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銓《戊午上高宗封事》原文與翻譯、賞析
臣謹按②: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③,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④。專務詐誕,欺罔天聽⑤,驟得美官⑥,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⑦,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⑧!劉豫臣事丑虜,南面稱王⑨,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為虜⑩。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11)!
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12)。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虜藩臣之位(13)! 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污夷狄(14),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15),朝廷宰執盡為陪臣(16),天下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17),異時豺狼無厭之求(18),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 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19); 今丑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20),而陛下忍為之邪?
倫之議乃曰(21): “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圣可歸,中原可得(22)。” 嗚呼! 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23)?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已可知矣(24)。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25),忘國大仇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26)。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后世謂陛下何如主(27)?況丑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28),則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圣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29),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
向者陛下間關海道(30),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敵,況今國勢稍張(31),諸將盡銳,士卒思奮(32)。只如頃者敵勢陸梁,偽豫入寇(33),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34),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35),較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36)。倘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37)?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38),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39),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40),非惜夫帝秦之虛名(41),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42),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43),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
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心腹大臣而亦為之(44)。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為石晉(45)。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46),檜乃厲聲責曰: “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愎諫(47),已自可見。而乃建白(48),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49),是蓋畏天下議己,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 孔子曰: “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50)。” 夫管仲,霸者之佐耳(51),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為衣裳之會(52)。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53),而為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
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54)。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55)。檜曰敵可講和,近亦曰可和; 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56),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 “已令臺諫侍從議矣。” 嗚呼! 參贊大政徒取容充位如此(57)! 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沖御侮耶(58)? 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
臣備員樞屬(59),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愿斷三人頭,竿之藁街(60),然后羈留虜使(61),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62),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63),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
【鑒賞】 這篇文章是胡銓在紹興八年 (1138)寫給南宋高宗的一篇極其著名的奏疏。紹興七年,金人廢掉了傀儡皇帝劉豫,即以被擄的人質,北宋的皇帝和太后為要挾,以當 “兒皇帝”為條件,誘使南宋向金國投降。宋高宗貪圖茍且偷安,違反民意,派賣國賊秦檜主持和議,接受向金稱臣納貢的條件。紹興八年,金人以“詔諭江南” 為名派遣使臣到南宋,要宋高宗拜接“國書”,這對南宋政權是個莫大的侮辱。當時朝野震動,群情激憤,但朝廷大臣攝于秦檜權勢,無人敢言。胡銓以大無畏的精神,拍案而起,給宋高宗寫了這篇 “封事”,痛斥秦檜、王倫、孫近投降賣國、甘心事仇的罪惡,揭露其對內榨取民脂民膏,對外屈辱求和、認賊為父的可恥行徑。整篇文章充滿了浩然正氣和強烈的愛國精神,大長國人志氣,以致“金虜聞之,募其書千金、君臣奪氣” (楊萬里《胡忠簡公文集序》)。此篇文章能流傳千古,自有其獨到之處。
首先,它體現了一種浩然正氣。胡銓作為樞密院一位編修官,位不過七品,他既無岳飛、韓世忠那種金戈鐵馬、縱橫疆場的雄風,也無張浚、趙鼎那種身居高位、參知國政的權勢,僅依“國家有難,匹夫有責” 的熱情,敢于犯顏直諫,把生死置之度外,實是可敬可佩。一介書生,能站在民族立場上,大義凜然,直言“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秦檜、孫近亦可斬也”,“義不與檜等共戴天”,“愿斷三人頭,竿之藁街”,說出了眾人想說而不敢說的話。“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則充分體現了作者 “死諫” 的決心,是作者崇高的民族氣節的高度表現。胡銓所代表的,正是 “為民請命”“舍身取義” 的那種代表中華民族的脊梁的人。
其次,文章義正辭嚴,有理有據,層層剖析,處處擊中要害,具有較強的說服力和感染力。本文自始至終充滿著濃烈的斗爭精神。開頭就迎面痛擊議和使臣王倫是“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矛頭直指上層投降派。緊接著對投降派提出的 “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圣可歸,中原可得” 的謬論進行駁斥,指出這樣一來,除了加重百姓負擔,削弱國力以外,其結果只能是“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然后對當前形勢進行客觀的分析,指出 “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敵”,如今已是“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比起當年的危急形勢好上了千百倍,何況宋軍連獲大勝,怎么能夠乘勝而屈膝呢,應堅決抗戰。最后進一步提出 “(王)倫不足道也,秦檜以心腹大臣而亦為之”,才是最大的罪魁禍首,應該斬首,使“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這才是國家復振的惟一道路。充分體現了作者卓越的政治見識,說明外部敵人并不可怕,最危險的敵人是內部的叛臣賣國賊,擊中了敵人的要害。這一精辟的議論,使內外敵人膽寒,使金人“自是不敢南顧,二十有四年” (《四朝名臣言行錄·胡銓條》),其文分量之重可見一斑。
其三,文章語言犀利,增強了表達效果。它以犀利的語言說出了人們的心里話。當時上疏反對議和的大臣雖然有人,但敢于指名道姓怒斥秦檜、王倫、孫近等人的罪行的,惟有胡銓一人。他不僅請殺秦檜三人,還直言不諱地批評宋高宗,而且言辭峻切。如 “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虜藩臣之位!”“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邪?”“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仇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沒有滿腔熱血的愛國熱情的人是絕對不敢說的。因此,這篇“封事”一出,即不脛而走,連金人也用萬金千方百計購之,可見這篇文章的影響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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