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王朝歷史的興衰循環·殷本紀》鑒賞

導語：

《殷本紀》乃司馬遷依據《尚書》、《詩經》等材料而撰寫的一部以有商之先公先王為綱目的簡明商代史。“殷”是周后之人對有商的稱呼，商人則自名為“商”，這在殷墟卜辭中有大量的證據。直至春秋時期，作為商之苗裔的宋國，在其《玄鳥》、《長發》、《殷武》等廟堂詩作中，依舊保留“商”之稱謂。今之學界，則往往將盤庚遷殷至帝辛滅國的那段歷史時期，稱之為“殷”或“殷商”，“殷”也就成了晚商的代稱。

商部族起源甚古，其發祥地目前尚有爭議，但以東方說最為流行。該部族的主要活動區域，大體是在今河南、山東為中心的黃河下游地區。商族的始祖為契，大致與虞舜、夏禹同時，據說是其母簡狄外出洗浴之時誤食燕子卵而懷孕分娩的，故生來便負有神圣之天命，即《詩經·商頌》所謂“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玄鳥》)、“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長發》)。大約到了公元前17、16世紀之際，商部族經過十四代的經營，逐漸強盛，在其首領商湯的率領下，“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孟子·滕文公下》)，并最終取代有夏，建都于亳，而成湯也就成了商王朝的開國之君。

商族甚好遷徙，古稱“蕩析離居”、“不常厥邑”(《尚書·盤庚》)。以成湯為界，有“前八后五”之說，曾先后在今河南鄭州、偃師、安陽洹水之北等地建立王都。大概在公元前14世紀末或13世紀初，商王盤庚又將都城遷至今安陽小屯一帶，史稱“盤庚遷殷”。自是以降，直至商紂滅國，前后二百五十多年間，“更不徙都”，算是徹底安頓了下來，并創造出璀璨的中國古代青銅文明。

有商一代，凡十七世三十一王，前后歷時近六百年(《左傳·宣公三年》)，其中成湯建國、盤庚遷殷、武丁中興與商紂滅國，乃商代歷史中最為重要的事件。司馬遷作《殷本紀》，便是緊抓這些關鍵點而展開的。而成湯立國與商紂覆滅又可謂是重中之重，也是太史公濃墨重彩重點勾畫之處，成湯與商紂，均被刻畫得栩栩如生，今人賞析《殷本紀》，亦不妨自此入手。

選文：

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①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親^②，五品不訓^③，汝為司徒而敬敷^④五教，五教在^⑤寬^⑥。”封于商，賜姓子氏。契興于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⑦于百姓，百姓以平^⑧。

契卒，子昭明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為成湯……自契至湯八遷^⑨。湯始居亳，從先王居……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⑩。”伊尹曰：“明⁽¹¹⁾哉! 言能聽，道乃進。君⁽¹²⁾國子⁽¹³⁾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¹⁴⁾命，予大罰殛⁽¹⁵⁾之，無有攸⁽¹⁶⁾赦。”

……

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¹⁷⁾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¹⁸⁾說湯，致于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¹⁹⁾然后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王之事。湯舉⁽²⁰⁾任⁽²¹⁾以國政。伊尹去⁽²²⁾湯適⁽²³⁾夏。既丑⁽²⁴⁾有夏，復歸于亳。

……

湯出，見野張⁽²⁵⁾網四面，祝⁽²⁶⁾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²⁷⁾之矣!”乃去⁽²⁸⁾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²⁹⁾矣，及⁽³⁰⁾禽獸。”

當是時，夏桀為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為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³¹⁾伐桀。湯曰：“格⁽³²⁾女⁽³³⁾眾庶，來，女悉聽朕言。匪⁽³⁴⁾臺⁽³⁵⁾小子⁽³⁶⁾敢行舉⁽³⁷⁾亂，有夏多罪，予維⁽³⁸⁾聞女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³⁹⁾。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眾，女曰：‘我君不恤⁽⁴⁰⁾我眾，舍我嗇事⁽⁴¹⁾而割⁽⁴²⁾政。’女其曰：‘有罪，其柰⁽⁴³⁾何?’夏王率止⁽⁴⁴⁾眾力，率奪夏國。有眾率怠不和，曰：‘是日何時喪? 予與女皆亡!’夏德若茲⁽⁴⁵⁾，今朕必往。爾尚⁽⁴⁶⁾及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理⁽⁴⁷⁾女。女毋不信，朕不食言。女不從誓言，予則帑⁽⁴⁸⁾僇⁽⁴⁹⁾女，無有攸⁽⁵⁰⁾赦。”以告令師，作《湯誓》。于是湯曰“吾甚⁽⁵¹⁾武”，號曰武王。

