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柳宗元《捕蛇者說》原文|注釋|賞析

柳宗元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嚙人，無御之者。然得而臘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瘺、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

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

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 向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于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嘩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余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后矣，又安敢毒耶?”

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 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本文選自《柳河東集》，是柳宗元被貶永州之后所寫的一篇小品文。文章通過作者與捕蛇者的對話，記述了蔣氏一家三代冒死捕蛇，以抵租賦的悲慘遭遇，以及鄉鄰們在繁重的賦稅的盤剝下的痛苦生活，勾畫出安史之亂以后六十年來，中唐農村凋敝破敗的悲慘圖景，以及廣大農民在死亡線上掙扎的慘狀，說明封建統治階級的剝削和壓迫比猛虎、毒蛇還要可怕。深刻揭露了封建統治者橫征暴斂，殘酷掠奪勞動人民的罪行，表達了作者對苦難深重的勞動人民的深切同情。

“說”是一種就事論理的文體，屬論辯體散文，得名于《易傳》中的《說卦》。《文體明辨·序說》認為：“說，解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已意述之也。”漢許慎曾有《說文》一書，亦沿用其體。魏晉以后，很少有人采用，至中唐韓、柳提倡古文運動，“說”體才又興盛。韓愈的《師說》、《雜說》，都是其中的佳作，柳宗元的《捕蛇者說》，更是一篇膾炙人口的名篇，是柳宗元的代表作。

本文取孔子的“苛政猛于虎”以立意。據《禮記·檀弓下》載：“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于虎。’”柳宗元取其意，借捕蛇者之口，揭露了中唐社會賦斂之毒甚于毒蛇這一殘酷的社會現實，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天寶以后，朝政紊亂，宦官專權，藩鎮割據，吏治敗壞，賦稅日益繁苛，人民不堪忍受這重重壓榨，競相逃亡。據前人考證：“元和年間，李吉甫撰國計簿，上之憲宗。除藩鎮諸道外，稅戶比天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者，比天寶五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份，非時調發，不在此數。是民間之重斂，難堪可知……其言三世六十歲者，蓋自元和追計六十年以前，乃天寶六、七年間。正當盛時，催科無擾。嗣安史亂后，歷肅、代、德、順四宗，皆在六十年之內“ (林云銘《古文析義》初編卷五)。又據《資治通鑒》唐憲宗元和十四年載，庫部員外郎李渤曾上書朝廷說：“臣過渭南，聞長源鄉舊四百戶，今才百余戶; 閿鄉縣舊三千戶，今才千戶。其它州縣，大率相似。跡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攤于比鄰，致驅迫俱逃。此皆聚斂之臣剝上媚下，惟思竭澤，不慮無魚”。可見當時賦斂之重，已成為當時最嚴重的社會問題。柳宗元當時謫居永州。永州治所，位于今湖南省零陵縣，距京城長安相去三千五百里之遙，已屬邊遠地區，賦稅繁重，百姓尚不堪忍受，足見中唐賦斂所及之遠，賦稅之重，柳宗元作為永貞革新的積極參預者，雖身處逆境，“待罪南荒”，卻并未改變初衷，仍然堅持改革弊政的斗爭。他堅持“以生人為主”的政治思想，反對封建地主階級的橫征暴斂，主張平均賦稅。他在《捕蛇者說》中揭露了封建統治者賦稅剝削之殘酷之后，又在篇末說：“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表示了希望身居高位的封建統治者能夠體察民情，改變這一現實的強烈愿望。

本文的中心思想是賦斂毒于蛇。一個“毒”字，為通篇發論之根。所以篇中“毒”字處處可見，貫穿始終。文章開始，先由異蛇之毒寫起：“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嚙人，無御之者。”觸草草死，咬人人亡，可見蛇毒之劇。然而，由于它能除蟲去病，皇帝征收這種蛇，可以用它抵交租稅，于是永州人爭相去捕捉這種毒蛇。以上是泛談蛇之毒。作者接著以蔣氏為例，讓他以自己一家的捕蛇經歷來說明蛇毒之甚。蔣氏一家三代，以捕蛇為生，其祖、其父均死于捕蛇，蔣氏本人也曾幾度險些被蛇咬死。蔣氏在談到自己一家三代的悲慘命運時，“貌若甚戚者”。一個“戚”字，已透出為“毒”所致，及至作者提出“將告于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時，蔣氏“大戚”，且“汪然出涕”，“毒”字更是溢于筆端。以上兩處，“毒”字皆由作者目中所見，流露于蔣氏之表情。由此往下，筆法為之一變，作者又借蔣氏之口，吐出“毒”字。捕蛇之事，九死一生，但是他寧可冒生命危險去捕蛇，也不堪忍受賦稅之迫害。與毒蛇為伍，尚能幸存，茍延殘喘，若受賦斂之害，則早已十室九空，“非死而徙”了。更有悍吏來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攪得四時不安，雞犬不寧。因此，蔣氏寧可冒捕蛇之險，也不受悍吏之害。況且，捕蛇之險，一年只需冒兩次，尚有“熙熙而樂”之時，不似賦斂之苦，“旦旦有是”，無一寧日。因此，雖然一家三代，“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吾亦“幾死者數矣”，然而，“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后矣，又安敢毒耶?”雖然一家幾代都死于毒蛇，卻迫于賦斂，不敢以蛇為毒，相反還要為之慶幸。勞動人民的悲慘境地，實在是慘不可言。文章最后，作者又采用他所慣用的“卒章明志”的筆法，征引孔子“苛政猛于虎”之言作證，并點明“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的主題。全篇緊緊圍繞一個“毒”字敘事、議論、抒情，或抑揚唱嘆，或曲折低徊，“或對勘，或互說，顛倒順逆，用筆固極變化，而題意亦透發無余”(朱宗洛《古文一隅》評語卷中)。

