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偉大的史學家為自己作傳·太史公自序》鑒賞

導語：

雖然司馬遷說，從孔子往后五百年應該有“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的人，并試圖撰寫《史記》當此重任，但實際上《史記》成書是有其特殊歷史原因的。

司馬遷父子生活在一個需要總結歷史的時代——當經歷了漢代一百年的興盛后，政治和社會都發生了非常重大的變革，制定律令有蕭何，軍法有韓信，章程有張蒼，禮儀有叔孫通，此外曹參舉薦蓋公談論道家思想，賈誼和晁錯彰明法家，公孫弘推崇儒家，這樣的形勢下唯有執掌史籍的司馬氏還沒有作為，若如此后世將無法了解其中的經驗得失。

司馬氏歷來職掌天文和歷史，尤其是提出《史記》設想的是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這讓司馬遷更認為記述歷史是他家族的責任。司馬遷在《自序》中記述了父親太史公司馬談的學術背景，以及他對六家要旨的見解，表明只有像司馬氏如此的博學，才能夠承擔撰寫這樣一部“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的卷帙浩繁的歷史著作。

當然，這部史書最為重要之處是“成一家之言”，這是光有博學所不能為之的。《自序》雖為《史記》的最后一篇，卻是整部史書提綱挈領的文字，因此我們大可以移到開頭先來讀一讀。我們需要記住：正是因為司馬遷父子的天才和智慧，才使《史記》成為一部有立場、有態度的歷史著作。

選文：

……

(司馬)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①。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②江、淮，上^③會稽，探^④禹穴，窺^⑤九疑，浮^⑥于沅、湘;北涉^⑦汶、泗，講業^⑧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⑨鄒、嶧;戹困^⑩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于是遷仕⁽¹¹⁾為郎中，奉使⁽¹²⁾西征巴、蜀以南，南略⁽¹³⁾邛、笮、昆明，還報命。

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¹⁴⁾事⁽¹⁵⁾，故發憤⁽¹⁶⁾且卒。而子遷適⁽¹⁷⁾使反⁽¹⁸⁾，見父于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¹⁹⁾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²⁰⁾顯功名于虞夏，典⁽²¹⁾天官事。后世中衰，絕于予乎? 汝復為太史，則續⁽²²⁾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 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²³⁾歌⁽²⁴⁾文武之德，宣⁽²⁵⁾周邵之風，達⁽²⁶⁾太王王季之思慮，爰⁽²⁷⁾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后，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²⁸⁾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余歲，而諸侯相兼⁽²⁹⁾，史記⁽³⁰⁾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³¹⁾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³²⁾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³³⁾，請悉⁽³⁴⁾論先人所次⁽³⁵⁾舊聞，弗敢闕⁽³⁶⁾。”

……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³⁷⁾明世，正⁽³⁸⁾《易傳》，繼《春秋》，本⁽³⁹⁾《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讓⁽⁴⁰⁾焉。”

……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⁴¹⁾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⁴²⁾。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⁴³⁾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⁴⁴⁾?”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⁴⁵⁾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⁴⁶⁾，《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⁴⁷⁾，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⁴⁸⁾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⁴⁹⁾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⁵⁰⁾，澤流罔極⁽⁵¹⁾，海外殊⁽⁵²⁾俗，重譯款塞⁽⁵³⁾，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圣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圣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⁵⁴⁾其官，廢明圣盛德不載，滅⁽⁵⁵⁾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⁵⁶⁾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⁵⁷⁾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謬矣。”

于是論⁽⁵⁸⁾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⁵⁹⁾于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 是余之罪也夫! 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⁶⁰⁾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⁶¹⁾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⁶²⁾《周易》;孔子戹⁽⁶³⁾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⁶⁴⁾有《國語》;孫子臏⁽⁶⁵⁾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⁶⁶⁾，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于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⁶⁷⁾止，自黃帝始。