桀敗于有娀之虛，桀犇于鳴條，夏師敗績……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伊尹報⁽⁵²⁾。于是諸侯畢⁽⁵³⁾服，湯乃踐⁽⁵⁴⁾天子位，平定海內。

……

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帝紂資⁽⁵⁵⁾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⁵⁶⁾猛獸;知⁽⁵⁷⁾足以距⁽⁵⁸⁾諫，言足以飾⁽⁵⁹⁾非;矜⁽⁶⁰⁾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⁶¹⁾己之下。好酒淫樂，嬖⁽⁶²⁾于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于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⁶³⁾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⁶⁴⁾收狗馬奇物，充仞⁽⁶⁵⁾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⁶⁶⁾于鬼神。大冣⁽⁶⁷⁾樂戲于沙丘，以酒為池，縣⁽⁶⁸⁾肉為林，使男女倮⁽⁶⁹⁾，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

百姓怨望⁽⁷⁰⁾而諸侯有畔⁽⁷¹⁾者，于是紂乃重刑辟⁽⁷²⁾，有炮格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憙⁽⁷³⁾淫，紂怒，殺之，而醢⁽⁷⁴⁾九侯。鄂侯爭⁽⁷⁵⁾之強，辨⁽⁷⁶⁾之疾，并脯⁽⁷⁷⁾鄂侯。西伯昌聞之，竊⁽⁷⁸⁾嘆。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格之刑。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為西伯。而用費中為政。費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紂又用惡來。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⁷⁹⁾。

西伯歸，乃陰⁽⁸⁰⁾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西伯滋大，紂由是稍失權重。王子比干諫，弗聽。商容賢者，百姓愛之，紂廢之。及西伯伐饑國，滅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⁸¹⁾周，恐，奔告紂曰：“天既訖⁽⁸²⁾我殷命，假人元龜，無敢知吉。非先王不相⁽⁸³⁾我后人，維王淫虐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安食，不虞⁽⁸⁴⁾知天性，不迪⁽⁸⁵⁾率⁽⁸⁶⁾典。今我民罔⁽⁸⁷⁾不欲喪，曰‘天曷⁽⁸⁸⁾不降威，大命胡⁽⁸⁹⁾不至’? 今王其柰何?”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

西伯既卒，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

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大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⁹⁰⁾。”乃強諫紂。紂怒曰：“吾聞圣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詳⁽⁹¹⁾狂為奴，紂又囚之。殷之大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武王于是遂率諸侯伐紂。紂亦發兵距⁽⁹²⁾之牧野。甲子日，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⁹³⁾其寶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斬紂頭，縣之大白旗。殺妲己。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⁹⁴⁾商容之閭。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令修行盤庚之政。殷民大說⁽⁹⁵⁾。于是周武王為天子。其后世貶帝號，號為王。而封殷后為諸侯，屬周。

