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寫景《寫景逼真》原文|注釋|賞析|匯評

【依據】

此即草堂也，寫景逼真，而有風格，不同庸淺。起二句點序兼寫，有畫意。三四正寫景。五六以下推開，愈推愈闊。(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十七)

【詩例】

野老

杜甫

野老籬邊江岸回，柴門不正逐江開。

漁人網集澄潭下，賈客船隨返照來。

長路關心悲劍閣，片云何意傍琴臺?

王師未報收東郡，城闕秋生畫角哀。

【解析】

此詩作于上元元年(760年)。這時杜甫剛在成都草堂定居下來，不能不欣慰喜悅，滿懷對生活的熱戀，同時又念念不忘局勢的危迫，為叛亂尚未全部平定而憂慮。此詩上半首四句集中寫閑逸之情趣，主要借景物的幽美傳達心緒;下半首四句集中寫內心之隱憂，主要從濃重的感情反觀景物。這樣，景物前后都出現，但韻味大有差別。前四句之景歷歷如繪，細膩澄凈;后四句之景疏朗突兀，重彩濃墨。有人分析此詩時，認為前四句之景略如王國維所謂“無我之境”，達到物我兩忘的境界;后四句之景略如王國維所謂“有我之境”，浸染了詩人哀傷的感情色彩，的確很有道理。可見單從寫景來說，詩人已堪稱高手，不愧“寫景逼真”之譽。

此詩的妙處，不僅在寫景之境界“愈推愈闊”，由自家“籬邊”、“柴門”，寫到周圍的江 (長江) 景、潭 (百花潭) 景，直至括寫全城秋色“城闕秋生”之景，更在于由 “野老” 自身的歸依，想到天下的大事，悲憫時局的動蕩，透露出強烈的憂國憂民意識，胸懷也同樣 “愈推愈闊”。《昭昧詹言》原評還有一段話專論“公本色忠悃如此”云：“此在成都作，故以 ‘片云’ 自比。是時東郡尚為思明所據。上元二年，令狐彰始以滑州歸朝，東郡即滑州也。……末二句即所關心之實事也。言己在劍閣，關心東郡而悲也。”可見杜詩之有味，不惟得之于技巧之高超，更得之于思想感情之深厚。

寫景逼真的精髓在“真”，即對描寫對象做傳真寫照的描寫，既寫出其外貌的形似，又寫出其精神、氣質的神似與自然之真趣。“真”，即自然本色，莊子最早提出“法天貴真”，表現出保持人性的天然真率和對自然真美的追求。作為藝術創作原則提出的當屬南朝梁劉勰，在 《文心雕龍·情采》中提出“寫真”的要求：“為情者要約而寫真。”為抒發真情者，就要文辭簡練，描寫真實，不務虛辭矯飾。南朝畫家謝赫《論圖繪六法》提出：“應物象形”、“隨類附彩”;顧愷之講：“以形寫神”，均要求藝術對物象做形似傳神的描繪。漢魏六朝作家在追求藝術寫真，形似傳神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而至唐代達到一個新的境界。杜甫繼承、發揚了 “寫真”傳統，成為一位集大成的作家。他講： “由來意氣合，直取性情真”(《贈王二十四侍御四十韻》); “偶逢佳士亦寫真”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故獨寫真傳世人”(《天育驃騎歌》)，均是指寫人的性情之真，寫自然物象之真，寫社會人生之真。而寫社會人生之真成為杜甫寫真理論的精要和靈魂，故其寫景詠物意蘊深厚，不同庸淺，愈推愈闊，天地自大，已如前述。

元代陳繹曾《詩譜》評論陶淵明詩時講到：“情真景真、事真意真，幾于《十九首》矣，但氣差緩耳。至其工夫精密，天然無斧鑿痕跡，又有出于《十九首》之表者。盛唐諸家風韻皆出此。”清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四也講：“讀陶公詩，專取其真：事真景真，情真理真，不煩繩削而自合。謝、鮑則專事繩削，而其佳處，則在以繩削而造于真。”王壽昌《小清華園詩談》卷上則做了總結性的概括：“何謂真?曰： 自來言情之真者，無如靖節;寫景之真者，無如康樂、玄暉;紀事之真者，無如潘安仁、左太沖、顏延年。少陵則兼而有之。”可見，不論是寫景、敘事，還是寫人、抒情，“逼真”是使詩歌藝術賦有真實生命與動人魅力的神髓與關鍵，杜甫詩歌的寫真藝術便是明證。

至于明代謝榛《四溟詩話》卷三所提出的“凡作詩不宜逼真”，“妙在含糊”，則是語言、意象的含糊美與詩歌韻味的關系問題，同此條所講寫景逼真不是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