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jīng)典文章賞析·蘇轍《東軒記》原文|注釋|賞析

蘇轍

余既以罪謫監(jiān)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濫，蔑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漘，水患尤甚。既至，敝不可處，乃告于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補其圮缺，辟聽事堂之東為軒，種杉二本，竹百個，以為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皆罷去，事委于一。晝則坐市區(qū)，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效。暮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于所謂“東軒”者。每旦暮出入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

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怪顏子以簞食瓢飲，居于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為雖不欲仕，然抱關(guān)擊柝，尚可自養(yǎng)，而不害于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鹽米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解羈縶，自放于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后知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斗升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于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沈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為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為大，與生死之為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qū)區(qū)欲磨洗濁污，晞圣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顏氏之樂，宜其不可得哉!

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為魯司寇，下為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余既以譴來此，雖知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使得歸休田里，治先人之敝廬，為環(huán)堵之室而居之。然后追求顏氏之樂，懷思東軒，優(yōu)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元豐三年，十二月初八日，眉山蘇轍記。

這篇文章寫于宋神宗元豐三年 (1080) 十二月初八，是蘇轍就任筠州鹽酒稅監(jiān)吏時作。元豐二年八月，蘇軾被人參劾以詩“謗訕新法”的“烏臺詩案”被捕入獄，蘇轍上書神宗皇帝，請求以自己官爵為蘇軾贖罪。次年蘇轍即由應天府 (今河南商丘縣) 判官貶為筠州 (今江西高安縣) 監(jiān)鹽酒稅。這篇記文記敘的就是他就任該職后早出晚歸，繁忙勞累的生活，以及在這種情況下產(chǎn)生的求仕還是求學的思想矛盾，反映了他在理想和現(xiàn)實的沖突下苦悶、徘徊的心境。同時從作者深刻率直的自我思想剖析中，我們也可以看到蘇轍誠篤善思，敏悟求進的一個性格側(cè)面。

這篇《東軒記》與兩年后寫的《黃州快哉亭記》，雖在同一貶所，寫的同是亭樓記體文，風格卻迥然相異，《黃州快哉亭記》寫得詞采飛揚，情懷浩蕩;《東軒記》卻寫得平實、質(zhì)樸，甚至格調(diào)略嫌低沉、黯淡。文章結(jié)構(gòu)可分兩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自然段，采用敘述寫法，作者自述到任時面臨的困境和就職后緊張忙碌的生活，而以“東軒”的辟建和閑置穿插其間，借以敘事。文章首句“余既以罪責監(jiān)筠州鹽酒稅”，交待了作者就任新職的緣由，是“罪謫”，只此一言，失意感已溢于辭間。貶所又是一副什么樣呢?“未至，大雨。筠水泛濫，蔑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幾句簡略的敘述，便將當?shù)貒乐氐乃疄那闆r寫出來： 在作者到來之前，筠水泛濫，淹沒了南岸的市場，漫上了北坡，沖壞了州府的大門。而鹽酒稅監(jiān)所，面臨江邊，“水患尤甚”，作者到達貶所時，連安身之處都沒有，只好請求上級，借用戶部巡察使衙門暫居。這種情況一直延續(xù)到冬十二月，才將“敝不可處”的鹽酒稅制所“支其欹斜，補其圮缺”，修復起來; 又“辟聽事堂之東為軒，種杉二本，竹百個，以為宴休之所”，這就是篇名所說的“東軒”。“宴休之所即休息消閑的地方，在其周圍種了百來棵竹木，簡直可稱得上一小片竹林，花費如許勞動營建“東軒”，是為了有一個幽雅清靜之地，以供讀書休憩，也能看出作者是個喜愛閑靜的人。可是實際情況怎樣呢? 文章用一“然”字轉(zhuǎn)折，與建軒意圖相對照，構(gòu)畫出監(jiān)鹽酒稅小吏緊張囂擾的生活。原來監(jiān)鹽酒稅職事是三個人的工作，作者來后，其他兩人“適皆罷去”，這樣三個人的事情落到一個人的頭上。宋朝實行鹽酒專利制度，利潤較大的鹽酒買賣由政府掌握，不許民間經(jīng)營。所以，作者白天在市場上要“鬻鹽沽酒”，做鹽酒生意，又要收市場上豬、魚等交易的稅。以“斯文”之身廁于商賈之間，已是難為;再加宋朝實行“磨勘”法，根據(jù)官吏的功過行能定期考核，決定擢升還是降遷，蘇轍為了完成規(guī)定的征稅額，還要與商販們?nèi)ァ盃帉こ咭宰孕А保錈╇y窘迫之狀可以想見。尋尺，古代長度單位，一尋等于八尺。表明作者畢竟不是尋常商販，在蠅頭小利上與商人斤斤計較，討價還價，來完成自己的事務。同時也見出其斟酌用詞，是力求準確的。白天如此緊張忙碌，到了晚上，一天下來，“筋力疲廢”，“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而一天亮，又要“復出營職”。當初不憚勞苦營建的東軒，原想閑散時讀書歇休時用，而今只是“每旦暮出入其旁”，終不能安于其內(nèi)，所以“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這種失笑，可說是無可奈何之笑，自我揶揄身不由己之笑，自是苦味居多。