……

〔注釋〕 ①佐：幫助。②親：和睦。③訓：通“順”，和順。④敷：施行。⑤在：決定于。⑥寬：寬容。⑦著：顯露。⑧平：生活安定。⑨遷：遷移。⑩不：同“否”。(11)明：圣明。(12)君：統治。(13)子：愛護。(14)敬：嚴肅對待。(15)殛：誅殺。(16)攸：所。(17)奸：通“干”，求見。(18)滋味：烹飪。(19)反：同“返”。(20)舉：選拔。(21)任：委任。(22)去：離開。(23)適：到。(24)丑：認為丑惡。(25)張：設置。(26)祝：祝禱。(27)盡：全部(捕獲)。(28)去：撤去。(29)至：極致。(30)及：涉及。(31)遂：順勢。(32)格：來。(33)女：同“汝”。(34)匪：通“非”。(35)臺：我。(36)小子：自謙之稱。(37)舉：發動。(38)維：因為。(39)正：通“征”，征伐。(40)恤：憐惜。(41)嗇事：“嗇”通“穡”。泛指農事。(42)割：通“害”，損害。(43)柰：同“奈”。(44)止：阻止。(45)茲：此。(46)尚：希望。(47)理：通“賚”，賞賜。(48)帑：沒為奴隸。(49)僇：通“戮”，處死。(50)攸：所。(51)甚：非常。(52)報：報告。(53)畢：全都。(54)踐：登上。(55)資：稟賦。(56)格：擊打。(57)知：同“智”。(58)距：通“拒”，拒絕。(59)飾：掩飾。(60)矜：夸耀。(61)出：超過。(62)嬖：溺愛。(63)實：充實。(64)益：增加。(65)充仞：充斥。(66)慢：怠慢。(67)冣：同“聚”。(68)縣：通“懸”。(69)倮：通“裸”。(70)望：埋怨。(71)畔：通“叛”。(72)辟：法。(73)憙：同“喜”。(74)醢(hǎi)：把人剁成肉醬。(75)爭：爭辯。(76)辨：通“辯”，辯解。(77)脯：把人制成肉干。(78)竊：暗地里。(79)疏：疏遠。(80)陰：秘密地。(81)咎：追究過錯。(82)訖：終止。(83)相：幫助。(84)虞：憂慮。(85)迪：實踐。(86)率：遵循。(87)罔：沒有。(88)曷：何。(89)胡：為什么。(90)爭：通“諍”，規勸。(91)詳：通“佯”，假裝。(92)距：通“拒”，抵抗。(93)衣：穿上。(94)表：表彰。(95)說：通“悅”，高興。

鑒賞：

歷史的演變，國家的興衰，是社會內在合力的具體表征。但不可否認的是，處于權力中心的歷史關鍵人物，其個人力量也不容忽視，他們對歷史發展的進程，往往具有較大的影響。舊時代的史家，通常將民心向背問題視為政治成敗得失之關鍵，“得民心者得天下”，也就成了一句婦孺皆知的政治箴言。而民心依附與否，則要看當政者是否德才兼備，能否身體力行。所以，“家天下”體制下的君王，其個人的道德言行便成了舊史家關注與熱議的焦點。《殷本紀》中所體現的史觀，大體不離于斯。這是時代局限所致，今人不必苛求。

從為政的角度講，《殷本紀》中的成湯，無疑是成功的典范，其人有德有才有謀略，且能把握時勢，堪稱完美。具體說來，共有以下幾點：

第一，以德治國，體恤民情。與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不同，成湯體恤民情，提出“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的主張，即把民情視為國家治理與否的鏡子。成湯征討夏桀的主要理由是有夏多罪。他所講的罪，便是“夏王率止眾力”，“有眾率怠不和”，民怨鼎沸。成湯在滅夏之后，作有《湯誥》一篇，其主旨就是告誡統治階層，要勤力于百姓之事，須“有功于民”，不可“作亂百姓”。可見，成湯始終將民放在為政的首位。所以，成湯才能夠“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管子·輕重甲篇》)，完成定天下的大業。而這一以民情為核心的“成湯之德”，也就成了后世不斷強調與頌揚的一個亮點。

第二，知人善用，任賢使能。借用伊尹的話就是“為善者皆在王官”，而伊尹與仲虺則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湯死后，此二人對穩定商王朝之政局，居功至偉。尤其是伊尹，負顧命之責，輔佐幼主，安定天下，最終得入王朝祀典，享受王室的隆重祭祀，其事跡則為后世所傳頌。

第三，講求謀略，善于把握時機。成湯滅夏，事實上是一個以弱勝強的典范。在這個過程中，講求謀略，把握時機成了成湯手中的一把利器。夏自孔甲始，便已是“夏德日衰”，當時的友國開始陸續叛夏，到了夏桀之時，這種趨勢愈發嚴重。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夏為天下共主的地位未曾改變。而成湯為了取代有夏的共主位置，恩威并施。他利用田獵，讓其他眾邦國體察到自己已是“德及禽獸”，是一個值得信賴和依附的君主，以達到兵不血刃而瓦解有夏同盟力量的目的。而對于夏的死黨如葛伯之類，則借機各個擊破，最終扭轉夏商之間的實力對比。此外，成湯還善于利用民眾情緒與宗教力量。夏桀暴虐成性，民怨鼎沸，發出“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的絕望之聲，成湯恰到好處地把握了這種情緒，從而一舉擊破夏王朝。在征討之前，成湯又利用民智未開而求神設教，借助上帝的力量，號稱自己是代天行伐，并非犯上作亂，其言辭甚有蠱惑性。

