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之區域學術精神與詩文風貌·晚期吳中:精神叛逆與詩道性情

元代晚期，在今蘇州一帶的吳地，形成了一個有影響的區域文人群體。他們由兩部分人組成，即以高啟等 “北郭十友”為代表的元末吳中詩派詩人群體和以楊維楨、顧瑛為代表的玉山草堂詩人群體。在整個吳地文人中，影響最大的是由浙東入吳的楊維楨。吳地文人群體在思想上叛逆傳統，文學上以 “詩本情性” 為倡導，以充分張揚個性為精神內涵，以怪艷奇崛為風格特征，早期多寫古樂府辭，也寫了不少竹枝詞，其后又寫香艷體詩，詩酒酬唱。吳中文人在精神取向和文學主張上，都與自覺維護理學道統并自覺以道學為政治服務的婺中文人集團形成鮮明對比。于是元代晚期學術與詩文，表現為吳中與婺中的對立。

從學術思想的遠源說，吳中文人群體雖形成于吳地，但其領袖人物楊維楨卻是浙東南人。要認識吳中文人群體，卻要先認識浙東南一帶的文化精神。這種文化精神可以概括為志高才高，追求事功，獨立不阿，氣盛聲宏，張揚個性，表現自我，不受羈束，被人視為狂怪。這種文化精神在宋元之際曾有充分表現，在元中期被抑止，在元代后期的社會環境中又迸發出來。這種文化精神的淵源應追溯到宋代的陳亮等人。

浙東南一帶，在宋代的永康和永嘉出現了薛季宣、陳亮、葉適等極有影響的事功學派的代表人物。他們時代相先后，居地相毗鄰，主張相接近，其為人為學與學文，對當地的文化精神影響深遠。《宋史·陳亮傳》載，陳亮為恢復大業，反復上疏，直言儻論，不顧權貴的側目與切齒。而當皇帝為其言所動而“欲官之”時，陳亮的表現異于常人：

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 ”亟渡江而歸，日落泊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為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嘗為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慊之。即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笞掠亮無完膚。誣服為不軌。事聞，孝宗知為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 ”劃其牘于地，亮遂得免。

他曾先后三次入獄，不改其志，“在廷交怒，以為狂怪”。元末明初婺中文人宋濂在他的《秦士錄》(《宋學士全集》卷二八)中，塑造了狂而有志有才的鄧弼，形象而生動地表現了這種精神。說明這種精神在元末仍有很大影響，也說明人們在呼喚這種精神。

楊維楨詩歌中表現出來的精神，正是這種人文精神的繼承和變異。楊維楨是他們的后學，一方面在他身上充分體現著這種精神，如他前期對用世的執著，對事功的強烈追求，后期在理想破滅后的狂怪，都是這種人文精神的體現。另一方面，由于時代不同，處境不同，具體表現有異。其差別在于，陳亮雖屢遭打擊，但始終不放棄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而楊維楨在用世不得，理想破滅之后，便將社會責任拋擲一旁，到詩酒婦人中去盡情地感受自我。但僅此一點差別，就從屈原式的執著走向莊列式的曠放。當然，這種變異也不是楊維楨個人意志決定的，而是當時社會現實的反映。

吳中文人群體的另一支是以高啟等為代表的所謂 “北郭十友”，他們沒有浙東南文化精神的底蘊，呈現出與楊維楨等詩歌不同的風貌。他們的作品沒有外射的鋒芒，只想宣泄一己的喜怒哀懼愛惡欲，只表達對于精神自由的渴望。他們的精神是內斂的，不問世事，而努力發現自我，表現自我，自適自娛。“躡履厭遠游，荷鋤懶躬耕。有劍任銹澀，有書任縱橫。不肯折腰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但好覓詩句，自吟自酬賡……朝吟忘其饑，暮吟散不平。當其苦吟時，兀兀如被酲。頭發不暇櫛，家事不及營。兒啼不知憐，客至不果迎……不問龍虎苦戰斗，不管烏兔忙奔傾。向水際獨坐，林中獨行”。這是與楊維楨等不同的另一種狂怪。可以說，這反映的是當時吳地的一種文化精神。如果我們把問題簡單化，也不妨說，楊維楨等詩歌中表現的精神，就是陳亮等代表的浙東南文化精神在吳地文化精神影響下的變異。這種文化精神，其實就是東南城市經濟發展帶來的商業文化和戰亂時期文人們特殊的人生及生命體認共同作用的產物。如果我們把以陳亮等人為代表形成的浙東南文化精神看作是吳中文人群體的學術思想遠源，那么吳地文化精神就是其現實背景。