林紓評價此文“胎《苛政猛于虎》而來，命意非奇，然蓄勢甚奇。”(《韓柳文研究法》)柳宗元《捕蛇者說》脫胎于孔子的“苛政猛于虎”。兩篇都是抨擊苛政，用意相同，但寫法卻大相徑庭。《禮記·檀弓》寫得平白樸素，情節也極簡單，僅記敘了孔子與婦人的簡單對話，從中引出“苛政猛于虎”的道理。至于苛政如何苛，老虎又如何猛，則未加描述，僅僅是一個較抽象的概念。而本文中的描寫，就較《檀弓》細致得多。如描寫鄉鄰生活日蹙的情況：“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將鄉鄰們迫于賦斂之害，冒死遷徙的情景描繪得既具體，又形象。又如寫蛇之毒，便說它“觸草木，盡死;以嚙人，無御之者”。甚至連毒蛇身上的條紋都寫得清清楚楚，可謂細致入微。這種寓抽象的道理于形象、具體的敘述之中的筆法，表現出作者對生活的深入觀察和細心體驗。

柳文素以構思奇特取勝。本文的主題極平凡，在前人，尤其是唐人文章中，指責苛賦重役害民的文章比比皆是。柳宗元卻由這平凡的主題中寫出新意。他選擇了一個從事特殊勞動的人——捕蛇者，讓這位捕蛇者敘述自己的經歷。這個特殊的行業本身，就足以給人以新鮮感。更不消說他那令人心撕肺裂的遭遇了。作者要揭露苛政害民，卻由異蛇之毒寫起，先寫毒蛇如何害人，用蔣氏三代的不幸遭遇來說明毒蛇的可怕，然后再借蔣氏之口，道出賦斂對人民的迫害，用其寧愿冒死捕蛇，也不愿忍受酷吏逼稅的所作所為，反襯出賦稅之毒。文中廣泛使用對比手法，如以鄉鄰背井離鄉，冒死遷徙同蔣氏“以捕蛇獨存”對比; 以悍吏逼租，民無寧口同蔣氏“弛然而臥”，“熙熙而樂”對比; 以“一歲之犯死者二”同“鄉鄰之旦旦有是”對比，目的皆在以毒蛇之毒反襯賦斂之毒。這些手法的運用，使這篇主題并不出奇的文章“蓄勢甚奇”，產生出驚心動魄的藝術效果。

柳宗元的散文注重形象刻畫。本文在敘事，論理的過程中，注意對蔣氏的形象塑造。文章篇幅不長，情節也較簡單，作者卻善于用簡潔的筆墨，勾勒出人物的形象，并且將人物的心理活動刻畫得十分細致、生動。例如蔣氏在口述自己一家的經歷時，由最初的提到祖父、父親死于捕蛇時的“貌若甚戚”，到聽到作者表示要替他“更若役，復若賦”時的“大戚”、“汪然出涕”的表情，使他思想感情上的變化，對蛇既恨又愛的矛盾心理，寫得十分曲折深微，真實生動，十分感人。這里描寫的蔣氏，并非僅僅是一個孤立的捕蛇人，而是代表了那個時代所有在死亡線上掙扎的勞動大眾。作者借蔣氏之口，控訴了封建統治者對勞動人民的殘酷壓榨與迫害。作者通過蔣氏三代的遭遇與鄉鄰的比較，表現了當時整個社會的現狀。文章中有總體情況的敘述，有具體情景的刻畫，有數字，有比例，具有很高的典型性、概括性。這就使文中所敘述的內容具有了更廣泛，更深刻的社會意義。

柳宗元不僅是一位散文大家，他同時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詩人。詩人的氣質使他的散文不僅具有雄辯的說服力，同時也具有強烈的抒情性。在《捕蛇者說》 中，作者不僅僅是在客觀地描述一位在毒蛇與賦斂的雙重迫害下痛苦地掙扎著的捕蛇者的悲慘遭遇，而是將他自己的全部感情都注入了文章的字里行間。文章中僅有三次直接表現作者的主觀感情，即“問之”、“余悲之”和“余聞而愈悲”三次。然而這三句話卻把作者對捕蛇者的命運的同情和對地主階級對勞動人民的殘酷迫害的憤恨由淺入深，層層漸進地表達了出來。作者借這三句畫龍點睛之語，把自己的主觀感受與捕蛇者的血淚控訴融合在一起，更增加了文章的感情色彩和感染力。

本文構思新奇，結構精巧，內容豐富，語言洗練，具有很高的藝術表現力。文章篇什簡短，僅四百余字，卻將六十年重賦害民，酷吏催租，蔣氏命運盡收筆底，而且寫得抑揚起伏、婉轉曲折，前呼后應，渾然一體。作者熔簡練的敘述、生動的描寫、精確的議論和深沉、熱烈的抒情于一爐，字里行間處處滲透著憂國憂民之情，內含無限悲傷凄婉，令人心寒膽栗，不忍卒讀。全文偶句、散句交錯運用，間以錯綜、排比等手法，形成一種整齊、錯綜之美。行文高度緊湊，語言精練，筆力遒勁，沉郁渾厚，言真意切，實為柳宗元散文中的一篇不可多得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