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必有輕視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風月。又必有重視外物之意，故能與花鳥共憂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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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本，“故能以奴仆命風月”，原作“清風明月，役之如奴仆”，作者自行刪改之，作“故能以奴仆命風月”。

“以奴仆命風月”，是借用杜牧《昌谷集序》“少加以理，奴仆命騷可也”一句，在這里是超然物外的意思。這一則與上一則前后聯系，都是談創作主體對于客體的態度。

詩人“輕視外物”，就是擺脫生活之欲的束縛，成為超然物外的純粹主體。生活中我們每一個人，都在具體的時間、空間及各種復雜的因果關系中，因此我們總是以功利的眼光觀察世界，向世界索取，以滿足自己的欲望。這時主體受役于意志、欲望，因此總是不自由的，是痛苦的。主體只是以“欲望之眼”認識個別事物，而不能上升到對理念的認識。這種情形下，審美觀照、藝術創作是不可能發生的。

而藝術的審美觀照則不同。此時的主體已經發生一種變化，即避開意志的挾制，拋開欲望的奴役，而成為不帶意志的主體，進入純粹的認識。這時主體認識事物，不再是考察“何處”、“何時”、“何以”、“何用”，而是“把人的全副精神能力獻給直觀，浸沉于直觀，并使全部意識為寧靜地觀審恰在眼前的自然對象所充滿”，人自失于對象之中了。這種擺脫意志的挾制，超然于對外物時空、因果關系的認識，就是王國維所謂“輕視外物”的意思，也即《紅樓夢評論》中所謂“觀者不欲，欲者不觀”，不以功利主義的眼光觀審對象，而是進入純粹的審美直觀。

所謂“又必有重視外物之意，故能與花鳥共憂樂”，是說藝術觀照中的純粹主體“也不是讓抽象的思維、理性的概念盤踞著意識”(P.249)，而是全部意識為眼前的自然對象所充滿，達到“物我如一”的境地。王國維《此君軒記》論畫竹說：“彼獨有見于其原，而直以其胸中瀟灑之致、勁直之氣，一寄之于畫，其所寫者，即其所觀;其所觀者，即其所蓄者也。物我無間，而道藝為一，與天冥合，而不知其所以然。”《二田畫庼記》說：“夫繪畫之可貴者，非以其所繪之物也，必有我焉以寄于物之中。”主體的人格境界、精神胸臆一寄于畫，而達到畫即人，人即畫的“物我無間”境界，這就是“能與花鳥共憂樂”。王國維論詩詞稱贊“詩人體物之妙，侔于造化”(《文學小言》)，贊賞詞人寫物能得物之神理，這正是“重視外物”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