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墓碑記

張溥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義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賢士大夫請于當道，即除魏閹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為。嗚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為時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眾矣；況草野之無聞者歟？獨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為士先者，為之聲義，斂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緹騎按劍而前，問“誰為哀者？”眾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厲聲以呵，則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吳民之亂請于朝，按誅五人，曰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而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脰而函之，卒與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為五人也。

嗟夫！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于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矯詔紛出，鉤黨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于猝發，待圣人之出而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于遠近，而又有剪發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于朝廷，贈謚美顯，榮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于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故予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為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賢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也。

這是一篇寫得很精粹的碑文。

明熹宗天啟七年(1267)，蘇州發生了一場市民反抗魏忠賢閹黨集團暴政的斗爭，這是一場聲勢浩大的政治斗爭。起因是告假家居的東林黨人周順昌被江南巡撫毛一鷺誣告，遭到逮捕。三月十八日，蘇州民眾聚集，群情激憤。“眾聞順昌將就監車，傾城而赴，執香煙漲蔽天，冤號聲聞數十里”，終于與緹騎發生沖突，當場打死緹騎一人，并沖入毛一鷺巡撫大堂，毛躲進廁所得免。事后，毛一鷺大肆逮捕無辜，市民首領顏佩韋等五人，為保護民眾免遭殺戮，挺身而出，慷慨就義。后來，明思宗即位，魏忠賢被誅，周順昌等始得以昭雪。蘇州人民感念五人義行，將五人合葬于蘇州虎丘山塘，張溥便寫了這篇碑文來紀念顏佩韋等五義人。

明末清初戲曲作家李玉曾據此寫成傳奇《清忠譜》，影響頗大。表面上看，“五人義”事件的直接導火線是周順昌的被捕，實際上這場市民運動有著深刻的社會政治原因。晚明政治異常黑暗，以魏忠賢為代表的大官僚地主集團，在對人民進行殘酷剝削和暴力鎮壓的同時，也加強了對中小地主、工商業主及其利益的代表——東林黨人的壓迫。朝廷黨爭劇烈，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也日益尖銳。明王朝與市民階層的矛盾因苛捐雜稅而起，愈演愈烈。天啟四年(1624)，蘇州發生罷織事件，魏黨把“煽動”的罪行強加在東林黨人周順昌身上，遂使東林黨人和市民階層聯合起來，終于激變為“五人義”事件。

這篇文章寫得十分精煉，內容相當充實，不僅真實地記述了事件始末，而且對五人見義勇為、寧死不屈的斗爭作了熱情的歌頌和高度的評價。第一自然段寫的是造墓立碑之緣起，以“嗚呼，亦盛矣哉”的感嘆句，開篇即明確表達了對五義人的追懷和景仰。第二、三兩個自然段，是追述事件的經過。作者夾敘夾議，把抒情和議論有機地結合起來，行文干凈利落，遣詞用語生動準確。如“緹騎按劍而前，問‘誰為哀者？’眾不能堪，抶而仆之。”如此一場聲勢浩大的事件，作者寫來從容不迫，避免大段鋪排，文字雖簡約，卻生動傳神。“按劍而前”，“抶而仆之”，一寫鎮壓者的仗勢逞威，一寫群眾的忍無可忍，惜墨如金，極為工妙。作者還用對比和反襯的手法，議論風生，洋溢著對五人無比崇敬的情感：“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眾矣；況草野之無聞者歟？獨五人之皦皦，何也？”這段文字連發問語，卻不作回答，然答案非常明確。第三、四自然段中又以縉紳“而能不易其志”，高爵顯位的“辱人賤行”與“五人之皦皦”作對比、映襯，引發出作者的生死觀，這是文章的主旨。第四自然段以議論為主，是全篇的總結和概括，結以“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重于社禝也”。這個結論，實為文章之主題。總其全篇，敘述描寫也好，議論抒情也罷，都是緊緊圍繞著對生死的看法問題的。二、三、四自然段開端都以此起，二、四明顯得很，以議論生死意義而歌頌五人之死重于泰山，第三段開頭看是敘述、描寫，實際上作者溶入了深沉的感情色彩。“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這無疑是夸張的，然而作者的愛憎、褒貶盡在其中了。凜然正氣，視死如歸，五人之義感人肺腑。

從結構層次上看，這篇文章寫得嚴謹、明晰，但又不板滯。轉換過渡、預伏照應都既細密又靈活，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轉換過渡處文勢變幻的自然巧妙，或以發語詞“夫”字轉，或以轉折詞“然”字起，都自如靈活，使文勢既有變化，又能使全篇渾然一體。且看第四自然段的結尾處：“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于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一個“不然”，文勢逆轉，設問加感嘆的語氣，更顯五人精神之可貴，“不然”二字下得極巧，足見作者古文功力。這段文字在用意和寫法上都受到韓愈《柳子厚墓志銘》的影響。韓文有“使子厚在臺省時……”一段，以“孰得孰失，必有辨之者”作結，其用意與本文末段相仿佛。不過作者用得自然巧妙，令人不覺。全文五段，首尾二段十分簡約，一寫緣起，一列立碑者姓名，乃碑記文之慣例。中間三段為文章之主體，轉換處用“夫”、“然”、“由是觀之”，使文氣不斷，有一氣呵成之妙。文章避免了歷史事實的平鋪直敘，而只是選擇了“丁卯三月之望”事件發起、五人當刑之大義凜然等幾個最富于表現力的場面，加上抒情議論，構織得十分完美。

最后，我們來看看這篇文章的語言藝術。文中大量使用設問、感嘆句式，加強了文章的感染力量。如“嗚呼，亦盛矣哉”，“獨五人之皦皦，何也”，“蹈死不顧，亦曷故哉”，“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等等。這些問句和感嘆，用得雖多，卻不顯得累贅和重復，原因是每處所用承上下文不同，語氣也有異。問句中有正面設問，也有反詰式的；感嘆中有熱烈贊揚的，也有發人深思的；有的似問又似嘆，需要在閱讀欣賞中細心體會和反復揣摩。有些描寫性的語言，很富于動作性，有很強的造型力。讀后給人印象很深，如“緹騎按劍”，“抶而仆之”，又如“吳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厲聲以呵，則噪而相逐”。文中還有些語言近似警句，令人醒神，諸如“非常之謀，難于猝發”，“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