《殷本紀》中，與成湯形象形成鮮明對照的則是商紂。以今日之眼光看，商紂身死國滅，成為天下之笑談，實乃咎由自取，大勢所趨，而商周之間國力的消長則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殷商中晚期，有商的國力在逐步衰退，《國語·周語下》記載：“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帝甲(祖甲)亂之，七世而隕。”也就是說，經過武丁中興之后，有商之國勢已是江河日下。尤其是帝乙、帝辛時期，商人把軍事上的用力方向從西北移至東南，幾乎是傾其全力以對付東方夷族之叛亂，無暇西顧，只能用羈縻的手段籠絡周族，這在殷墟卜辭及傳世文獻中均有大量的記載。而對東夷窮兵黷武的結果是：國內國力耗盡，民心渙散，即所謂“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在國際舞臺上則是眾多友邦紛紛脫離“天下共主”——商的控制，轉而與蒸蒸日上的周族聯盟，致使地處西北一隅的“小邦周”于文王時期逐漸發展壯大，成為“三分天下有其二”(《論語·泰伯》)之強國，具備了入主中原取代有商的實力，為武王于牧野一舉克商積攢了足夠的力量。后人總結說，“紂克東夷，而隕其身”(《左傳·昭公十一年》)，甚是在理。

此外，自商晚期以來，有商的貴族階層，好事鬼神，鐘鳴鼎食，極其奢華之能事，消耗在青銅禮器與祭祀上的資費不知其數，對王朝國力之損耗恐怕也是無法估量的。而且，更為要命的是，殷人好飲成風，《尚書·微子》記微子嘗有“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的議論，而周人甚至把貴族酗酒看作是殷商滅亡的主因，如大盂鼎銘文記康王之言曰：“我聞殷墜命，惟殷邊侯甸與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喪師。”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殷之所以喪師滅國，是因為邊地的諸侯與王朝百官均酗酒成性。再如，周初《尚書·酒誥》之主旨，也是講要以殷人好酒為戒，與大盂鼎銘文同。此外，從大量的考古發掘材料看，殷商大小墓葬中的隨葬品，以酒器觚爵組合為核心，亦充分證實殷人好飲成性。《殷本紀》說商紂“好酒淫樂”、“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其實就是當時貴族奢靡生活的一個縮影。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商紂的個人品行確實存在著致命的缺陷，國策上的種種失誤，亦與此有關。商紂其人史稱孔武有力，天資聰穎，但驕橫自大，自視過高。太史公說他“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甚為深刻。他不顧時勢，急于集權，對王族貴胄排擠迫害，廢商容，“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論語·微子》)，種種行徑，使人寒心。而對崇侯虎、費仲、惡來等異族讒佞之臣，則委以重任，任其胡作非為。周武王在《尚書·牧誓》斥之曰：“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殆不誣也。商紂為人，甚為暴虐，醢九侯，脯鄂侯，剖比干而觀其心，為炮格之刑以威懾民眾，如此種種，令人發指。而且，商紂還好聲色犬馬，周人正是巧妙利用他的這一弱點，賄賂以美女、奇物與良馬，達到營救文王西歸的目的。不可思議的是，此后商紂還賞賜給文王弓矢斧鉞，予其代天子征伐的權力，最終導致西面的耆國為周人所滅，失去了可靠的屏障。這恐怕是商紂政治策略上的最大失誤之一。而當社稷岌岌可危之時，商紂又將國家與自身的命運完全寄托于虛無縹緲的上天，竟然還在講“我生不有命在天乎”，以拒諫而飾非。此與其祖上成湯“言能聽，道乃進”的謙遜美德相比，有著霄壤之別。說商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恐怕是言過其實了。或許可以這樣總結，商紂是一個智商較高而情商極低的怪胎，他與善于韜光養晦、捕捉時機的文、武二王的政治博弈，必然將以失敗告終，有商亡于此人之手，實乃天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