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歐陽修

【原文】：

稽治古之敦化，仰圣人之作君，務藏珠而弗寶，俾在淵而可分。效乎至珍，雖稀世而弗產(chǎn)。棄于無用，媲還浦以悠閑。得外篇之寓言，述臨民之致理：將革紛華于愉俗，復芚愚于赤子。謂非欲以自化，則爭心之不起。

蓋賤貨者為貴德之義，敦本者由抑末而始。示不復用，雖可寶而奚為?舍之則藏，秘諸淵而有以。誠由窒民情者在杜其漸，防世欲者必藏其機。使嗜欲不得以外誘，則淳樸于焉而可歸。將抵璧以同議，諒彈雀而誠非。照乘無庸，盡遺碕岸之側(cè)；連城奚取，皆沉媚水之輝。用能崇儉，德以外昭，復淳風而有謂。民心樸以歸本，物產(chǎn)全而靡費。珍雖無脛，俾臨淵而盡除。事異暗投，永沉川而不貴。

然而道既散則民薄，風一澆而樸殘。玩好既紛乎外役，質(zhì)素無由而內(nèi)安。故我斥乃珍奇之用，絕乎侈靡之端。將令物遂乎生，老蚌蔑剖胎之患；民知非尚，驪龍無探頷之難。是則恢至治之風，揚淳古之式。不寶于遠，則知用物之足；不見其欲，則無亂心之惑。上茍賤于所好，下豈求于難得?是雖寶也，將去泰而去奢，從而屏之，使不知而不識。彼捐金者由是類矣，摘玉者可同言之。

諒率歸于至理，實大化于無為。致爾漢皋之濱，各全其本，雖有淮之產(chǎn)，無得而窺。自然道著不貪，時無異物。民用遵乎至儉，地寶蕃而不屈。所以虞舜垂衣，亦由斯而弗咈。

【譯文】：

考察古代治世的淳樸風尚，令人敬慕的人做君主，必定是藏起珍珠而不把它當成寶物炫耀，使它在深水中得到滋生繁衍。對最好的珍寶一味追求，雖然它在世上稀少但也不能出產(chǎn)；而拋棄它不使用，又等于讓它返回水中逍遙自在了。我得到古書外篇中有寄托的寓言，講述了治理百姓的精深道理：要革除世俗之人愉悅的繁華盛麗，在子民百姓中恢復謙謹溫厚，對非分的欲念自己能去掉，就使爭斗之心不能引起。

輕視財物的人是因為重視道德義理，篤重本分的人是從抑制微利開始的。顯示出珍珠而不再使用，雖然值得珍貴又有什么用呢?不使用它就把它隱藏起來，將它放到深水中是有原因的。確實，抑制百姓怨情的人，要防微杜漸；防止世人欲望的人，必然要隱藏事物的真相。使嗜好欲望不能因此受到外界的誘惑，那么淳樸的風氣便由此得以歸復了。如果人們對唐堯抵制玉璧共同贊揚，料想用彈丸射雀也就確實不對了。照乘這樣的寶珠也就無用了，都遺失在曲折岸邊的一側(cè)；價值連城的珍寶有何可取，光輝都沉沒在水中去了。用度能崇尚節(jié)儉，仁德就會顯示在外，恢復淳樸風氣就有了實現(xiàn)的可能。百姓思想返樸歸真，本土的物品雖齊全，卻不奢靡。珍寶雖然沒有腿可以行走，但使它們進入深淵，就能徹底克服這種局限。如果明珠暗投，珍寶就永遠沉在深水里，再也不貴重了。

然而道德既已淪喪就使百姓浮淺，風氣一旦澆薄，淳樸就被毀壞。賞玩嗜好的物品紛紛在外面使用，就沒有辦法保持本性而達到內(nèi)心安穩(wěn)。因此我斥責那些稀少奇異的玩物的使用，斷絕這種奢侈浪費的開端。要是讓珍珠一類東西順乎生長，老蚌也就不會有剖開胎殼的憂患；百姓知道不應該追求時尚，驪龍也就沒有遭到探頷取珠的劫難。這樣就能恢復完美政治的風氣，弘揚古老淳樸的社會模式。對于遠離自己的寶物不看成寶貝，就會知道所用之物已足夠用；不因見到寶物而產(chǎn)生貪欲，就沒有擾亂心思的迷惑。君王您如果能輕視所喜好的寶物，下面的人哪里能求得難得的東西呢?珍珠雖然是寶貝，如果除去驕縱，除去奢侈，從而放棄它，不如使人不知道不認得它。對那獻出黃金的人也是這樣，對摘下白玉的人也同此對待。

