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鴻昌《給馮玉祥將軍的信》原文與翻譯、賞析

先生鈞鑒^①： 睽違日久^②，深渴孺慕^③。茲奉頌抗日周年紀念大會函一件^④，才長心細^⑤; 銀杯一尊。竊自去年此日，先生感四省之淪陷，痛察省之危殆^⑥，振臂一呼，毫士云集^⑦。昌以下愚得附驥尾^⑧，賴全國民眾之擁護與先生虎威之素播^⑨，康、寶、多、沽相繼克服^⑩，民族沉痼行見轉機⁽¹¹⁾。而朝無李剛⁽¹²⁾，權奸壓迫于外，小宵誘惑于內⁽¹³⁾，勝利之局頓成瓦解。昌自挈孤軍，轉戰徑時，兵敗將亡，而無補于時艱。息影津門⁽¹⁴⁾，實為補過之圖，非敢置身世外也。今乃褒詞及于敗將，譽揚形之杯銘。反躬自思，實覺汗顏。惟自察事失敗以來，華北危機日甚，帝國主義復進而企圖分割中國，徒以淫暴之下，人民諱言反帝，實為民族生命夭亡逼于眉睫。昌竊以為過去之失敗，乃為吾人此后所應借鏡; 而未來之奮斗，實為吾人夙夜所應籌劃者也。先生處此危局，諒亦已動心，伏望本平生之大勇，號召民族，為民眾而奮斗，組織同志，誓死抗日，誓死反帝。昌雖駑駘⁽¹⁵⁾，決當追隨。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鋒鏑余生⁽¹⁶⁾，尚何所懼耶!謹陳寸衷，并致謝忱，恭祝健康。

學生鴻昌恭叩

六月九日

【鑒賞】 這是吉鴻昌1934年6月9日寫給馮玉祥將軍的一封親筆信。

作者在信中先稍事寒暄，一是略表思慕之情，二是提及給馮將軍捎帶的紀念品。第一句可看出作者的書信用語很是尊敬。因為馮將軍曾是作者的上級，也一直是作者深為敬重的尊長，對他的思慕是發自內心的。第二句寫馮將軍因德才兼備，辦事慎重而受到抗日周年紀念大會的表彰，包括一件公函和一尊銀杯。

接著是信的主體部分，可分為兩層。首先敘述了一年前以馮將軍為首的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的成敗經過及作者自己一年來的情形。1933年5月，馮玉祥將軍在東北四省淪陷 (“九一八”事變后，日寇迅速占領了東北四省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而察哈爾省朝夕不保的危急情勢下，聯合方振武及作者等舊部及抗日志士組成抗日武裝，很快便攻克察哈爾，在全國影響廣泛，誠如作者所言：“民族沉痼行見轉機。”但九月，這支武裝在日軍和國民黨軍的夾擊下失敗。當時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鼓吹“攘外必先安內”，奉行不抵抗政策，甚至伙同日軍，扼殺了抗日同盟軍，但馮玉祥將軍等人此舉卻是深得民心。作者寫馮將軍“振臂一呼，毫士云集”，寫他“虎威之素播”，令人不由生高山仰止之感;寫失敗原因，則滿腔憤慨; 寫及自己，則非常謙遜，他當時在京津等地繼續從事抗日活動，可謂矢志不渝，但只用 “息影津門” 四字一筆帶過，而對于贊譽之詞，他竟以“敗將”的身份“反躬自思”。簡單幾句話，概括了作者和馮玉祥將軍一年來的戰斗生活，言詞真摯。其次，作者在分析了當時國家危急形勢的前提下，懇請馮將軍“本平生之大勇，號召民族，為民眾而奮斗，組織同志，誓死抗日，誓死反帝”;并以“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鋒鏑余生，尚何所懼耶”!表明作者自己愿以死自誓，抗日反帝到底的決心。作為主體部分的第二層，這一層是全信的重心所在，并且作者寫此信的意圖也正在于此。日本侵略軍建立偽滿洲國后，便開始向關內擴張。1933年5月31日簽訂了《塘沽協定》，日本的侵略矛頭也就指向華北，華北局勢緊張，危機也一天一天地加重。這時，日、英、美、德等帝國主義也加緊在華擴張經濟勢力，中國面臨日益嚴重的經濟困難，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更為加深了。作者清醒地認識到這種形勢，他沉痛地感到： “徒以淫暴之下，人民諱言反帝，實為民族生命夭亡逼于眉睫。”強烈的危機感，強烈的憂患意識，使作者抗日救國的信念更為堅定。“昌竊以為過去之失敗，乃為吾人此后所應借鏡; 而未來之奮斗，實為吾人夙夜所應籌劃者也。” 國難當頭，作者沒有退宿，沒有氣餒，他認為應及時總結經驗教訓，籌劃未來的抗日大計。接下來，作者懇請馮玉祥將軍高舉抗日大旗，救國于水火之中，詞句簡捷，慷慨激昂。作者自己更是言之鑿鑿，旗幟鮮明地表示要一如既往，追隨馮將軍，為抗日救國赴湯蹈火，甘灑熱血。讀來讓人震撼，這種“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民族氣節是何等的可貴! 一個普通的中國人，雖屢受挫折，但仍以天下為己任，慨而慷之，“先天下之憂而憂”，舍身忘死，為抗日救國而奔走呼號，拳拳愛國之心，怎不讓人擊節贊嘆!

信的結尾與開頭的書信用語相呼應，在表達對馮將軍尊敬之意的同時，也致明了衷心的祝福。全信寥寥四百余字，言簡意賅、詞約意豐，且文辭暢達、聲情并茂、層次井然，飽含愛國激情和高尚的人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