元末東南沿海地區商業經濟的發展，沖擊著傳統的儒家文化，滋生出一種以商業經濟為背景的世俗文化，它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態度、價值觀念和文化心理。古圣先賢們認為是罪惡的利與欲，被作為人生的正當要求，大張旗鼓地去追求，去頌揚。文人對于金錢和享樂的強烈欲望，以及他們人生和價值觀念的同俗，使他們走向對傳統的背叛。他們的詩歌，往往浸透了這種精神。于是肯定自我，張揚個性，和表達方式的怪怪奇奇，對“溫柔敦厚”、“中和”、“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等古圣垂訓的反叛，就成為其作品刺人眼目的特點。當時宋濂曾對這種詩文風氣給予全面的批判，我們不妨從他的批判中認識吳中詩風對傳統的背叛。他在《徐教授文集序》(《宋學士全集》卷七)中這樣說：

后之立言者，必期無背于經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此也。是故揚沙走石，飄忽奔放者，非文也;牛鬼蛇神，佹誕不經，而弗能宣通者，非文也;桑間濮上，危弦促管，徒使五音繁會而淫靡過度者，非文也;情緣憤怒，辭專譏訕，怨尤勃興，和順不足者，非文也;縱橫捭闔，飾非助邪，而務以欺人者，非文也;枯瘠苦澀，棘喉滯吻，讀之不復可句者，非文也;庾辭隱語，雜以詼諧者，非文也;事類失倫，序例弗謹，黃鐘與瓦釜并陳，春秾與秋枯并出，雜亂無章，刺瞇人目者，非文也;臭腐蹋茸，厭厭不振，如下里衣裳不中程度者，非文也。如斯之類，不能遍舉也。

宋濂對這種反叛傳統的東西深惡痛絕，說它“輕儇淺躁，殆類閭閻小人聚習雅談而雜以褻語。每一見之，輒閉目弗之視。詩而至于使人弗之視，則其世道之甚下也為何如哉”^①。可見吳中之詩不僅是多方面的而且是嚴重的背叛傳統，從而也使我們感受到新的文化因子浸染文人、浸潤詩文后，是如何地改變著詩風文風。

吳中文人群體在元順帝時期的吳地也即平江(今蘇州)、松江一帶形成。至正十一年(1351)，東南地區烽煙四起，這里保持了暫時的安寧，在“四鄰多壘”中這里似乎仍然有著寧靜與升平。至正十六年(1356)，張士誠占據吳中，割據十年，這里似乎是大動亂大戰亂中的一塊綠洲。當地文人詩酒文會，又招來大批流寓文人。于是以顧瑛和楊維楨為首的一大批文人在顧瑛的玉山草堂雅集賦詩，游樂無虛日。以高啟為代表的“北郭十子社”也舉行著他們的宴集酬唱。但是，不管吳地當時多么升平祥和，不管他們怎樣詩酒宴樂，但那畢竟是一個風雨飄搖的年代。從外地避亂來的人，戰爭的陰影在他們的心理上是難以消除的，當地文人雖然沒有怎樣經歷戰亂，但戰爭的威脅卻像一塊巨石壓在他們心上。因此，他們的狂歡始終帶有最后晚宴的意味。對政治的徹底失望，對社會的失去信心，前景的渺茫，人生的無常，使得這些讀盡圣賢書，深受儒家正統觀念陶冶的文人們失去了常態，于是他們盡情地享受今天，盡情地發泄，盡情地尋找自我，表現自我。于是他們寫出的，都是些“不中程度”的詩歌^②。這就是吳中詩人在特殊時期、特殊的背景下形成的特殊的人生和生命體認對其詩歌的影響。

注釋

① 《許存禮樗散雜言序》,《宋學士全集》卷九。② 參考么書儀《元代文人心態》有關部分,文化藝術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