料想都信仰這宇宙的至理以后，就會實現(xiàn)無為而治的德政教化的理想。要使這漢皋山的水邊，生物各個保全它們的本性，雖然有淮夷珠的出產(chǎn)，卻也不想得到它而窺視，人們的道德自然不會顯示貪婪，時下就無所謂奇異的寶物。只要百姓所用遵循最儉樸的信條，才使地里藏有眾多寶物也不會去挖掘。虞和舜能靠德政實現(xiàn)無為而治的原因，也是因為這個道理而不曾違背。

【評介】：

歐陽修的《藏珠于淵賦》屬賦發(fā)展第四期的文賦，也有稱為近體賦的。

根據(jù)《歐陽文忠公集》原賦題目上所加“殿試”二字，可知這是歐陽修經(jīng)禮部試后參加由皇帝主持的最高一級考試時，當場寫下的。而歐陽修是仁宗八年(1030)中進士，那年他二十三歲。由此可知，此賦是歐陽修年輕時代未任官職前的作品。又據(jù)原題下所加“君子非貴難得之物”一行字和宋代殿試承唐高宗時余緒加試詩、賦以策論，可知實際這是一篇以賦體寫成的陳述政見的議論散文，因此清代編的《歷代賦匯》才把它列入“治道”類。

賦的開始由對待珍珠三種態(tài)度引出作者的政見。三種態(tài)度一是古代的“務藏珠而弗寶，俾在淵而可兮”，二、三是現(xiàn)在的“效乎至珍，雖稀世而弗產(chǎn)”和“棄于無用，媲還浦以悠閑”，作者贊賞“圣人之作君”是藏起珍珠不當成寶物來炫耀，使珍珠在深水中能得以滋生繁衍，而對現(xiàn)在的一味效仿追求，雖然珍珠稀少也不能再生出來了的作法，現(xiàn)在的拋棄珍珠不用等于讓珍珠返回水中逍遙自在的作法，都認為不對。簡單說就是贊賞藏珠備用，反對效珠空用和棄珠不用。由此引出的政見是“將革紛華于愉俗，復芚愚于赤子。謂非欲以自化，則爭心之不起”，要在當前一片愉悅俗氣中革除繁華盛麗，還要在子民百姓中恢復謙謹溫厚，對錯誤的欲望自己能去掉，就使爭斗之心不能引起了。這就像議論文中的論點，由表面對待珍珠的三種態(tài)度引到實質(zhì)性的主旨上來。作者陳述己見是大膽的，但也用了“障眼法”：“得外篇之寓言，述臨民之致理”。在古書中表達宗旨的為內(nèi)篇，有所發(fā)揮的為外篇，寓言指有所寄托的話。作者這樣寫，既準確表達了政見，又使自己的立論有根有據(jù)，表現(xiàn)了雖年輕但成熟的歐陽修敢說善說的特點。

作者在以賦的形式具體論述時，首先抓住“賤貨者”的義舉和“敦本者”的形成，展開了一波三折的反復陳說。他認為，輕視財物的人能實行重視道德的義理，誠實本分的人都是由抑制微小的私利開始的。他假設如果“窒民情者”，也就是上面，能做到對私欲防微杜漸，那么“防世欲者”，也就是下面，就會隱蔽自己的私欲了，上下都使嗜好欲望不受外界的誘惑，“則淳樸于焉而可歸”。到那時就會出現(xiàn)像唐堯那樣以抵制玉璧而同議，以發(fā)丸射擊鳥雀為錯誤，光亮能照明車輛的寶珠也無人去追求，“盡遺碕岸之側(cè)”；價值連城的寶物又到哪里去取，“皆沉媚水之輝”。這里用了唐堯“抵璧捐金”和漢宣帝下令勿“撾巢探卵，彈射飛鳥”的兩個典故，意在說明大自玉璧，小至鳥卵的非份欲念都不應該有。結(jié)論自然是“用能崇儉，德以外昭，復淳風而有謂。民心樸以歸本，物產(chǎn)全而靡費”。實際上說給皇帝聽的：您的用度能儉樸，您的德行就會傳揚，國民的淳樸風氣也會形成，百姓的思想純樸返回本源注重生產(chǎn)，本土的產(chǎn)品也就齊全而又沒有浪費了。由“用”說到“德”，說到“淳風”、“民心”、“物產(chǎn)”，層遞加深，可說是一付療治宋初“積貧積弱”沉疴的良藥。