……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廢，秦撥⁽⁶⁸⁾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于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⁶⁹⁾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⁷⁰⁾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⁷¹⁾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⁷²⁾，而賈生、晁錯明⁽⁷³⁾申、商，公孫弘以儒顯⁽⁷⁴⁾，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⁷⁵⁾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⁷⁶⁾其職。曰：“于戲! 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于唐虞，至于周，復典⁽⁷⁷⁾之，故司馬氏世主⁽⁷⁸⁾天官。至于余乎，欽⁽⁷⁹⁾念哉! 欽念哉!”罔羅⁽⁸⁰⁾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⁸¹⁾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⁸²⁾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并⁽⁸³⁾時異世，年差⁽⁸⁴⁾不明，作十表。禮樂損⁽⁸⁵⁾益⁽⁸⁶⁾，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⁸⁷⁾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⁸⁸⁾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⁸⁹⁾，不令己失時，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⁹⁰⁾在京師，俟后世圣人君子。第七十。

太史公曰：余述⁽⁹¹⁾歷⁽⁹²⁾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⁹³⁾，百三十篇。

〔注釋〕 ①陽：山的南面或水的北面。②游：游歷。③上：前往。④探：探測。⑤窺：觀察。⑥浮：乘船航行。⑦涉：渡水。⑧講業：講習儒家的學業。⑨鄉射：在地方(參加)射禮。⑩戹困：遭遇困苦。(11)仕：做官。(12)使：出使。(13)略：視察。(14)從：跟隨。(15)事：幫助。(16)發憤：煩悶。(17)適：恰好。(18)反：通“返”。(19)先：祖先。(20)嘗：曾經。(21)典：主管。(22)續：繼承。(23)論：講述。(24)歌：贊頌。(25)宣：發揚。(26)達：通曉。(27)爰：通“援”，援引。(28)則：遵循。(29)兼：兼并。(30)史記：史書。(31)廢：荒廢。(32)念：記住。(33)敏：聰明。(34) 悉：全、都。(35)次：編訂。(36)闕：遺漏。(37)紹：接續。(38)正：修訂。(39)本：根據。(40)讓：推辭。(41)垂：留傳。(42)法：準則。(43)序：按次序排列。(44)明：闡明。(45)至：極致。(46)盛：興盛。(47)隆：繁榮。(48)推：推崇。(49)刺譏：諷刺。(50)穆清：上天。(51)罔極：無邊無際。(52)殊：不同。(53)款塞：叩塞門。(54)掌：掌管。(55)滅：除盡。(56)墮：毀棄。(57)作：創作。(58)論：講述。(59)幽：囚禁。(60)惟：思考。(61)遂：完成。(62)演：推演。(63)戹：(使)困窘。(64)厥：乃。(65)臏：古代的一種刑罰，即剔去膝蓋骨。(66)郁結：思慮積于內心。(67)麟：漢武帝獲麟之事。(68)撥：廢棄。(69)申：陳述。(70)文學：禮樂教化。(71) 間：不時地。(72)黃老：無為而治。(73)明：闡明。(74)顯：顯揚。(75)靡：沒有。(76)纂：通“纘”，繼承。(77)典：掌管。(78)主：主管。(79)欽：恭敬。(80)罔羅：即“網羅”。(81)原：推究。(82)考：查核。(83)并：相同。(84)差：差別。(85)損：減少。(86)益：增加。(87)承：抵制。(88)拂：通“弼”，匡正。(89)俶儻：同“倜儻”，不拘小節。(90)副：副本。(91)述：記敘。(92)歷：經過。(93)訖：完畢。

鑒賞：

《太史公自序》是對洋洋灑灑逾五十二萬字《史記》的總結。這篇文章作于《史記》成稿之后，然而閱讀《史記》，卻可以將這篇文字提到開頭，因為《自序》里有司馬遷的自傳，講述了《史記》的撰寫緣由;同時這也是《史記》提綱挈領的文字。

