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秦國的強盛之道——王權集中，對內法家治國，對外遠交近攻·商君列傳》鑒賞

選文：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①魏相公叔座為中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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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②繆公之業，東復侵地，乃遂西入秦，因^③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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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④己。衛鞅曰：“疑^⑤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⑥于世;有獨知^⑦之慮者，必見敖^⑧于民。愚者暗^⑨于成事，知者見于未萌^⑩。民不可與慮⁽¹¹⁾始而可與樂⁽¹²⁾成。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眾。是以圣人茍可以強國，不法⁽¹³⁾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¹⁴⁾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圣人不易⁽¹⁵⁾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¹⁶⁾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¹⁷⁾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學者溺⁽¹⁸⁾于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¹⁹⁾，五伯不同法而霸⁽²⁰⁾。智者作法，愚者制⁽²¹⁾焉;賢者更⁽²²⁾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²³⁾。”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²⁴⁾定變法之令。

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²⁵⁾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²⁶⁾受上爵;為私斗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²⁷⁾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²⁸⁾其身。事⁽²⁹⁾末利及怠而貧者，舉⁽³⁰⁾以為收孥⁽³¹⁾。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

令既具，未布⁽³²⁾，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³³⁾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令行于民期年⁽³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于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³⁵⁾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³⁶⁾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³⁷⁾，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于私斗，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于邊城。其后民莫敢議令。

于是以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為筑冀闕宮庭于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³⁸⁾小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³⁹⁾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強，天子致胙于孝公，諸侯畢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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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相⁽⁴⁰⁾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⁴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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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⁴²⁾至關下，欲舍⁽⁴³⁾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印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⁴⁴⁾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強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于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⁴⁵⁾其欲干⁽⁴⁶⁾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印，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⁴⁷⁾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于秦，有以也夫!

〔注釋〕 ①事：輔佐。②修：承繼。③因：通過。④議：非議。⑤疑：猶豫。⑥非：責難。⑦知：通“智”。⑧敖：詆毀。⑨暗：愚昧。⑩萌：開端。(11)慮：謀劃。(12)樂：享受。(13)法：效法。(14)循：遵循。(15)易：改變。(16)因：順著。(17)緣：沿襲。(18)溺：沉湎。(19)王：稱王。(20)霸：稱霸。(21)制：被約束。(22)更：變更。(23)多：贊揚。(24)卒：很快。(25)倍：加倍。(26)率：標準。(27)僇：通“勠”。(28)復：免除。(29)事：從事。(30)舉：全。(31)孥：通“奴”。(32)布：公布。(33)徙：搬走。(34)期年：一周年。(35)法：依法處置。(36)趨：歸附。(37)說：通“悅”。(38)集：合并。(39)開：拆除。(40)相：擔任……的相。(41)望：埋怨。(42)亡：逃亡。(43)舍：居住。(44)之：前往。(45)跡：考察。(46)干：求見。(47)發明：表明。

鑒賞：

縱觀中國古代社會的改革，商鞅變法可以說是其中影響最為深刻的變革之一。商鞅變法使秦國由西陲夷狄一躍而躋身大國之列，為秦一統天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商鞅變法的精神源泉——法家思想，也因此異彩綻放，并由此塑造了中國的政治性格。然而司馬遷對商鞅的評價卻是“刻薄”、“少恩”，對他的體認似乎處于一種兩難的境地，其中的矛盾張力皆能從商鞅變法中尋出淵源。

商鞅，姓公孫氏，是衛國的“諸庶孽公子”，故也稱衛鞅。商鞅年輕時便深富謀略，以至魏國宰相秘諫魏惠王：如能用商鞅，則以之為相，舉國聽之;若不用，則殺之以防為他國所用! 可惜魏惠王眼力不濟，不識俊杰，并未將此話放在心上。商鞅在魏不受重用，便思量變換環境以施展抱負，于是他將眼光聚焦于魏國的西鄰——秦國。

此時的秦國剛迎來一位年輕的君主——21歲的秦孝公。當時周王室衰微，諸侯以武力相互征伐、兼并。以函谷關為界，以東有齊、楚、魏、韓、燕、趙六大強國，其中魏用李悝、趙用公仲連、楚用吳起，行變法而愈富強。反觀秦國，因僻處西陲，國力疲弱，極少參與“國際事務”，故被關東六國視為“夷狄”——即落后愚昧的蠻貊之族。年輕的秦孝公每念及此，輒感覺“丑莫大焉”，故亟欲秦國一朝富強，躋身大國之列。他即位伊始，便即刻下令求賢。因此，商鞅便離魏入秦。

