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第二十八》什么意思|賞析|翻譯

貞觀初，太宗謂監(jiān)修國史房玄齡曰：“比見前、后《漢史》載錄楊雄《甘泉》、《羽獵》，司馬相如《子虛》、《上林》，班固《兩都》等賦，此既文體浮華，無益勸誡，何假書之史策?其有上書論事，詞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從與不從皆須備載?！?/p>

貞觀十一年，著作佐郎鄧隆表請編次太宗文章為集。太宗謂曰：“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則書之，足為不朽。若事不師古，亂政害物，雖有詞藻，終貽后代笑，非所須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陳后主、隋煬帝，亦大有文集，而所為多不法，宗社皆須臾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許。

貞觀十三年，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問曰：“卿比知起居，書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觀見否?朕欲見此注記者，將卻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畢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碧谠唬骸半抻胁簧疲浔赜浺?”遂良曰：“臣聞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dāng)載筆，何不書之?！秉S門侍郎劉洎進曰：“人君有過失，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設(shè)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p>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每觀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規(guī)誡。不知自古當(dāng)代國史，何因不令帝王親見之?”對曰：“國史既善惡必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止應(yīng)畏有忤旨，故不得見也?！碧谠唬骸半抟馐獠煌湃?。今欲自看國史者，蓋有善事，固不須論;若有不善，亦欲以為鑒誡，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錄進來?！毙g等遂刪略國史為編年體，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表上之。太宗見六月四日事，語多微文，乃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民耳。史官執(zhí)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笔讨形横缱嘣唬骸俺悸勅酥魑痪幼饦O，無所忌憚，惟有國史，用為懲惡勸善，書不以實，后嗣何觀?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辭，雅合至公之道?！?/p>

〔注釋〕①楊雄：又作揚雄，字子云，成都人，漢代文學(xué)家。漢成帝時從帝自甘泉還，奏《甘泉賦》以諷;后從帝羽獵，作《羽獵賦》以諷。 ②司馬相如：漢文學(xué)家，成都人。撰《子虛賦》，漢武帝讀而善之;又撰《上林賦》，其卒章歸之于節(jié)儉，有諷諫之意。 ③班固：字孟堅，陜西扶風(fēng)安陵(今陜西咸陽東北)人，東漢史學(xué)家、文學(xué)家。歷二十余年修成《漢書》，又善作賦，成《西都賦》、《東都賦》，合稱《兩都賦》。 ④史策：即史冊。 ⑤鄧隆：即鄧世隆，避唐太宗諱，除“世”字。歷任修史學(xué)士、著作佐郎、著作郎等職。據(jù)《資治通鑒》載，其上疏請編御集之事在貞觀十二年(638年)。 ⑥編次：按次序編排起來。 ⑦制事出令：制定政策、下達(dá)詔令。 ⑧梁武帝父子：南朝梁武帝蕭衍及昭明太子蕭統(tǒng)。蕭統(tǒng)曾召集文學(xué)之士，撰集《文選》30卷。 ⑨陳后主：名叔寶，南朝陳朝末代皇帝。在位時多與狎客賦詩，如《玉樹后庭花》之類。陳被隋滅后，封長城公。 ⑩事：從事，寫作。 知起居注：唐朝史官名，負(fù)責(zé)記錄皇帝的言行。起居注，記載君王言行的史書。 比：近來。 卻觀：再看一看。 左、右史：《禮記》載：“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畢：全，都。 庶幾：希望，但愿。 躬自：親自。 載筆：從事記錄。載，從事。 癉：憎恨，抨擊。 六月四日事：指武德九年(626年)，六月丁巳，秦王李世民在玄武門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 微文：意思含蓄，不明白講出來。 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春秋時魯莊公有三弟，慶父、叔牙、季友。莊公想立兒子班為嗣君，故意問叔牙誰可繼承爵位，叔牙說：“慶父可立。”莊公恨他，又問季友，季友請求立班為嗣君。于是季友就秉承莊公的意思，叫人用毒酒藥死叔牙。 雅合：正好相合，真正符合。