司馬遷有著驕傲的身世，他繼承父親司馬談的事業，擔任漢朝的太史公一職。在中國古代，史官地位相當高，司馬遷在追溯史官傳統時，首先提到顓頊時期“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這是承擔天地交流重任的職位。隨著時代的發展，歷史的功用從溝通天人，逐漸轉變到了人事方面。所謂“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就是指闡明歷史的治國得失，辨正人倫綱紀。于是，歷史的智慧和現實價值得以體現，這也是后來歷代以史為師、以古為鑒觀念的形成根源。

司馬遷立志撰寫史書，很大程度由于他父親的緣故。司馬談的未竟事業，是由于歷經秦朝一統天下的大變革，繼而目睹諸多“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取代秦朝的統治后，所以試圖將這段轟轟烈烈的歷史記載下來。否則，不能不說是史官的失職。在司馬氏父子看來，春秋時期王道缺失，禮樂荒廢，孔子修訂《春秋》，起到“亂臣賊子懼”的效果，這是史官的職責和價值的體現。因此司馬遷續修歷史，自比孔子，稱“小子何敢讓焉”，即自己不敢謙讓的意思，讓后來的揚雄和孫盛等人感覺他好像有點不自量力。其實這正體現出司馬遷的歷史責任感，即便遭到如“李陵之禍，幽于縲紲”的困境，也終于發憤完成著述，以垂后世。

歷史的智慧，在于博古通今，這在司馬遷身上表現得極為明顯。博古，不只是全面了解過去，還要加以總結提煉。《史記》篇幅不過百三十篇，要在這有限的篇幅里涵蓋上古三代直至漢代兩千多年的歷史，并非易事，必須要有宏大的歷史觀。司馬遷采用的體例，源于先秦古書，同時加以改造。《本紀》用以構建歷史框架，《表》用以梳理時代脈絡，這都還不算難事。但是能夠慧眼獨具，選取立足于“天人之際，承敝通變”的八《書》，從《禮》、《樂》到《河渠》、《平準》，由古及今，經濟文化方面均有涉及。這就殊為難得。最為可貴的是《世家》和《列傳》，要在蔚為壯觀的古人名錄中挑選出幾百名幸運兒，而憑著《史記》，這幾百人的事跡便從此刻入汗青。司馬遷擬定《世家》的入選標準是“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而孔子儼然在列;《列傳》的入選標準是“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于天下”，諸如刺客、循吏、游俠、滑稽之類，也無一漏過。博古，而后能夠恰當地臧否人物，凝練教訓，一則則看似簡短卻一語中的的“太史公曰”才是司馬遷史學功力的真正體現。

至于通今，則是歷史的又一智慧。如果只是搜羅材料，編撰遠古的歷史，那還較容易做到。司馬氏父子所做的卻不止于此，而是有更為宏大的構想。可是敘述秦漢時期的歷史變局，甚至一旦觸及到作者生活的時代，那就免不了與當前的思想文化產生沖突。兩千年前的司馬遷同樣面臨著如何撰寫當代史這一問題，他不得不借用與上大夫壺遂的一席對話，來表明自己的立場。司馬遷自稱撰寫《史記》，是為了避免“廢明圣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的尷尬，既然帝王是圣明的，臣子是賢良的，那么為何不該記載下來流芳百世呢?雖然司馬遷再三強調他與孔子為了“撥亂世反之正”而編纂《春秋》的動機不同，但是任何明眼人都能看出，既然司馬遷以孔子的繼承人自居，那么史學家的歷史責任感和求真的歷史精神也是理所當然地被繼承的了，所以也就勿要責怪他秉筆直書了。這雖是司馬遷的障眼法，卻也是歷史學者的無奈。

孔子卒后五百年里，列國的史官雖然一直在勤奮地記載歷史，但是沒人有能力跨越時空地審視歷史。司馬遷做到了，他也開啟了后世紀傳體史書的修史傳統。可是，作為“二十四史”中涵蓋歷史時代最長的一部史書，雖然司馬遷博古的史學才能被后世史學家完整地承繼了，然而通今的歷史精神卻不是人人可以達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