在接下的第二部分，包括第二、三兩個自然段，作者以顏回、孔子為楷模，結(jié)合自己自監(jiān)鹽酒稅以來的生活體會，對照參悟，展開議論，進行深刻的自我反省。作者首先以顏回安貧樂道的高行，對照檢討自己“未聞大道、沈酣勢利”的過去，表示了向往“顏氏之樂”的道德境界。顏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論語》一書中多有孔子稱嘆顏回的言論，在“雍也”一章中孔子贊道：“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經(jīng)過這段鹽酒稅小吏的生活體驗后，作者理解孔子之話有了新意，以前對于顏回守貧不仕的行為不以為然，認為即使做個“抱關(guān)擊柝”的閽者或者更夫，也盡可自謀生養(yǎng)，“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自來筠州后，整天“勤勞鹽米之間，無一日之休。“雖然想離開喧囂熙攘的市場，擺脫繁雜瑣碎的事務，回到東軒這個“道德之場”，而每被雜事“動而留之”，這種身不由己的狀況使作者苦惱厭倦，身為學者，讀書省身己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今沉埋于瑣事繁務之中，無暇進修思索，引起作者深深的缺憾，從而認識到“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斗升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于學故也”。文章至此，作者一聲喟嘆，懷著自愧弗如的悔恨心情，闡釋對于顏氏思想道德的新認識，“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為大，與生死之為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落其華而收其實”，意思是花落實生，喻循理求道己入門階，臻于登堂入室之地步。“不知夫天地之為大，與生死之為變”，暗指顏回身居陋巷，貧苦勤學，只活了31歲便早死;此言謂顏回勤學樂道，窮厄生死皆忽漠不顧。在極贊顏回高行之后，作者“自視缺然”，準備磨洗濁污，晞圣賢之萬一”，又“欲庶幾顏氏之樂，宜其不可得哉”，表達了對顏子仰之彌高而難以攀達的卑躬之誠。

顏子是隱者的楷模，孔子則是仕者之標范。孔子一生積極用世，周游列國，推行其說，而連連碰壁; 其位高至魯司寇，低為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能上能下，安之若素，所以文中稱其為“達者”，而作者也對此望莫能及，認為難以企及。此時受到職事桎梏，身難由己，作者頗有退隱之心，但因是受譴來此，“勢不得去”，只希望“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使得歸休田里，治先人之敝廬，為環(huán)堵之室而居之。然后追求顏氏之樂，懷思東軒，優(yōu)游以忘其老。”這段話誠心寫來，直白胸臆，可說是作者當時心情的真實寫照，情緒黯淡，雜以凄涼之感。一年前，蘇軾因詩獲罪，下縶獄中，險遭殺身之禍; 出獄后，兄弟二人接連受黜，政治陰影一直未散，貶所水災后的凋敝境況，職事的繁忙難為，身體的勞累困頓，前程的黯淡無光，諸多打擊、困厄接踵而至，作者苦悶、抑郁、消沉、乃至萌生退隱之心，應該說是十分自然的。而這點愿望，作者在當時也是“非所敢望也”，反映了對于當時政治迫害余悸未消。據(jù)說蘇軾出獄后的一段時間里寫詩時也是有所噤聲，蘇轍更是謹慎之人，所以這篇作品雖然反映了諸多不順心事，卻毫無憤激之辭，在委婉平和的敘述與議論中，我們看到的是善于思索，勤于上進、溫良敦厚的作者形象。

文章總的風格表現(xiàn)為沉靜淡泊，敘事議論層次清楚、井井有條，用詞準確，語言簡練。第一段辟建東軒一事鑲嵌文中，既承連到任后水災嚴重無居可處的困頓，又襯托就職后難以自主不能進學的缺憾，自然和諧，珠連璣轉(zhuǎn)，起到疏通脈絡(luò)、突出主題的作用。作者長于議論，善于運用抑揚、對比手法，使議論中心突出、鮮明。例如欲揚顏子安貧樂道的高行，先以“抱關(guān)擊柝，尚可自養(yǎng)，而不害于學”之說跌之，而后舉出體會證明入仕實害于學，從而贊美其甘心貧賤以求學問的高尚品質(zhì)。又如欲寫顏氏之樂，先舉一般士子“沈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厚”之樂，兩相對比，高下自現(xiàn)。這樣議論，使文章富有變化，生動鮮明。作者這種敞開心扉、坦率真誠的自我反省，使本文成為一篇難得的封建官場懺悔錄，具有發(fā)人深省的思想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