【鑒賞】本篇內(nèi)容主要記載了太宗對編撰文集、史書及“實錄”內(nèi)容的一些看法及行為。

唐太宗曾言：“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任賢》)重視以史為鑒是貞觀之治盛世出現(xiàn)的原因之一，也是執(zhí)政理念的一個顯著特點?！坝[前王之得失，為在身之龜鏡”(《冊府元龜》卷五五四《國史部·恩獎》)，正因為此，貞觀時期非常重視修史，成果空前輝煌。25部正史中，有8部出自這一時期，其中6部即《晉書》、《北齊書》、《周書》、《梁書》、《陳書》、《隋書》，都是唐太宗詔令史官撰修而成。(《南史》、《北史》由李延壽父子私家修撰)貞觀三年(629年)，太宗“令德棻與秘書郎岑文本修周史，中書舍人李百藥修齊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陳史，秘書監(jiān)魏徵修隋史，與尚書左仆射房玄齡總監(jiān)諸代史”(《舊唐書》卷七十三)。從分工來看，宰相房玄齡是總監(jiān)修，而魏徵以秘書監(jiān)“總知其務(wù)”，“凡有贊論，徵多預(yù)焉”(《史通·外篇卷十二》)。除《隋書》緒論外，《北齊書》、《梁書》、《陳書》的總論部分，由魏徵撰寫。唐太宗還專門成立史館，直屬于宰相機關(guān)的門下省，使其取代秘書省著作局的修史之職。正式設(shè)立史館，是對歷代官方修史形式的制度化。從這一時期始，由國家設(shè)館修史、宰相監(jiān)修國史成為歷代沿襲的定制。貞觀十七年(643年)，唐太宗詔令褚遂良監(jiān)修《五代史志》，此書直至高宗顯慶元年(656年)方成，具有很高的學(xué)術(shù)價值，成為正史中書志編纂的里程碑。貞觀二十年(646年)，唐太宗又下令重修《晉書》，史館人員廣泛參與修撰，歷時兩年多成書。此外，本朝歷史的編纂亦為唐太宗所重視。

唐太宗重史，重在從中吸取執(zhí)政的經(jīng)驗教訓(xùn)。反對在史書中收錄辭藻華麗卻無益于勸誡的文章，是他這一觀點的體現(xiàn)。太宗提到的《漢書》、《后漢書》中的幾篇文章，均為兩漢時期著名辭賦家的代表作。揚雄《甘泉賦》描寫了甘泉宮的氣勢，《羽獵賦》描寫帝王盛大的打獵場面;司馬相如《子虛賦》、《上林賦》，都是用鋪張揚厲的手法表現(xiàn)帝王宮苑之大，游獵之壯觀;班固《兩都賦》描寫東都洛陽和西都長安的壯觀景色，頌揚東漢帝王。太宗讀后，覺得文章雖美，但內(nèi)容浮華，無益于勸誡，何必寫在史書上面。他把這一觀點告訴房玄齡，意在對修史工作作出指導(dǎo)：史書收錄文章要以有益于教化為標(biāo)準(zhǔn)。依此標(biāo)準(zhǔn)，當(dāng)今上書論事者，只要詞理切直，有裨益于政治的，不論是否被采納，都應(yīng)完備記錄下來。

重視實際，在唐太宗拒絕為自己編輯文集一事上也得到清晰反映。唐太宗文武雙全，非為一介武夫。在文的方面，他喜愛書法、擅長辭賦。但他認(rèn)為自己作為“人主”，“事文章”非職責(zé)所在。若制定的政策、下達(dá)的詔令有益于世人，史書上必會載錄，足以流傳后世;反之，若政策詔令危害國家百姓，雖有辭賦出眾的文章，只會成為子孫后代的笑柄。如此看來，編輯自己的文集沒有絲毫益處。自魏晉南北朝以來，文學(xué)發(fā)達(dá)，文士輩出，文集的編輯蔚然成風(fēng)，很多皇帝受到影響，如唐太宗提到的梁武帝父子、陳后主和隋煬帝即染上此風(fēng)。南北朝時期的梁武帝父子，史稱“一門能文”、“人人有集”。尤其8個兒子中的3個和梁武帝并稱“四蕭”，在文學(xué)史上如“三曹”、“二主”一樣享有盛名。梁武帝蕭衍博學(xué)多才，著述豐富，其中自己的文集就有兵法、詩賦、雜文等各種，明代張溥稱贊其“藝能博學(xué)，人君罕有”(《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注·梁武帝集》)。昭明太子蕭統(tǒng)，短短一生也編有多種文集，除自己的文集20卷外，其編撰的《陶淵明集》8卷、《文選》30卷在中國文學(xué)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義?，F(xiàn)存《昭明太子集》五卷為明人輯錄而成。簡文帝蕭綱、梁元帝蕭繹亦均有諸多文集傳世。但蕭氏父子不事朝政，導(dǎo)致侯景之亂，政權(quán)為他人所奪。號稱“二主”之一的陳后主，為南北朝時代陳國皇帝。其熱衷詩文，不理朝政，后國家為隋軍所滅，自己也做了亡國奴。陳后主著有文集50卷行于世(《隋書志》作39卷，此從《兩唐書志》)。《隋書·煬帝紀(jì)》說隋煬帝“好學(xué)，善屬文”?！端鍟そ?jīng)籍志》著錄《煬帝集》55卷，《新唐書·藝文志》著錄《隋煬帝集》30卷，但此二本今已佚失。今所傳《隋煬帝集》8卷為明人輯錄。后人對其詩歌的評價甚高，甚至視其為隋朝的文壇領(lǐng)袖。唐太宗總結(jié)：此三人均擅長辭賦且都有文集傳世，但政權(quán)并不能因此長久，反而由于行為不端而很快覆亡。因此須得引以為戒，不允許臣下編撰自己的文集。

