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辛詞中之狂，白石猶不失為狷，若夢窗、梅溪、玉田、草窗、中麓輩，面目不同，同歸于鄉愿而已。

【校】

手稿本，此則作：“東坡、稼軒，詞中之狂，白石，詞中之狷也。夢窗、玉田、西麓、草窗，則詞之鄉愿而已。”

《二牖軒隨錄》選入此則，作：“東坡、稼軒，詞中之狂，白石，詞中之狷。若梅溪、夢窗、草窗、玉田、西麓、竹山之詞，則鄉愿而已。”“中麓”作“西麓”。南宋詞人陳允平號“西麓”，故可從。



這一則是借用孔子的人品論來品評宋詞人，王國維特別貶抑所不喜愛的南宋諸家。

《論語·子路》：“子曰： 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中行”，中道之人，王國維心目中的詞壇“中行”是誰呢?雖然這里沒有說，但聯系前后相關論述來看，主要是李煜、馮延巳、晏殊、歐陽修、秦觀等五代北宋詞人。將蘇軾、辛棄疾品評為詞中之“狂”，尚未得“中道”，顯然認為蘇辛二人不足為詞壇正宗，這還是受到傳統詞學視蘇辛詞為“變調”的影響。“狂者進取”，蘇辛二人詞不同流俗，本于性情，自出胸臆，別具一格，正是“狂”者品格。姜夔詞不作浮華富貴語，不寫淫靡卑俗事，清空雅正，如“藐姑冰雪”，算得上是“有所不為”的“狷”士。

吳文英(號夢窗)、史達祖(號梅溪)、張炎(號玉田)、周密(號草窗)、陳允平(號西麓)等南宋詞人，王國維說，雖然面目不同，但是“同歸于鄉愿而已”。所謂“鄉愿”，《論語·陽貨》：“子曰： 鄉原，德之賊也。”原，同“愿”。朱熹《論語集注》說：“鄉愿，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污，以媚于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王國維這里就取“同流合污以媚于世”的意思，品評吳文英、史達祖等南宋詞人品格之卑下，乃至詞品也不高。

王國維論文藝非常重視人品，除了我們前面引述他對高尚偉大人品的稱賞外，對于卑污庸俗的人品，他也多次予以唾棄。在《樂庵寫書圖序》中他說：



且今之世，又不能與昔比，苕華其黃，瞻烏靡止，世之號為才智者，皆顓顓焉為朝夕之計，茍可以博一眴之高名厚利者，雖禍其身，若其子孫，若天下后世，而無所顧藉。其謹愿者，則率為原伯之茍、趙孟之偷，其于身家之利害猶如此，況于身外之物、不急之務，其肯摩歲月、敝精神以為之也哉?



《待時軒仿古珍印譜序》中，王國維又說：



一藝之微，風俗之盛衰見焉。今之攻藝術者，其心偷，其力弱，其氣虛㤭而不定，其為人也多，而其自為也少。



這里所謂的愚蠢地為朝夕之計、一時名利而蠅營狗茍，對于身家性命乃至天下后世毫無顧忌，心偷力弱，無定志、無定見，無是非，都是鄉愿的特征。王國維批評南宋諸詞人為“鄉愿”，也就是說他們的詞，沒有主體精神人格作基礎，沒有詞人心靈生氣的灌注，而僅僅于外在辭藻、典故、音律方面追求奇巧，故而稱不上是真正的文學。樊志厚《人間詞乙稿序》說：“及夢窗、玉田出，并不求諸氣體，而唯文字之是務，于是詞之道熄矣。”值得與這一則聯系起來看。詩詞要植根于主體的人格精神、胸襟懷抱。“不求諸氣體，而唯文字之是務”，就是無定見、無是非的“鄉愿”。

清人學南宋，一般是就詞體技巧的精湛、風格的雅正而言的，很少觸及到人格。雖然也有人認識到南宋詞的弊端，如宋尚木就說過：“詞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敝。”但敝在何處?各家認識不同。在王國維看來，這個“敝”，最根本的原因是人格精神的缺失、主體精氣的疲弱。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說：



兩宋詞各有盛衰，北宋盛于文士，而衰于樂工。南宋盛于樂工，而衰于文士。



意思是說，北宋詞或許音律不修，不夠調正腔圓，但都是“士大夫之詞”，具有文人的生命精神;南宋詞在音律上鍛造精工，但是文士的主體精神衰敝了。詞體日益精工，而精神卻日益淪落。周濟此論對王國維或許也有一定的影響。

當然，以人品來論定詞品，是有一定片面性的。南宋詞人，正如王國維所說“面目不同”，各有特色，衰亂危亡的時代在他們的詞中也烙下了印跡，他們在詞體的藝術探索上盡管各有其弊，也各有其得，并且對于清代詞學理論和創作發生了較大的影響。像王國維這樣一概否定，不是客觀中正的批評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