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賢良對策一 董仲舒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
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強勉之謂也。
道者,所繇適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膚,臧于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弦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
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于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后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謬,失其統也。
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于下,怨惡畜于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
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
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于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于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于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于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迺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
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本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圣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
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并出,刑罰不能勝者,其堤防壞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于國,教庠序以化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圣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跡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后,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圣之道,而顓為自恣茍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余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捍,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后,如朽木糞墻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
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愿治七十余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為政而宜于民者,固當受祿于天。
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注釋〕 迺(nǎi):乃。 強勉:努力、勉勵。 還:迅速。 解:通“懈”,懈怠。 茂:通“懋”,勉力。 繇:通“由”,從、自。 著:顯著。 臧:通“藏”。 筦(guǎn):樂器名。 仆滅:敗亡。 悖:違背。 復:報答。 畔:通“叛”。 繆戾:錯亂、違背。 粹:純粹。 偃:倒下。 甄者:推行教化的人。 徠:歸順。 陰陽:古代哲學概念,《易》“一陰一陽謂之道”。 任:主張。 歲功:一年的收成。 被:遍布。 一元:事物開始泛稱一元。 大始:原始。 殖:繁殖。 孰:通“熟”。 致:達到。 誼主:指知禮儀的君主。 堤防:管束。 太學:古學校名,即國學。 庠序:地方學校。 漸:浸染。 顓:通“專”。 嚚頑:輕狂頑固。 調:協調。 更:重新。 羨:貪圖、想慕。 修飭:整治。
(饒玲一)
〔鑒賞〕漢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在崇尚黃老、菲薄《五經》的太皇太后竇氏死后一年,漢武帝著手推行儒術,他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把各地推舉出的賢良——深通古今治國之道的儒家學者召集到京師,開展極其隆重的策問。
西漢初年經濟凋敝,自高祖至景帝,以黃老清靜無為思想治國,掃除煩苛,與民休息,半個世紀后大見成效,府庫充盈,國力日強,漢帝國已是今非昔比了。但與此同時,歷史積累的問題也突顯出來,如禮樂未興尊卑不顯,諸侯王分裂傾向依然存在,和親退讓政策不能阻止匈奴的屢屢入侵,等等。面對這些問題,以武帝為首的中央政權迫切需要重新確立治國理念,以儒術代替黃老,有為取代無為,以便大展宏圖,大建功業。
漢武帝需要的當然不是《五經》、《論語》、《孟子》等古老詞句的照搬照抄,而是結合漢代實際,經過重新解釋,具有時代特點的儒家思想。當時的儒家學說門派繁多,究竟哪家的理論最適合時代的要求?需要考查。因而,策問除了要達到宣傳的目的,還要完成比較與甄別的任務。在這場策問中董仲舒脫穎而出。
董仲舒是這次接受策問的賢良之首。他是一位《春秋》公羊學者,將儒家思想與陰陽五行以及當時的崇天神學結合在一起,形成獨具特色的董氏理論。在回答武帝提出的三道策問中,精彩扼要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武帝接受他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漢代和整個中國政治史學術史上產生深遠的影響。
在第一道策問中,天人關系是一個重點問題。董仲舒認為,天關懷人君,時時觀察他們的作為,如果積善累德,就會降下祥瑞,加以鼓勵;如有失道之處,便以災害來譴告,以怪異來警懼,以促其改正。只要不是大無道之君,上天總要“扶持而全安之”,只有不知改悔的,才會讓他垮臺。武帝問,天降下懲罰之后,是否會一直持續下去,無論人主改與不改?董氏認為不是這樣,一切都在人的努力,衰敗的周朝經宣王的努力得以中興,這就證明“治亂興廢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總之,“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天雖然有極大權能與威力,但它決不隨意禍福人君,人的命運實際上是由自己決定的。
治國之道是另一重點。董仲舒說:“道者,所由適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以仁義禮樂為道,既與道家劃清了界限,也與法家顯出不同。在道家看來,天下事無可為,無為自然優于仁義禮樂,后者特別是其中的禮樂,乃是危害天下的東西,它在人們中間分出貧富貴賤,必然引發爭奪與陰謀、暴力,是天下禍亂的根源。但是董仲舒堅持認為,君臣父子夫婦乃是天定的秩序,禮樂使人遵守這個秩序,如能加強教化使人心安于此,即使王道小有缺失,也可保江山無虞。在法家看來,天下必須用法、術、勢加以控制,賞罰則是最有力的工具,要治國決不能依靠儒家的仁愛、教化。董仲舒把與儒法分歧概括為作任德與任刑的對立,以為天是任陽不任陰的,所以人君就應該依照這個法則,在政治活動中任德不任刑。實施德政,重視教化,就可以爭取到人心,這是長治久安的關鍵。
董仲舒說:“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春秋繁露·玉杯》)他極力維護君主專制,但也知道無限的君權是危險的,只好抬出天來對君權加以控制。這是董氏體系的優點,也是它的缺點。神道設教是儒家公開的秘密,皇帝當然知道天是怎么回事。上天的控制僅在他認為有利,或在能夠容忍的限度之內才是允許的,否則他就會將它一腳踢開。董仲舒在受到重用之后常談災異,沒有犯過忌諱。但他有一篇談災異的舊稿,一直收藏在家。有一同僚為了害他,將此稿偷出,呈給漢武帝。這次大概是犯了忌諱,漢武帝讀罷大怒,召集儒者前來評說,董仲舒的一位弟子不知是本師所寫,說是“大愚”。于是把董仲舒下了詔獄,問成死罪。后來,漢武帝念他尊儒有功,饒他不死。但是,從此董仲舒再也不敢談論災異了。歷代儒者都想用天來限制君權,但效果總是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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