后兩則內(nèi)容，是有關(guān)當(dāng)朝歷史的編撰。貞觀年間的當(dāng)代史，主要有三種形式：國史、實錄、起居注。起居注是“錄天子法度”的一種編年體史書，以年時月日為序記事。作為記錄天子言行法令的第一手原始資料，起居注是編修實錄的重要依據(jù)。最早的起居注，是漢武帝時的《禁中起居注》。東漢明帝時，也有《明帝起居注》，但多為宮廷內(nèi)部自行編撰，往往由有文才的后妃擔(dān)任(如明帝時的馬皇后)，名為女史。至魏晉南北朝時期，皇帝身邊始設(shè)專職與專人負(fù)責(zé)編撰。隋代在內(nèi)史省設(shè)起居舍人。唐初除在中書省設(shè)起居舍人兩名外，又于門下省設(shè)起居郎兩名，共同記錄皇帝每日言行。天子御殿，起居郎居左，舍人居右。參照古代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之制，起居郎掌錄皇帝起居法度，起居舍人掌錄皇帝制誥。唐初溫大雅的《大唐創(chuàng)業(yè)起居注》3卷，流傳至今。貞觀時期，起居注官員常由其他官員兼任，稱“知起居注”、“知起居事”。給事中杜正倫、諫議大夫褚遂良等人都曾擔(dān)任過此職。對于起居注官員的“善惡畢書”，唐太宗還是支持的。《慎言語》篇中，杜正倫進諫說修起居注，必然秉筆直書，他非常高興地給予了賞賜。到了貞觀中后期，唐太宗對起居注中的記載，很是好奇，提出想要觀看，被褚遂良拒絕。理由很簡單：起居注若置于皇帝的監(jiān)控之下，必將影響自己的秉筆直錄。秉筆直書是中國史學(xué)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元代戈直為《貞觀政要》作注，前面有個按語，說吳兢“嘗撰《則天實錄》，直言無諱，當(dāng)世之董狐云”(見《貞觀政要序》)。董狐，春秋晉國時史官。公元前607年，晉國大臣趙盾因避晉靈公殺害而出走。還未出境，其族人趙穿殺晉靈公。他認(rèn)為責(zé)任在趙盾，故以“趙盾弒其君”記下此事。董狐被譽為良史。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說，“遷有良史之才”，“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唐代史學(xué)家劉知幾在《史通·直書》中強調(diào)，“君舉必書”，“寧為蘭摧玉折，不作瓦礫長存”。

皇帝不看起居注是一貫的傳統(tǒng)，禇遂良認(rèn)為不能為唐太宗破例。但唐太宗這一念頭并未打消，在第二年對監(jiān)修國史的房玄齡提出觀看的要求。唐太宗強調(diào)自己與古人不同，親看史書是希望能夠觀得失以警戒。房玄齡拗不過，只得把國史刪減，撰成《高祖實錄》、《太宗實錄》呈給唐太宗。不管主觀意圖如何，唐太宗執(zhí)意觀史的行為已經(jīng)對編史工作造成了干擾。這次觀史，唐太宗看到了實錄中對玄武門之變的記載?，F(xiàn)無法獲知，是否房玄齡等人因唐太宗而作出了修改?？傊铺诳吹叫溟T之變的記錄頗為隱晦。唐太宗要求觀本朝國史，諫議大夫朱子奢曾進言勸阻：“陛下獨覽《起居》，于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飾非護短，史官必不免刑誅。如此，則莫不希風(fēng)順旨，全身遠(yuǎn)害，悠悠千載，何所信乎!”(《資治通鑒》卷一九七)唐太宗不因看到負(fù)面記載而誅殺史官，并不代表以后的皇帝也能這樣英明。朱子奢說得很明白，此例一開，必將給后世史官秉筆直書造成可怕的陰影，破壞自古以來史官制度的良好傳統(tǒng)!但唐太宗這回終于沒有聽進去。雖然唐太宗出于對秉筆直書的史官傳統(tǒng)的維護，要求房玄齡“改削浮詞，直書其事”，但由此造成的不良影響也是客觀事實。吳兢不因唐太宗早期的豐功偉業(yè)，而不直錄其晚年的不足。所以說《貞觀政要》是體現(xiàn)了中國史學(xué)優(yōu)良傳統(tǒng)的一本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