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柳宗元《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原文|注釋|賞析

柳宗元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余儲。仆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吊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

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乃今有焚煬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之具，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

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為也，乃始厄困震悸，于是有水火之孽，有群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后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圣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

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其為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群士之上，以取顯貴者，無他故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為得重賂。仆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仆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 及為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為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郁塞。然時稱道于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仆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為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乃今幸為天火之所滌蕩，凡眾之疑慮，舉為灰埃。黔其廬，赭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顯白而不污，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 則仆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于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栗。雖欲如向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 于茲吾有望乎爾! 是以終乃大喜也。

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吊，許不吊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吊而更以賀也。顏、曾之養，其為樂也大矣，又何闕焉?

足下前要仆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幅乃并往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為 《醉賦》及 《對問》，大善，可寄一本。仆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書信這種應用文體遠在我國春秋時代就已流行，到了唐宋時期，隨著古文運動的興起，內容日益繁富，藝術表現力日臻完善，其中尤以唐宋八大家的書信體文章馳譽后世。《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就是柳宗元所寫的一篇書信體佳作。

王參元，濮州 (今河南濮陽縣西) 人，鄜坊節度使王棲曜之子，唐憲宗元和二年 (807) 中進士。柳宗元從親戚楊敬之的來信中，得知王進士家里不幸失火，財物蕩然無存。作者一反常調，不去慰問，反而揮筆鋪箋，對王家的不幸遭遇表示了一番慶賀，這種反常的舉動正是反常社會現實的反映，作者的這種舉動，看來出乎常人意料之外，實則卻入于智者情理之中，不僅表現了作者對立轉化的辯證思想，而且從中也可以看出當時社會世風淺薄，風氣敗壞。表現出作者不同凡俗的卓越見識和憤世嫉俗的戰斗精神。

這封書信，是依次敘述駭、疑、喜三個感情發展階段，用禍福相依，盈虛無常的觀點闡明了自己對事物相互轉化的看法。信一開始，作者就把“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的三種感情變化明白揭示出來，這就給這封書信設下懸念，使對方讀到此信之時，在大惑不解中欲探個究竟。作者的這種寫作筆法，有力地為書信全篇的議論打下了提綱挈領的基礎。緊接著，作者便逐層展開了具體的議論。

首先是直接了當地說明了吃驚的原因。這種驚訝是人之常情，是一種同情心的必然反映和情理之中的感情表露。接下來，作者便轉為以冷靜的思考解釋了由驚變疑的緣由。在這里，作者提出了“盈虛倚伏”這樣一個古已有之的觀點。《老子》即有“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之說。作者引用此理，無不含有好事多磨的意味。然而，這只不過都是古人所云，至于這類磨難能不能給今人帶來光明，作者是表示懷疑的，因為在作者看來，這些說法是這樣遙遠而漫無邊際，即使是圣人也不會肯定相信。作者的這種疑問，隱含著對當時社會現實的一種抨擊。恰是作者所處的那個時代的社會風氣的反常，才使得“凡人之言，皆曰”的常理與現實發生對立。從作者的這種疑，到轉移為下一個層次的喜的議論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禍在當頭，而喜在其后，這個喜是事出有因的。王參元是一位博學多才的人，讀了不少古書，能寫一手好文章，又精通文字、音韻、訓詁之學，可就是這樣一個人材卻埋沒于世，得不到應有的重用，反而承受著精神上的重壓。究其原因，正如作者一語道破的，是因為“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直抒胸臆，感懷激越。在這樣一種敗壞的社會風氣下，就連說幾句公道話也要遭人嘲笑，又能有什么正義可言呢?作者因此慶幸這把天火，認為這樣一來，王參元的才學就能夠沖破世俗的偏見，清白得以顯露，使他的名譽得以光大。那些主持正義的人也能解除重重顧慮，敢于開口說出公道話。因此，在作者看來，這場突如其來的大火給王參元帶來的不是災難，而是意料不到的好處。正如作者所感慨的，“仆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譽也!”這也正是作者所謂“是以終乃大喜”的理由所在。

以上，就是這封書信的精髓。從字面上看，是作者對王參元家中不幸的非同尋常的表示，但結合當時的社會政治現實細細品味，就不難發現實在是作者對世態炎涼的一種感嘆。柳宗元的這封書信，可以說是對王參元才學得不到發揮，仕途得不到顯揚的極大同情，同時也是對自身不遇的憤懣和宣泄，不僅如此，作者通過這件事，也有力地諷刺和抗議了當時社會的丑惡現實及政治的腐敗。

這封書信在寫作上頗具特色。首先是層次脈絡非常清晰，作者有機地通過“駭、疑、喜”三個發展階段，把感情變化的漸進過程交待得明白清楚。文章一氣呵成，條理分明，結構嚴謹。其次，全文緊緊圍繞“火”字感慨議論，由表及里，層層深入，立意新奇，說理透徹，充滿辯證思想，讀來令人心悅誠服。再次，這封書信感情充沛，沉深感慨，滿懷郁憤，蘊含了作者不滿于世事和對黑暗現實的反抗精神。

講究文章“義法”的桐城派大家方苞，專好鉤劃古人文章。他有一部專門刪節古代名家文章的集子，叫《古文約選》。書中曾對本文作了刪削。他認為“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乃可以顯白而不污，其實出矣”一段中“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三句多余，可以刪去。其實這幾句話恰好體現出士之好廉名者對王參元的才能了解的很深，具有很強的感情色彩，一經方苞刪改，失去了原來的感情色彩。方苞刪掉的另一句是“黔其廬，赭其垣，以示其無有”。本來這幾句把王參元家失火后的慘狀寫得十分具體，一旦刪去，只剩下“天火之所滌蕩”一句，至于燒到什么程度，就不得而知了。方苞如何削足適履，弄巧成拙姑且不論，柳宗元行文之峻潔尚簡，已由此可見一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