了理論上的闡述。歐陽修筆鋒一轉，以簡潔明快的語言，如同山水畫大師的妙筆，輕濡數抹，就勾勒出“窮而后工”的因果關系，生動形象頗具說服力，其中“凡士之蘊其所有”的“蘊”字，“而不得施于世者”之“施”字，“多喜自放于山巔水涯之外”的“喜”與“放”字，“往往探其奇怪”的“探”字，都是使用極為恰當，飽含深意的動詞，反復體味倍覺親切感人。這五個動詞都是用來描寫人物作態的，貼切而又富于真實感，歷歷如在目前，惟妙惟肖，感人至深。文章頭一段，意在說理，然而讀來，并不枯燥乏味，長短交錯的散句，有一種抑揚頓挫的音樂美。象“內有憂思感憤之郁積，其興于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幾句中，以“之”字相銜接，不僅讀起來底氣足，充溢著韻律美，而且更把“窮”者內心活動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流暢、和諧、感人，三位一體烘托“蓋愈窮則愈工”，說服力之強，可謂無可置辯。作者用少許筆墨，“窮”與“工”的關系即表達得一清二楚，無須贅筆多述。下面又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后工也”收束本段，恰到好處，干凈利落。

本文寫作要旨，在于提出“窮而后工”的觀點。文章第一段，作者對此在理論上進行了闡述，但從嚴格意義上講，論點并沒有說透，必須通過事實加以驗證，恰好這是一篇詩序，定要述及梅堯臣的身世學問及其困窮之狀，而這正是說明論點所需要的，從而實現了一例兩用的作用。歐陽修是梅氏的摯友，言及梅堯臣不得志之狀，情見乎詞，異常懇切平緩，內含極度的不平和惋惜。作者善于摘取對照鮮明的語詞，通過對比來襯托梅堯臣文才的出類拔萃以及困厄愁楚之深，使人印象深刻，難以忘懷。象“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中的“童子”和“長老”，“二百年無此作矣”的“二百年”與“作”，即作品，“世言詩者，每求圣俞”的“言詩者”與“求圣俞”，都是有很高對比度的詞語，由此映襯梅氏文才之高。談到梅堯臣困頓之深，作者多用形象生動的動詞來表達，如“累舉進士”的“舉”，“輒抑于有司”的“抑”，“困于州縣凡十余年”的“困”，皆逼真地刻畫了梅氏的窘迫之態，有傳神阿堵之妙。歐陽修以其神奇的筆力，純熟的藝術描摹，使讀者的心與作者的心緊緊聯系起來，產生對梅圣俞際遇的同情和共鳴。事實上，歐陽修對梅氏進行了全面的肯定和贊賞，說他不僅“樂以詩發之”，而且文章“簡古純粹”，是個難得的才子。然而這樣的一個人物，竟然“年今五十，尤從辟書，為人之佐”，字里行間處處流露著惋惜與敬慕，讀之令人感慨萬千。

《梅圣俞詩集序》全篇，落實在一個“窮”字上。作者時而明寫，時而暗喻;時而論說，時而寫實，筆力縱橫，變幻多端，以“窮”為綱，寫來令人無限感傷。文章開始，即點明論點，進而加以論證，這是“窮”的論說和明寫。從述梅氏平生事跡看，作者又是實寫其“窮”。至于暗喻梅圣俞“窮”之深，文中“世既知之矣”至“可不惜哉”這一小段，涉及“窮”字只有末尾兩處，但詳加考究起來，句句都隱示著“窮”字。以“窮”連綴全篇，是作者匠心獨運之處。

“窮而后工”真實的反映了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的普遍規律，是進步的文學創作觀。與“窮而后工”相比，“物不得其平則鳴”，也反映了創作來源于實踐的真理，但它過于籠統，過于粗糙，因此還不能作為一種理論而存在。然而“不平則鳴”畢竟開創了現實主義創作觀的先聲。《梅圣俞詩集序》的“窮而后工”說是對“不平則鳴”的繼承和弘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