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美學要略·學說與流派·以形寫神

漢魏六朝以來一種有影響的美學思想，它揭示了藝術的具體感性形式與本質特征的關系。最早明確提出這種主張的是東晉畫家顧愷之，此后“以形寫神”作為一種藝術表現手段，被歷代藝術家們所引稱。

“以形寫神”反映了藝術表現從外到內、從客體到主體，最后達到全面真實的客觀規律。 “形似”是藝術再現真實性的初等品級，“神似”才是藝術追求的最高境界。而要達到這個最高境界，必須由寫形開始，以至“傳神”，形神兼備，才完成了本質的真實。漢魏以后的許多文藝家都曾對此有過專門論述，如宋代的蘇軾就說過：“十分形神，甚奪真也。”要創造藝術形象，就必須超越“形似”，表現形象的“意氣”和“神韻”，才能奪得其真。

有人還把形與神的關系引申為形式與內容的關系，形式為內容服務，內容依靠形式去表現，二者密不可分。對形、神強調到絕對化的程度，會走上形式主義或者取消文藝本身特點的異路。宋代文學家歐陽炯說： “六法之內，惟形似、氣韻二者為先。有氣韻而無形似，則質勝于文;有形似而無氣韻，則華而不實。”這種認識是很深刻的。“以形寫神”并不是依樣畫葫蘆，而是要再現審美心理中的意象形式，也就是要經過創作主體的過濾、變形、再創造，融進某種主觀情感，既化物又化我，物我一體才能真正達到“寫神”。那種片面追求“形似”的幼稚表現方式，歷來為有識之人所不容。蘇軾曾寫詩述志說， “論畫以形似， 見與兒童鄰”。單純追求形似而忽略傳神的主張，不過是小兒女之見。要做到“以形寫神”，就必須抓住代表人、物的本質特征，這就離不開對人、物細節的選擇以及對其進行典型化、概括化的處理。顧愷之的“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在畫家看來，眼睛最能顯示一個人的內心世界，因此他在實踐中把眼睛作為人物畫成敗優劣的關鍵。顧愷之以神韻為主導思想繪畫理論的提出，可以追溯到兩漢時期有關美學思想的萌芽。西漢淮南王劉安編著的《淮南子》中，曾多次提出藝術表現中形象與神韻的問題。 《淮南子·說山訓》中說： “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悅;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亡焉。”意思說，畫人物不畫出人物的“生氣”，即使畫西施這樣的美人，也不能引起觀者的愉悅;畫孟賁這樣的勇士，哪怕眼睛畫得再大，也不能令人敬畏。因為精神是形貌的主宰，生氣：是形之君，徒具其形，則形無主。東漢的王延壽游魯作《魯靈光殿：賦》，在評述壁上的圖畫時，他說：“寫載其狀，托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備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這里強調寫“狀”，以見天地群生的不同形體，更強調品類物象，深入內里，以“曲得其情”。劉安、王延壽的美學觀點，可以看作是顧愷之“以形寫神”理論的先聲。自從顧愷之提出“以形寫神”的觀點以后，對當時和以后的繪畫實踐以及理論研究都發生了重大的影響，促成了許多有見識的美學觀點的產生，也召喚出不少飽有神韻作品的出現，說明“以形寫神”的見解具有藝術表現上的普遍規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