商鞅通過寵臣景監的引薦，四晤孝公，才終于中其下懷。前兩次，商鞅鋪陳“帝道”、“王道”，孝公毫無興趣，甚至聽得瞌睡連連，景監也因此挨罵;第三次商鞅談“霸道”;最后一次商鞅談強國之術，孝公終于聽得入迷，連聽幾天不知疲倦。所謂“帝道”、“王道”，即三皇五帝及夏商周三代之君躬行仁政的圣王之道，“霸道”指春秋五霸的“稱霸”之道。對于亟待富強的秦孝公，待“數十百年”才可成的“帝道”、“王道”當然太過久遠，甚至“霸道”也等之不及，唯有立致富強的強國之“術”，才是孝公真正的渴望。撇開太史公極富戲劇性的文學手法，從歷史實際考量，深諳世故的商鞅未必對孝公的所思所想一無所知，通習刑名之學的商鞅也未必就真的想推行“帝道”、“王道”，四晤孝公可以看作是一種策略，是商鞅對這位素未謀面、看似求賢若渴的年輕秦王的實際試探和深入考察。最終，商鞅發現自己所面對的的確是一位銳意改革、講求實際的年輕君主，秦國正是可供自己施展抱負的廣闊天地。

歷史就這樣給商鞅創造了機會，也給秦國帶來了轉機，秦孝公起用商鞅施行變法。然而在秦國這樣一個僻處西陲、文化落后、民風蠻悍、土地遼闊的國家施行變法，談何容易! 且欲行之法深入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廣泛涉及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欲變法成功，關鍵在于克服阻力，使法令落到實處，而法令的落實，則需要強勁的執行力。對此，商鞅有清醒的認識。為樹立法令的權威，馴養民眾令行禁止的性格，在變法之初，商鞅策劃了一場“徙木賞金”的好戲，通過一賞一罰、一軟一硬兩手策略，使秦人皆知法令之威，變法得以順利推行。史載十年后，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秦人皆“勇于公戰，怯于私斗，鄉邑大治”。如此描述當然不免夸張，但將變法的側重點和主要效果描述得大致不差。

縱觀商鞅變法，其核心著眼點主要有二：崇君權、促耕戰。核心明確，然牽涉太廣，觸動頗深。秦國自被周平王封為諸侯“始國”起，就居于西土，與戎雜居，積數百年，民風頗染戎俗。孝公之前數世，君多短祚，王政擾攘，秦國干弱枝強，故商鞅變法有其內在的理路。其中，軍功爵制意義重大。軍功爵制的核心內容是憑軍功定官爵，即將享受政治利益的標準定于一尊，除軍功外無他。其意義除了鼓勵耕戰外，更重要在于廢除了以血統為標準的世卿世祿制，貴族同樣要憑軍功享受政治利益，這就瓦解了世代傳繼的舊貴族體系。與此配套，聚鄉邑為縣，國家直接派官治理，瓦解貴族對采邑的統治權，摧毀了貴族實際的權力基礎，更將權柄收歸秦君，強干弱枝。以此為核心和突破口，開阡陌封疆，統一度量衡和稅制，重農抑商，再以什伍連坐制強化基層政權，保證法令的深入貫徹。太史公對于變法內容是撮要敘述，其實變法令并非朝夕間持續頒布施行。有學者指出，變法令是商鞅在相秦的二十年中逐次實施的。變法令具體的施行順序已不可考，不過其核心至為明確。經過商鞅的苦心經營、精心擘畫，變法使秦人戮力耕戰、一聽于上，秦國由此被改造成了一部高效的“戰爭機器”。從此，秦對東方六國蠶食鯨吞，僅一百多年便一統天下。

商鞅深富謀略，其變法規劃自有理路，故商鞅變法的成功應是歷史偶然之中的必然吧。對于任何變革而言，擘畫正確誠然是首要因素，然而更當矚目之處，則還在于能將改革真正落到實處。無論法令的具體制定，還是遭遇阻力時的相應對策，商鞅對此都有極為清醒的認識和細密周全的謀劃。當然，商鞅“刻薄”、“少恩”的鐵腕政策不必學步，其執著變革、勇于變法的魄力和善于改革的謀略則頗資參考，這應該也是任何改革真正能卓有成效的必要條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