作者又一反一正來論述自己的政見，并且明確建議皇帝應該怎樣去做。反面論述是“然而道既散民薄，風一澆而樸殘。玩好既紛乎外役，質(zhì)素無由而內(nèi)安。故我斥乃珍奇之用，絕乎侈靡之端”，政治上一失道，當然百姓就浮華；風氣一澆薄，淳樸就散失。稀奇古怪的“玩好”到處充斥，使作者不能不憤慨地加以痛斥。這好像說的是一種假設情況，實際上對當時是極有針對性的。北宋初，效仿外邦奇物的皇帝有之，愛好踢球的王爺有之，搜羅花石綱的太師有之，這能說不是“玩好既紛乎外役”嗎?又正面論述，先用“老蚌生珠”和“探驪得珠”的典故。“老蚌生珠”原是稱譽人有賢子，源出《三國志·魏書》，孔融寫信給韋端，說他的一個兒子韋康是“偉世之器”，另一個兒子韋誕是“保家之主”，“不意雙珠，近出老蚌”。賦中用的是字面意思，珍珠本來是在蚌殼內(nèi)生成的，如果讓珍珠一類東西順乎生長，即使老蚌也會高興的，也會生出很多珍珠來的，這里暗指要愛惜民力、物力、財力，不可用盡。“探驪得珠”的典故，源出《莊子·列御寇》一則寓言，說深淵中有驪龍，頷下有千金之珠，欲得之甚難，后來就說詩文能得命題精蘊為探驪得珠。賦中句意是如果百姓知道不應該追求時尚，那么誰也不會探龍頷取珠了，驪龍也就無劫難了，用的也是字面意思。正面論述的結(jié)論是“是則恢至治之風，揚淳古之式。不寶于遠，則知用物之足。不見其欲，則無亂心之惑。”直接對皇帝的建議，寫得很坦率，直截了當。開頭兩句“上茍賤于所好，下豈求于難得”，很明顯對皇帝提出要求；后面幾句“是雖寶也，將去泰而去奢；從而屏之，使不知而不識”，雖然是泛指，也應看成包括皇帝。

賦還料想自己的政見如果得以實現(xiàn)，就會出現(xiàn)政治清明的景象，那就是“歸于至理”，“大化于無為”，歸于最好的政治，就能以德政感化人們，生物也“各全其本”，社會上也“自然道著不貪，時無異物”，落實到“民用遵乎至儉，地寶蕃而不屈，”最后以“虞舜垂衣”之典有力收束。據(jù)說虞和舜都穿著下垂的寬大衣服，以德治天下。

作者通過藏珠于淵的寄寓，實際陳述、論說了國家應該倡導恢復淳樸的世風、民風，應該養(yǎng)精蓄銳、積物累財，以備使用的政治觀點，同時反對追求時尚和奢侈浪費，表現(xiàn)了青年歐陽修的真知卓見。這樣的見解，在當時北宋初冗兵冗吏，積貧積弱的現(xiàn)實下，極有進步性，即使對今天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也很有借鑒意義。

歐陽修曾和慶歷新政的倡導者范仲淹有所交往，贊同改革弊政，他又是“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的人，殿試時也是如此，這和他的一貫主張和人格是相一致的。在《準詔言事上書》中他曾說：“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惡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賴者民力，今民力盡矣；所須者財用，今財用乏矣”，又說“然財豐矣，取之無限而用之無度，則下蓋屈而上益勞”，據(jù)此我們可以窺探當時的財政的概況和歐陽修的為人，也為此賦提供了最好的注腳。

當然，歐陽修只能是從儒家觀點出發(fā)，為君、為封建的專制國家長治久安著想，做一個“補天”派，這是歷史的局限所造成的。

歐陽修平生作賦不多，但各有特色，如《秋聲賦》的激情迭蕩，《述夢賦》的恍忽迷離。此賦寫作特點是議論風生，這也是宋人愛以論入詩、入詞，在賦中的表現(xiàn)吧，雖說不如蘇軾《赤壁賦》那樣具備文賦的典型特征，也是全篇貫串了散文的氣勢，灑脫自如，極少限制，波瀾迭起，咄咄逼人。